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于七月二十八日晚递上，慈禧太后将奏折留中不发，但不露声色地派他出使越南，于八月初五日下旨令唐景崧“发往云南，交岑毓英差遣委用”。唐景崧认为慈禧太后的言下之意是让他去与云南相邻的刘永福驻地保胜（今越南老街），所以唐景崧没去云贵总督岑毓英那里报到，而是径直去了越南，准备完成密使越南的任务后再进入云南。十一月初十日，唐景崧在广州谒见两广总督曾国荃，曾国荃盛赞其请缨奏折是“三十年来无此文”，答应予以协助。曾国荃提供给唐景崧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建议唐景崧先赴越都富春（即顺化），再去保胜找刘永福，同时派熟悉越南的轮船招商局广州分局人员周炳麟陪同唐景崧前往越南，又派黄国安和唐镜沅从广西龙州出关赴保胜，帮唐景崧先探消息，然后与之会合，最后赠给唐景崧路费三百两。十一月二十日，唐景崧向曾国荃辞行，踏上密使越南之路。

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四日（1883年1月12日），唐景崧、周炳麟抵达富春，受到轮船招商局驻富春官员唐廷庚的接待。唐景崧意在试探越南阮朝的抗法意志及其对刘永福的态度，越王阮福时因唐景崧无清廷明旨，害怕得罪法国，就不见唐景崧，而是派两名高官阮文祥和陈叔讱代为接见。经过十二月初五、初六、初九日三天笔谈，唐景崧判断越南君臣“昏愚萎靡，战守绝无经营，即议和亦毫无条理”，对法国畏惧如虎，对中国则心存疑惧，也不敢接济刘永福，完全是烂泥扶不上墙。十二月初十日，唐景崧离开富春，因曾国荃已致函告知法国驻华公使宝海正在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谈判越南问题，唐景崧认为局势缓和，暂时不必前往保胜，便决定先回广东谒见曾国荃，完成了《越南情形稿》，曾国荃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建议改写为奏折。十二月二十九日，唐景崧将《奏为详度边情敬陈管见恭折仰祈圣鉴事》一折呈曾国荃代递。在奏折中，他反对宝海和李鸿章分割北圻的草约，并提出了暗中接济刘永福军火、鼓舞刘永福抗法、团结旅越华商、在越南屯田、加大对越南事务的财政投入力度等五条建议。

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唐景崧偕黄赞勋、蔡冰鉴自广州启程，从海阳（今越南海防）再入越南，准备赴保胜见刘永福。刘永福得知唐景崧系奉旨来见，便托唐镜沅请唐景崧不必前往保胜，将会晤地点定在越南的山西省（今越南河内山西市社）。二月十四日，唐景崧抵达山西，翌日会晤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三月初八日，刘永福领兵来见。唐景崧了解到刘永福在中越两国都受排挤的尴尬处境后，于翌日向其提出三策，上策是割据北圻七省称王，请求中国册封；中策是进军河内、击退法军；下策是固守保胜，兵败再投奔中国。刘永福经过几天思考，在三月十三日会晤唐景崧时决定选择中策。唐景崧还着手协调刘永福与其上司黄佐炎之间的关系，促成刘永福接受黄佐炎调遣，进攻当时被李维业占领的河内省城怀德府（今越南河内）。

就在唐景崧联络刘永福期间，清廷接到了岑毓英批评唐景崧“擅自径往越南，深为可虑”的报告，总理衙门和慈禧太后分别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和二月十七日催唐景崧迅速到云南听候差委，岑毓英也写信劝唐景崧入滇，并警告其“挑刘召衅”的严重后果。唐景崧在二月十六日接到总理衙门的指令，暂不理睬，三月二十二日接到岑毓英的信函，回信表示“有祸惟自当之”，四月初五日接到慈禧太后的旨意，只好启程回国。刘永福听说唐景崧回国，“既骇且疑”，致函表示如果唐景崧回国，他将返回保胜，唐景崧返函劝其“念一身、念子孙、念中国、念越南”，顾全抗法大局，坚定其抗法决心。刘永福受到唐景崧之鼓励，遂于四月十三日在怀德城外取得纸桥大捷，斩李维业。唐景崧途中闻讯，喜极而泣。他还为刘永福作讨法檄文，提出“当为中国捍蔽边疆，当为越南削平敌寇”的口号。

四月二十二日，唐景崧行至谅山，驻扎当地的桂军统领广西布政使徐延旭挽留了唐景崧，并上奏折请求唐景崧留在驻越桂军中，广西巡抚倪文蔚也上了同样意思的奏折。此时纸桥捷报亦传入北京，慈禧太后对唐景崧刮目相看，乃于五月二十三日准了倪文蔚等的奏折，唐景崧便留在越南。

在清廷谕旨下达之前的光绪九年（1883年）五月初六日，唐景崧从谅山前往怀德城外的黑旗军营，再次会晤刘永福，安抚伤员，鼓励士气。但是，清廷仍坚持消极对待黑旗军、以免给法国口实的方针，所以黑旗军无法乘胜追击，收复河内。在此期间，刘永福将叶成林、朱冰清等200余名黑旗军分给唐景崧，号为武炜营（后分出武炜副营），又经广西巡抚徐延旭奏请，广西提督黄桂兰所统四营归唐景崧节制，唐景崧开始带兵，共辖六营。七月，由波滑统帅的法军主力二千人来援河内，十三日在怀德城外展开激战。唐景崧与刘永福并肩作战，取得胜利，但因突发洪水，唐景崧撤至山西，刘永福则撤至怀德和山西之间的丹凤。八月初一日，法军进攻丹凤，同时佯攻山西，黄佐炎认为山西省城要紧，而唐景崧则识破法军计谋，出动桂军黄云高、田福志两营救丹凤，取得胜利。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赏四品衔，以奖其功劳。

然而，此时风云突变，孤拔率法国海军兵临富春，迫使越南新王阮福昇签订《癸未和约》，明确越南为法国保护国，随即越南朝廷派阮仲合传令北圻，停止抗法。另一方面，岑毓英以山西为法军兵锋所及，请求退守，清廷批准，于是滇军从山西撤至兴化（今越南富寿省三农县兴化市镇）、大滩。八月十一日，刘永福退守山西。九月初，唐景崧自山西赴桂军驻地北宁，正式接管桂军四营，并嘱咐北宁官民如果阮仲合来就杀了他，因此阮仲合不敢入北宁。九月二十二日，清廷震怒于法国逼迫越南签订新约，对法转向强硬，公开下旨嘉奖刘永福和唐景崧，并给刘永福拨饷银十万两。但统领的桂军黄桂兰、赵沃与唐景崧不和，在十月阻挠唐景崧从北宁带兵前往山西，未能成功；徐延旭也不肯在朝廷饷银下来前给刘永福拨款垫付，并催促唐景崧、刘永福进攻河内。唐景崧则作固守山西计，并请求滇军张永清率兵来援，防守山西的滇、桂、黑旗军共六千多人，黄佐炎统率的越军两千多人。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五日（1883年12月14日），孤拔率六千多名法军进攻山西，中法战争正式爆发。由于法军势大且桂军不救，经过三天激战，山西失守，刘永福、唐景崧先后逃至兴化，相拥而泣。十二月十五日，唐景崧赴保胜会晤岑毓英。是年除夕夜，唐景崧在山西上书北京高官，提出两策：如果放弃越南，就直接占领越南北圻诸省；如果保存越南，就出兵直捣富春，推翻亲法傀儡政权，扶植新君。但未见采纳。

光绪十年（1884年）正月，唐景崧偕岑毓英南下兴化，与刘永福一起守城。此时法军由米乐统率，转攻北宁，唐景崧劝刘永福捐弃前嫌，和他一起去救援北宁，于二月初五日抵达。唐景崧就防守问题与黄桂兰、赵沃发生争执，判断二人无法守住北宁，便于二月十二日带亲兵二十人北上谅山，面见广西巡抚徐延旭。二月十五日，北宁告急，唐景崧在回援北宁途中得知北宁失守的消息。二十日，唐景崧折返谅山后，应徐延旭之邀，在其幕下帮办营务，二十九日正式任命为总理前敌营务。唐景崧赶赴谅山南面的屯梅一带，布置从长庆府到观音桥的防线，自己则坐镇于巴坛岭，以拱卫驻越桂军的最后据点——谅山。四月，徐延旭被问罪去职，潘鼎新接任广西巡抚，唐景崧亦得病，于五月初四日入镇南关，在广西龙州养病。潘鼎新与唐景崧关系不睦，唐景崧有去职之意，但在七月得到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鼓励，继续坚持在越南抗法，在七月十六日新募四营，号为“景字营”（或景军）。在张之洞的建议下，清政府加授唐景崧五品卿衔。八月二十日，唐景崧领兵出镇南关，直奔宣光，驻扎于三江口，十一月初七日与同来攻打宣光的刘永福会合，张之洞准给唐景崧增加两营。唐景崧提出围城打援之策，自己与滇军会攻宣光，黑旗军负责在左育打援。经过三天苦战，清军攻克周边炮台，但未能拿下城堡。张之洞来函催促攻下宣光城，从十二月二十八日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一日，唐景崧、丁槐等指挥清军六攻宣光，仍未攻陷。在此期间，法军从桂军手中夺取谅山，得以分援宣光，刘永福在左育打援失败，唐景崧于正月十七日撤至宣光省城西北的沾化县。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唐景崧退保高平省牧马。当月，黑旗军在临洮、桂军在镇南关取得胜利，张之洞给唐景崧增加四营，黑旗军将领黄守忠两营归附后又增两营，唐景崧的景字营遂扩充至十二营。唐景崧受清军捷报鼓舞，决心攻取太原，但此时中法停战协定已签署，清廷下旨全线班师。唐景崧对此不满，请求暂缓撤军，但被清廷拒绝。唐景崧不得不按清廷要求，于光绪十一年三月十九日（1885年5月3日）撤回龙州，结束了两年半的“请缨”生涯。唐景崧后来感慨“请缨之志，终憾未偿”。

唐景崧班师入关后，按清政府要求先后裁撤了九个营，并劝说刘永福离开保胜，率部至广州听候调遣。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日，清廷命唐景崧随内阁学士周德润赴云南负责中法勘界事宜，十月十八日以战功补授福建台湾道兼按察使衔。此时唐景崧在南宁会晤刘永福，十一月二十二日启程赴云南勘界，翌年九月二十二日结束勘界工作。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一月十四日，清廷以战功再赏唐景崧二品衔，并赐号“霍伽春巴图鲁”。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初一日，唐景崧抵达台北府城，四月初九日接印任事。他上任后，协助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开发台湾的事业，如清丈土地、“开山抚番”等。刘铭传对唐景崧所做的工作甚为满意，向朝廷建议对唐景崧“交部从优议叙”。另一方面，唐景崧在台湾创斐亭吟社，大开雅集，结交了许南英、丘逢甲、施士洁等台湾文士名流。

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因台湾布政使邵友濂内渡养病，刘铭传便推荐唐景崧署理台湾布政使，七个月后实授。翌年二月，光绪帝命唐景崧来京陛见。四月十三日，唐景崧回到阔别十年的北京，逗留两个月，受到光绪帝两次召见。任内监修《台湾通志》《台湾澎湖志》等台湾地方志书。此外，唐景崧还刊刻了父亲、自己和儿子的诗文合集《得一山房四种附一种》，包括他在中法战争期间所写的《请缨日记》。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七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光绪帝将驻扎汕头的南澳总兵刘永福调到台湾，负责与唐景崧一起协助台湾巡抚邵友濂办理军务。但唐景崧与邵友濂不和，唐景崧的意见往往被压制，所以唐景崧在九月奏请带兵北上前线。但光绪帝则命令唐景崧接替邵友濂，署理台湾巡抚。九月二十二日，唐景崧接篆上任，积极布置台湾防务。他与驻扎台南的刘永福、驻扎台中的林朝栋等将领通力合作，购买枪炮弹药、命丘逢甲组建义勇军，与富商林维源协商团防，请求将福建候补道杨汝翼所率2500名湘军调入台湾，驻防鹿港。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十日，清廷为了挽回岌岌可危的战局，命两江总督张之洞和唐景崧商议直捣日本本土之策，经过七天研究，唐景崧和张之洞一致认为不具备攻日的条件，清廷不得不放弃此计划。正月二十三日，日军攻陷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局已定，清政府被迫派李鸿章赴日求和。马关议和期间，日本为了迫使中方割让台湾、澎湖，在停战协定中故意不将台湾、澎湖包含在内，并于二月二十七日进攻澎湖，经过激战，于两天后占领澎湖。唐景崧自请严处，光绪帝免其处分。面对日军压境，唐景崧竭力布防，但深知“论台之力……久支强寇，实无胜算，略可恃者，军民心尚固结耳”。

三月二十日，唐景崧听到城下之盟即将缔结、台湾、澎湖即将割让的传闻，便电奏反对割地，请求再战；同时又发了一封代台民申诉的电文，申明台湾人民保台御寇的决心。但清廷已决意不惜割地等代价来达成和约，李鸿章在三天后就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唐景崧在前一天已从张之洞那里得知条约内容，“立时气绝”。《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入台湾后，丘逢甲当下血书“抗倭守土”四字，并召集绅士千人至巡抚衙门递请愿书，呼吁唐景崧以武力抵抗日军，唐景崧将他们的两次请愿书都转告清廷。此时，唐景崧病急乱投医，想出了将台湾矿产抵押给欧美列强、请欧美列强依据国际法来“从公商断”、在台湾给欧美列强划定租界、请法、德、俄保台等不切实际的方法，终究没有阻挡台湾沦陷的步伐。四月二十六日，光绪帝命李经方去台湾，负责交割事宜。翌日开缺唐景崧，令其来京陛见，并且大小文武官员内渡大陆。

台湾军民都不愿被日本统治，遂按陈季同的提议，依据国际法中“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的规定，准备推唐景崧为领导人，立“国”保台。四月二十九日，台湾士绅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誓言“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宣布建立抗日政权“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总统。唐景崧决定应允台民请求，暂缓内渡，领导抗日，等事定后再到北京席蒿待罪。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唐景崧在巡抚衙门北向望阙，然后就任“总统”，大哭而入。他定年号为“永清”，寓意永远尊奉清朝，并任命刘永福为大将军，俞明震为内务大臣、陈季同为外务大臣、李秉瑞为军务大臣，派姚文栋前往北京，报告建“国”情形。此后唐景崧继续以清朝官员身份，将要事奏报清廷。

五月初六日，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指挥的日军在基隆澳底登陆，台湾保卫战正式打响。镇守此地的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已在三天前撤军内渡，唐景崧派吴国华、俞明震去抵抗日军，至五月十一日兵败于狮球岭，基隆陷落，台北门户八堵亦失守。台北人心惶惶，“总统府”护卫营亦发生哗变。五月十二日，唐景崧面对难以收拾的局面，穿戴巡抚朝服，在北向叩拜后准备开枪自尽，被家仆聂升所救。其时俞明震等主张唐景崧退守新竹，林朝栋、刘永福也主张坚持抗日，但唐景崧已带着几名家属、亲兵，在深夜变装逃走。其时台湾军民正在搜查内渡逃官，唐景崧一时无法上船，后在在沪尾（今台湾淡水）遇一德国得忌利士洋行买办薛某，藏进洋行。有士兵听说唐景崧藏在洋行，准备进去搜查，洋行遂将唐景崧混入洋行护卫队中，穿上洋服，登上德国商船“驾时”号，于五月十五日抵达厦门。

唐景崧在厦门稍事休息后，又乘坐“驾时”轮北上，于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二十七日抵达江宁，拜会两江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电奏清廷，请示唐景崧是否还入京陛见，清廷于五月二十九日回电勒令唐景崧“休致回籍”。唐景崧得到张之洞馈赠的十万两银票，于九月离开江宁，返回桂林。与此同时，刘永福亦内渡大陆，台南失守，台湾彻底沦陷。唐景崧赋诗“圣明未忍诛臣罪，衮钺何妨听后人”，直到临终前数日仍然“呜咽追诵之”。

唐景崧住在桂林府城榕湖南岸的五美堂别墅中，组建桂林春班，改良桂剧，沉醉于戏曲之中，并曾短暂出任经古书院等书院的山长。光绪二十四年（1897年），随着康有为第二次来桂林讲学，唐景崧开始与康有为、岑春煊等人过从甚密，参与创立圣学会及《广仁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广西巡抚黄槐森建体用学堂，唐景崧参与其创建，并被聘为主办堂务（校长）兼中文总教习。后来该学堂改造为广西大学堂，并成为广西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的前身。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国变期间，唐景崧与其学生马君武等试图响应康有为的勤王号召，但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而使计划流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期间，唐景崧又谋求复出为广西团练矿务大臣，由广西巡抚王之春上奏请求，但被清廷拒绝。

唐景崧听说慈禧太后、光绪帝从西安回銮北京，而主导东南互保、镇压自立军起义的张之洞受到重用，便试图赴京觐见，借助张之洞对他的赏识来谋求复出，但行至广州就染病逝世，享年61岁（虚岁为六十三岁），时为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四日（1903年3月2日）。

唐景崧以书生文官投笔从戎，主动请缨报国，在边疆建功立业，先后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反侵略战争，分别是中法战争和反割台斗争（乙未战争）。在中法战争中，他所做出的贡献有：

在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台湾面临被割让的命运，唐景崧虽竭力布防，但深知无法抵御日军兵锋，又企图采取外交手段保住台湾，但未能奏效。在日军接管台湾前夕，清政府要求唐景崧迅速内渡，台湾士绅则成立抗日政权“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唐景崧选择后者，领导台湾军民抗日，但乙未战争爆发仅一周，唐景崧就迫于基隆失守、台北告急的窘况而仓皇内渡，导致全台陷入混乱，给台湾抗日斗争造成了损失。学者邵雍认为唐景崧在乙未战争中功过参半，他并无死守台湾、血战到底的决心，军事指挥能力也欠佳，对台湾初期抗战失利难辞其咎，但根本原因则在于得不到大陆的支持以及清军本身的腐朽。

唐景崧在台湾布政使任内，主持监修了《台湾通志》，此书修到十分之六七之际，台湾被割让，乙未战争爆发，被迫中断，仅有《台湾通志稿》传世，但仍作为台湾第一部地方志而具有重要价值。

唐景崧回桂林闲居后，针对桂剧没有固定剧本、统一道具样式和唱腔过于单一等缺陷，积极加以改造。他亲自创作了四十部桂剧剧本，整理为《看棋亭杂剧》，又创立广西第一个戏剧班社——桂林春班，规范和改造了桂剧的辙韵、服装和表演风格，对桂剧的发展与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野史记载，唐景崧之父唐开旭因为屡试不第，愤懑不已，在三个儿子皆点翰林后，每逢监考之期，都会在门口设案而坐，不准唐景崧等去监考，以免因父子相避而使自己不得应考。不久朝廷下达诰命，封唐开旭官职，因为获封后就不能参加科举，所以唐开旭闻讯大怒，要用大杖打唐景崧三兄弟，唐景崧等赶紧逃走，并请求同乡为他们在父亲面前美言，最终免于被打。

唐景崧是清末谜家，在当京官期间与韩芸谷、田其年、古铭猷等谜家在伏魔寺结成谜社，猜谜制谜。唐景崧后来著有《谜拾》一书，“佳者颇多，脍炙人口”，不乏“谜中绝诣”。其子侄唐运溥、唐毅斋、唐温斋等亦受其影响，沉迷猜谜，著有《谜学》《听雪书屋廋词》《卧云室隐语》等谜书。唐景崧还将猜谜之风带到台湾。

唐景崧生性豪爽大方，喜欢请客。有一天，一个朋友来他家谈话，唐景崧说：“秋菊始花，霜螯正肥，愿留君一醉。”于是就让仆人出去买螃蟹，仆人皱眉回答家里连米都缺乏，更没钱买螃蟹。唐景崧马上顾左右而言他，然后到房间里把儿子帽上的银饰取下，让仆人换钱马螃蟹，最后得以与友人欢宴。

基隆陷落后，唐景崧的护卫军官湖南人李文魁策动兵变，唐景崧逃到厦门，李文魁追到厦门，伺机暗杀唐景崧。李文魁在福升馆召妓饮酒，醉酒狂欢之后来到街上。他以为唐景崧与水师提督杨岐珍关系好，就去了杨岐珍寓所，但没找到唐景崧。李文魁在街上徘徊，引起厦门营官印宝昌的怀疑。当时印宝昌正率兵在街上巡逻，遇到李文魁，询问其姓名，李文魁不回答；请其到提督署衙门，又不肯，遂吩咐随从将李文魁拿下，然而李文魁凶猛，士兵都不敢动手，其中一个有力的士兵出来搏斗，拿下了李文魁。随后从其身上搜出匕首等凶器，并审出他就是李文魁，于是就地正法。

唐景崧留下的著作如下：

广西灌阳江口村有唐景崧故居，立有兄弟三翰林的雕像。

桂林榕湖南岸有“唐景崧五美堂故居遗址”，由一尊唐景崧击鼓读书的塑像和一面模拟戏剧演出的雕塑墙组成。

唐景崧墓位于桂林市东郊大圩镇江州村。20世纪60年代，大圩公社兴修水利，墓葬被毁，唐景崧与其两位夫人的遗体被挖出，墓碑、墓志及遗体都荡然无存。后来墓被新修。

据说唐景崧离台内渡时携带了巨款，唐景崧对此“笑而不辩”。甲午战争史专家戚其章根据一份日军谍报，认为唐景崧内渡时拿走了台北藩库的十六万两库银。但另一学者刘雄则认为此谍报为道听途说，不足为据，唐景崧并未携款内渡。

《清史稿 卷四百六十三 列传二百五十》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中，唐景崧多次登场，作者曾朴不仅通过书中人物陈骥东赞扬他“替民族存亡争一线”，肯定他“未尝不是个赴义扶危的豪杰’’，又描写其失败是因为部将李文魁和方德义争夺唐府丫鬟银荷，即“女祸”所致。

《乱世豪门》（2007年中国台湾公共电视台电视剧），温海波饰

《台湾1895》（200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电视剧），荆明华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