同治六年（1867年），已经成为贵州按察使的席宝田奉命率湘军两万人参与镇压贵州苗民起义，其中苏元春领中军赴黔东，进逼苗军要寨荆竹园，至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将其攻破。清廷赐号“健勇巴图鲁”。他多次攻克险要之处，所部以锐勇著称。先奉旨以副将任用，加总兵衔，赏换勇号“锐勇巴图鲁”。

同治八年（1869年），分统右路各营，击败进攻镇远的思州起义军，趁势攻取清江（今贵州剑河）。同年，记名按察使黄润昌等所率的湘军一万余人在黄飘（今贵州黄平东南）峡谷中伏，全军覆没。苏元春领军驰援，亦败退，遭“吏议”，因在随后攻克施秉，这才被复官。

同治九年（1870年）三月，席宝田分兵四路攻陷施洞，苏元春作为其中一路军。九月，又追击撤退至九股河的苗军。改号“法什尚阿勇巴图鲁”。十月，继续进逼台拱（今贵州台江），收复养开、南庄等地，苗人首领大五、包大肚、九大白等败走。随后加提督衔。

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苏元春等破汪江苗兵各寨。三月至四月间，协助席宝田攻下丹江（今贵州雷山）、凯里等地。到年底，陆续攻陷黄飘、白堡，打通驿道。因功被赏穿黄马褂。

同治十一年（1872年），奉湖南巡抚王文韶檄，统“毅新”水陆各营。循清水南下，所至皆胜。四月，与龚继昌、唐本有、谢兰阶等分三路合击苗军于乌鸦坡，阵斩苗军首领九大白、岩大五；苗军首领张秀眉、金大五、杨大六等被俘。苗军余部企图北上，被黔军在河岸边拦截，苏元春纵兵自苗军中杀入，将其军分割为两部分，斩首数千级，降服三万余人。自此，贵州苗民起义基本平息。苏元春奉命留在当地安抚降人，稳定秩序。清廷论功，封其为云骑尉。不久率部攻杀苗民军余部，到贵州全省平定后，获赐头品顶戴。

光绪初年，苏元春再度出兵讨平六硐及江华瑶民起义，受清廷赏赐。

光绪四年（1878年），苏元春奉调回湖南永州驻防。

光绪九年（1883年）冬，法国加紧侵略越南阮朝，志在得越“以窥滇、粤之险，而通楚、蜀之路”，威胁西南地区安全。清廷应越南政府之请，出兵援越抗法。

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驻越清军在越南战场的山西、北宁两翼，相继溃败，法军挥师北上，势甚猖獗，广西边防吃紧。在新任广西巡抚潘鼎新的奏请下，苏元春奉调率所部毅新军自湖南驰赴广西关外。闺五月，署广西提督。六月，法国蓄意扩大侵略战争，在中国东南沿海挑起战端。七月初三日（8月23日），法舰突袭福建马尾军港。初六日（8月12日），清廷下诏对法宣战。苏元春率“毅新”“镇南”各营自坚老、谷松进至船头。八月，苏元春探知法军在越北东线重要战略据点、与船头隔河相望的陆岸上下游一带，列泊战船，赶筑炮台，添兵把守，决计出奇兵“先发制之”，遂定三路进兵之策。十四日（9月3日），苏元春率军亲临陆岸对河，指挥奋击。其中一路直取炮台，攻击法艇。法军无备，负隅顽抗，激战数时，夺路狼狈溃逃。讵料苏元春预先部署好的其他两路劲旅，突然杀出，一路拦截逃敌，一路迎击救援法艇。法军计无所施，被迫退出陆岸。苏元春军首战告捷，毙伤法军百余人，击沉法艇一艘，平毁陆岸炮台。十八日（9月7日），法军再度出动战船四艘，水陆并进，在船头附近发动攻势。苏元春与总兵陈嘉兵分两路，血战数时，法军颇有伤亡，统兵官毙命，余众夺尸而逃。此后法军不敢轻进，连日以大炮隔河遥击，苏元春军“坚不少动”，勇猛还击。相持至二十二日（9月11日）天明，法军大举反扑，苏元春、陈嘉巧妙指挥各营三路出击，并亲自燃炮，向法军队伍密集处射击。全军将士冒着法军的猛烈炮火，冲入敌阵，奋力拼杀，无不以一当百。激战竟日，终于大败法军于船头，收复陆岸县城。与此同时，方友升部清军顽强抗击进犯郎甲的法国侵略军，后因众寡悬殊，被迫撤出郎甲。郎甲失守后，苏元春军自动撤出船头。数日这间，东线法军在船头、郎甲消耗大量有生力量，士气大沮，直至年底无力发动攻势。苏元春“以孤军当劲敌，允称强将”，清廷遂以其“力战屡胜，奋勇可嘉”，命帮办潘鼎新军务。不久，又以其“勇略冠群”，诏赐骑都尉世职。十月，进攻纸作社法军，设伏兵击之，毙法军百余人。

尔后，法国大举派遣军队来华，并将其全部援军的三分之二投入地近广西的越北东线战场。十二月，法军统帅波里也纠集两个旅团一万六千多兵力，在东线发动攻势，企图直犯谅山，叩关而入，以战胁和。十九日（1885年2月3日），法军利用清军分兵把口难于协同作战的弱点，以重兵猛攻中路苏元春军防地谷松。苏元春率军顽强抵抗，但终因孤军无援，力竭而退。由于东线清军统帅潘鼎新调度失误，又畏敌怯战，临阵溃逃，使得法军长驱直入，占据谅山，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日（1885年2月23日）又攻陷镇南关（今友谊关）。苏元春军退驻关内二十里的幕府。

镇南关失陷后，广西全省大震，逃军难民蔽江西下，各地纷纷告急。在危急时刻，原广西提督冯子材在张之洞、彭玉麟等奏请下，奉旨帮办广西关外军务，率所部“萃军”开赴镇南关前线。时前线大军云集，苏元春等将领以冯子材“威望素著”，“开诚推重”。冯子材就任前敌主帅，重新部署战守，深沟高垒，周密设防，以所部及王孝祺“勤军”当中路，扼守关前隘长墙；苏元春、陈嘉军仍驻幕府，以备策应中路前军。各军遥相呼应，严阵以待。二十八日（3月14日），苏元春率军赶赴镇南关西北的艽葑（今广西七溪）截敌，与驻扣波的萃军配合作战，粉碎了法军绕道关后、西犯龙州、合击清军手关内的图谋，解除了清军关前大战的后顾之忧。苏元春军回驻幕府。二月初五，六日（3月21、22日），萃、勤两军先发制敌，攻袭文渊（即同登，距镇南关四公里），苏元春积极应援。初七日（3月23日）晨，法军倾巢来犯，分三路入关，直扑关前隘（镇南关后四公里）。冯子材飞商苏元春，嘱其“自后接应”。法军拼命争夺东岭，企图攻占东岭，一举突破清军所筑联结东西两面高山，横断关道的关前隘长墙。战至下午，法军先后攻据东岭三垒，形势险恶。恰在此时，苏元春率主力兼程赶到，立即上岭拒敌，与各军合力夹击，终于遏制住法军的凶猛攻势。初八日（3月24日），法军以中路为主力猛攻长墙，两翼沿东、西两岭向左右包抄，“队如山立，连环迭进”。苏元春助冯子材当中路前敌，坐镇关前隘，激励将士誓与长墙共存亡，屡次击退法军进攻。最后迫使法军将领尼格里撤退。在冯子材的指挥下，清军乘胜追敌出关，于初十日（3月26日）收复文渊。十二日（3月28日），进驻巴坪，营垒未备，法军大股来犯。冯子材、苏元春督率各军分三路迎战，士气昂奋，当中路在界排与法军激战方酣，左右伏兵齐出，冯子材、苏元春跃马入阵，将士蜂拥而前，法军奔溃，退入谅山北岸驱驴墟，恃固垒顽抗。诸军“以正兵明攻驱驴，出奇兵暗取谅山”。十三日（3月29日），克复谅山。不久后又以破竹之势，连克屯梅、谷松、观音桥（法方称北黎），“悉反侵地”。苏元春为整个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诚如彭玉麟等奏称：关前之战，“非苏元春往援，陈嘉、蒋宗汉力拒东岭，冯军亦将不支”。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二十二日（4月7日），清廷下令停战撤兵，苏元春奉命收兵入关，驻守凭祥。三月，奉旨督办广西边防，负责居中调度。五月，清廷因苏元春“屡获大胜，调度有方”，于同年五月正式授苏元春为广西提督，晋封三等轻车都尉世职，改号“额尔德额巴图鲁”。

中法战争结束后，法国侵占越南，广西边陲强邻迫境。苏元春身膺疆寄，统率边军分守沿边各要隘，殚思极虑，孜孜于广西边防建设。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下半年起，着手在桂越边境广西一侧的崇山峻岭、密林深谷之中，悬崖峭壁之上，营建规模巨大的广西边防工程。按照“路宽者筑台安炮，路窄者设卡安濠，甚僻者掘断禁阻，戍所预造地营”的建设方针，率领广大守边将士，动员沿边各族人民，重建镇南关城，新筑龙州城垣，在险要的高山、关口兴建炮台，配置重炮；建立边防指挥中心——大小连城；凿险径，筑路千余里；浚河道，改善水路交通运输，军、民皆利。边关军民“出入于蛮烟瘴雨之下，往来于累岩重冈之上”，艰苦备尝。苏元春“事必亲躬，不辞劳苦”，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这一艰巨浩繁的工程基本竣工。同时，鉴于边关“人迹罕到，食息荒凉”的状况，苏元春积极移民屯垦实边，开辟圩镇，创办制造局（厂），鼓励边民努力从事生产，发展边关经济。所有这些措施，对于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抵御外侮，保卫边疆和巩固国防都起了一定积极作用。“边军艰苦，人皆视为畏途”，苏元春镇守边关前后凡十九年，为广西边防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光绪帝万寿庆典，赏加苏元春太子少保衔。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慈禧太后六旬大寿，进封二等轻车都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法国赠给苏元春三等荣光宝星（勋章），清廷下旨准其收受佩带。

广西边防建设工程结束后，苏元春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奉命进京觐见，得到“紫禁城内骑马”的荣誉。此时，法国谋求租借广州湾（今广东湛江港）。正在京城的苏元春被任命为广州湾勘界大臣，与法国谈判。清政府一味满足法国的野心，反复强调“熟权轻重利害，可了则了”。苏元春遂以上年法国在两次换文中迫使清政府所应允的条款为蓝本，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与法国签订屈辱的《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予法国，租期九十九年。

边防建设需费甚巨，当时清廷无力支付，广东、湖北、湖南三省协饷又连年欠支，广西饷源早已告匮，加上苏元春增兵不增饷，以致经费奇缺。苏元春虽想方设法自筹经费，开源节流，却仍不能解决问题，不得不挪用“存饷”，“凡所设施不足、移十二万济之”。而边军缺饷日久，纪律渐弛，常以索饷哗变，苏元春不能控制。

为防尾大不掉，清廷欲将苏元春调至江南训练新军，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又命其与湖北提督夏毓秀对调，均因当时广西会党、游勇汹涌澎湃，需要久历战阵的苏元春弹压，调动未成。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王之春就任广西巡抚后，与苏元春不睦，便弹劾苏元春“日久玩忽，侈然自大……通匪济匪，弊难数举，游匪之乱，苏始酿之”。未几，御史周树模亦劾苏元春征剿会党、游勇不力。于是，清廷谕令新任两广总督岑春煊查办苏元春案。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本与苏元春有过节的岑春煊在“纵兵殃民”的基础上，奏苏元春克扣兵饷、题诗造反。苏元春遂被革职，锒铛入狱。入狱后，苏元春自我辩白申冤，还有不少人为之上书辩诬，清廷均未采纳。最初，邢部拟定斩监候。光绪三十年（1904年），复由刑部查明，苏元春侵吞的款项被查明是因公事挪借，且有应领的款项可以画抵，故不再追缴；其死罪被减等，改为发配新疆充军。苏元春服刑时，年届花甲，尚无子嗣，拜把兄弟袁世凯送一婢女王氏给他为妻。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甘肃新疆巡抚联魁因苏元春“老于军事”，奏请委任他为新军教练处参议官，但清廷以苏元春“获咎甚重”为由，不允其请。

苏元春以花甲之年，无论酷暑严冬，始终随军出入，言传身教。在他服刑期间，御史李灼华上疏述其冤情，清廷令新任两广总督张人骏复核，结果证明苏元春系蒙冤受诬。张人骏请求“保全元春末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已服役四年多的苏元春获准回乡。但他已因阅操受寒，触发旧伤，卧床不起。同年十一月，苏元春病逝于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住所。他死后因贫困，竟无法入殓，最后由新疆布政使王树枏出面负责治丧。王氏携苏元春未满周岁的儿子苏承赐扶柩归葬于贵州镇远羊坪（今贵州省岑巩县新兴城区对面羊坪苏家坡上）。

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因之前联魁奏请，清廷下诏为苏元春平反，开复原官，并将其生平战功交付史馆立传。

光绪十年（1884年），苏元春署任广西提督，统带毅新军出关援越抗法，“驻谷松，取陆岸，鏖战五昼夜”。10月，苏元春在尼村抗击法军。12月16日，率部在纸作社伏击法军。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法军进占越南北圻重镇谅山，潘鼎新不战自溃，苏元春兵败，退回凭祥。2月25日，法军从谅山北上，夺得镇南关后将其炸毁，扬长而去。潘鼎新溃败后，清廷命苏元春主持广西军事，原广西提督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苏元春协助冯子材指挥战斗，团结阵前桂、湘、鄂、淮各军，在关前隘（位于镇南关内10里处）构筑长墙，分兵三路，择险扼守，随时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当法军仗着优良装备，从越南文渊北上进犯镇南关，直逼关前隘时，清军分路出击，与法军短兵相接，血战两昼夜，最后迫使法军将领尼格里撤退。清军乘胜南下，攻克文渊、谅山诸城，取得了近代中国抗击列强入侵战争中一次重大的胜利。

苏元春在广西边境督边达十九年之久，开发边境，固守边防，为西南边陲的长期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法战争后，清廷在广西设置了边防督办，命广西提督苏元春专司其事，统率边防军二十营分守沿边各要隘。他在尔后十余年间统军镇守边疆，分头部署兵力，严加整顿，督饬操练；并用十余年的时间重建了镇南关；一手筑造了大小连城；修筑了以龙州为中心的千里军路运输网；还建筑了沿边界线炮台。

为了便于军事调度，苏元春奉命将广西提督府从柳州移至边关龙州，修筑了龙州城，并建两个提督行署——龙州城西北4000米处的小连城（又名“小垒城”）和凭祥东郊的大连城，使之成为广西全边军事指挥中心。

本着分兵把守的原则，苏元春将防军分为若干部分，分守边防线：以王孝祺、唐景崧所部驻彬桥、水口关等地，拱卫龙州大本营；以陈嘉所部镇守镇南关，以方友升、蒋宗汉所部把守关前隘，是为中路；以王德榜所部驻扎油隘，为守军东路；以马盛治所部驻平孟、龙邦各隘；以蔡简宸驻扎百南、那坡，构成西路防军；将冯子材所部赶回钦廉（时属广东），守备当地海陆边防。

炮台建设是苏元春建设广西边防计划中的主体工程。炮台分两批建设，第一批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朝廷同意，将广东续借洋款余存的白银10万两，作为广西边防军费用来购买克虏伯大炮和田鸡炮。苏元春在得到首批炮款后，立即根据勘探的地形情况，以镇南关、水口关、平而关和龙州、大小连城为中心，在中心周围龙州、凭祥两地的公母山、将山、白云岭、青山、金鸡山、大小连城等山岭，剖削山顶，在上面建设炮台。

光绪十五年（1889年），由于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开筑铁路，绕避镇南关前各隘，并将军资登船登陆龙州白榄村建站屯货，镇南关反被包夹在法人势力中间。有感法人动向不明，苏元春与张之洞商议，由张之洞出面，奏请清廷增加20门克虏伯大炮，每门炮再各配置弹药100颗。由苏元春根据地形酌情分布在各炮台中。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在收到首笔拨解款后，第二批炮台修筑开始动工。由于之前修筑的炮台部分间隔过远，苏元春决定再选择险要处所，另行修筑14座炮台。大炮台建筑在宁明、凭祥、龙州和靖西等县的要隘山巅上，居高凭险、易守难攻。这些炮台用大石堆砌而成，内有炮台、兵营、弹药室和粮仓等，属于小型军城。

因边防线过长，各座大炮台不能有效地控遏险要。苏元春在考察地形后，在沿边各处的高山峻岭和险要之地增设了二、三号炮台和碉堡，与各大炮台互为犄角。小炮台拱卫大炮台，大炮台保护小炮台。在沿边炮台的建设上，他可谓是倾注了心力。由于朝廷和督抚拨付的费用不足以支撑炮台修筑的所有费用。苏元春将自己的提督官俸贴补，甚至将贵州的田产变卖用于炮台修筑。修筑炮台的劳力主要是边防军士兵、工匠和民夫，修筑时全靠人力，手拉肩扛背负，将千斤重的石块拉上千米高山之巅，其艰辛“有难尽以言语形容者”。

广西炮台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筑造，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结束，历时15年。共计建筑炮台165座，其中大炮台34座，中炮台48座，碉堡83座。镇南关右辅山共有三个炮台，镇南大炮台、镇北大炮台、镇中大炮台。镇南关是广西边防的重心，炮台的配置炮较多较好。但广西边防的火炮数量过少，难以承担战争所需的火力，很容易被敌人火力压制。同时，边防炮台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即弹药存量极少，使炮兵难以试炮操练。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清廷谕令两广总督谭钟麟拣派熟悉工程的干员赴龙州查勘。谭钟麟即派广东候补道萧丙堃前往查验，萧丙堃查勘后称赞沿边炮台“委系工程料实，远近形势相连，大小高下得法，规模大备，战守有资”。可见其建设成果。

苏元春在加强边防工程建设的同时，亦加强边防军的日常训练。广西巡抚马丕瑶在巡视苏元春所部之时，发现“各阵方圆散整无不指挥如意，定如山立，动如波涌，变化灵捷”，大加赞赏，认为“其军容之严肃，气势之广博，枪炮之齐声，金鼓之应节”，必定是十余年“精心选练”的成果。此言虽为溢美之辞，但仍可窥见苏元春治军的成绩。

此外，作为广西军事的主要负责人，苏元春在重视边防建设的同时，也力谋解决不断加剧的“匪患”问题。他采取了剿抚并施：对于那些严重影响边民生产与生活，严重危害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匪类，坚决镇压；对于那些因战后被遣散、生活无着而四处漂泊的游勇，力主招抚。在苏元春驻守边防的近二十年里，大部分时段广西边疆地区社会较为安宁。

苏元春在加强边防军事建设的同时，也高度重视运用发展经济的手段来加强边防建设。为此，他进行了几个方面的活动。

1.修筑千里军行道：中法战争之后，苏元春多方筹措资金，历时十年，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建成以龙州、凭祥为中心的长达500多公里的军事公路运输网，使边防军路纵横交错，网络相连，畅通无阻。

2.改良水路运输：苏元春积极引进车船，成立“邕龙利济局”，疏浚左江及明江的世耀滩，以改善水运状况。

1.引导民众种植八角：八角树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广西边疆地区是重要产区。在了解法国商人对八角及其衍生产品茴油较大的需求之后，苏元春与蔡希邠通力合作，动员边疆人民大量种植八角树，然后将八角熬成茴油出卖。在苏元春等人的努力下，八角在广西边疆地区尤其是龙州、凭祥、宁明等广泛种植，茴油也成为该地区物产之大宗。据地方志记载，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龙州的出口货物已经形成了“以糖、豆、八角油为大宗，黄草、蛤、牛皮、木棉花等次之”的格局。

2.开采煤矿，兴办实业：广西边境地区思乐的百麓、弄良以及上思的渌欲等地分布有煤矿。苏元春通过招标的方式对这些资源加以开采，以供给军队和地方需要；还在龙州设置军装局，既满足军需，又使地方经济受益。自苏元春“创设军装局招徒受（授）艺，人民始有机器之学”，边民的观念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广西边境地区地旷人稀，经济落后，为促进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苏元春采取移民实边的办法，以增加边境地区人口数量。一方面鼓励边防军家属落户边疆，另一方面到桂东、桂南等人口稠密的地区招引民众移居边疆，此外，还积极安置游勇。对凡愿意移居边疆者，当地政府都“计口授田，给资搭盖茅屋，酌发牛种农具，责领耕种”,移居之人在“未经收获之先，仍量予盐米”，使其生活有所保障。在苏元春等人的努力下，不断有内地人移居边疆，移民取得明显的成效，广西边疆地区人口得以增加。此外，移民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生产观念和生产技术，推动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

苏元春督边之后，为活跃边疆经济，巩固边防，曾在边疆地区开辟多处圩场，可是，边民却无意赶圩。为吸引边民来赶圩，他对来赶圩者，每人“发给一两文钱”。通过苏元春的努力，广西边疆地区出现归顺的葛麻圩、镇边的平孟圩、凭祥的大连城和隘口、下雷的硕龙圩、龙州的布局圩、水口圩、峒桂圩等一批集市。

在苏元春等人的努力下，广西边疆地区经济取得明显的发展。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龙州关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2571两白银；光绪二十年（1894年），增长到153133两白银；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进一步增长为164494两白银。在十二年间，龙州关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超过12倍。

中法战争后，张罗澄在《越南事平作》中认为镇南关之战，“是役以王方伯德榜为首功，次冯子材、苏元春”。

常曜宇等：“他如冯子才、雷正绾之耆勋宿将，苏元春之熟悉洋仗，岑毓宝之文武兼资，娄云庆之可以统湘军，王孝祺之可以统淮军，皆未可置之间地。”

光绪帝：“苏元春忠勇性成，威望素著。”

张之洞：“谅山一战，法兵至今不敢越广西界一步。元春功甚大，何可杀也。”

高楠：“谅山战胜，法人畏中国兵威，至今不敢越广西界，此元春之功。”

联魁：“元春身经百战，屡受创伤，背上及左膝盖，两弹皆深陷骨里。因阅操感寒，触发旧伤，遂至不起。为将数十年，不事家人生产，薪俸所入，尽以分赡部曲。出关时行李萧然，别无长物、身后无以为敛。仅余亲生一子苏承赐，尚未弥岁，一切敛[殓]身之具，皆官为照料。”

洪弃生：“粤中大将冯子材，矍铄横矛军中来，身率二子为死战，后劲苏（元春）王（德榜、孝祺）冲陈开。老臣健将争奋袂，扫荡佛军如尘埃。军锋正利军心锐，廷臣许和事已哉。”

赵尔巽等《清史稿》：

高树：“越裳西附有强邻，一战谅山国愤伸。何事欲诛檀道济，黄门抗疏救功臣。”

刘体仁：“苏元春，湘军旧将，所谓依草附木，因人成事者也。”

夏仁虎：“苏于越南之役颇著声威……。”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甲申中法之役，苏元春偕冯子材、王德榜、王孝祺等大败法军于谅山，兵威大振，为我国对外光荣之一战。……苏固宿将，晚年暮气已深，致堕休名。以情罪论，诛之亦不为过。而对外战功，不可磨灭，宽典尚未为失出也。”

佚名《贪官污吏传》：“苏元春，武职中之贪者也。”

萧德浩、蔡中武：

杨德燊：“苏元春对内虽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和张秀眉领导的苗族人民起义，但对外国的入侵，却又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

《清史稿》《清史列传》称苏元春“不治生产”，有轻财好士之名。但民国时成书的《贪官污吏传》指斥他为“武职中之贪者也”。在广西时，苏元春大肆谋取盐井、盐田之利，广置田亩、房屋，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又常以重金贿赂宫中和朝中诸权贵，以致兵匪合流，激起民变，苏元春之后也因此得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奉诏入朝，意图效仿前辈结交文人墨客，以获美名，于是上自朝廷、宫内，下至同乡寅僚、世交亲戚，均有馈赠，致使钱财耗尽，自给不足，被讥讽为“叫化孟尝君”。到他被发配新疆时，愈加穷困潦倒，以至于死后竟无余财入殓。

苏元春有诗一首：《新辟连城玉洞，为屯兵计，暇日宴游于此，览胜口占，不计工拙》；挽联一首：《挽彭玉麟》。

西南地区分布诸多的苏元春墓冢，传说有48棺葬于广西蒙山、镇南关（友谊关），湖南芷江、辰溪，贵州遵义、镇远羊坪苏家坡等地。其中镇远苏元春墓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镇远县羊坪镇西南500米。墓依山势而建，左有天然石壁，右有人工建的石壁，左右对称，使之形成“八”字墙。墓前有三层踏垛的半圆形拜台。墓封堆呈圆锥形，封堆内墓穴1968年被盗一空。墓碑立于封堆之后，碑通高2.99米，碑身正中阴刻柳体楷书：“清故显考苏公讳元春号子熙老大人之墓”，左阴刻其子孙名字。右阴刻小字“堂弟元瑞现任贵州提督中华民国二年岁次癸丑三月吉日立”。1986年10月28日，镇远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

苏元春公馆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城北40公里的施洞镇。苏元春随席宝田入黔镇压苗民起义时驻施洞，遂修建此公馆。公馆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镇远亦有苏公馆，今只余部分建筑。

主词条：连城要塞遗址和友谊关

苏元春在广西时修筑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其设施分布于今北海、防城、东兴、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那坡等市县沿边地区，因其多以城墙相连，故有“南疆小长城”之誉。2006年，“连城要塞遗址和友谊关”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代沿中越边界广西段遗留的古炮台和大小连城遗址、沿边的旧军路都是苏元春在中法战争后开辟建立的。

易声伯《民族英雄苏元春传》

江建文《南国屏藩苏元春》

《清史列传》

《清史稿》卷459《苏元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