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光绪帝实行维新变法，张元济得到维新派领袖徐致靖的保荐，和康有为等受到召见。9月上《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提出五条建议：1.设议政局；2.融满汉之见；3.通上下之情；4.定用人之格；5.善理财之策。继后又上折，请“为新政衙门酌设缺额，亟宜慎选贤能，以理要政而祛积习”，建议裁汰冗员，并且不要把旧衙门裁下之人派到新衙门任职，以拔擢真才。因此，张元济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先驱之一。其间，他鉴于改革只停留在纸面上，预感对维新将有“反动”，所以并没有更多的活动。是年8月，他一度在路矿铁路总局当差。

戊戌政变后，张元济受光绪帝保全，仅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张元济把通艺学堂的校产造册移交给京师大学堂，在同年10月下旬携家离京定居上海，在李鸿章举荐下，应盛宣怀之聘去筹办南洋公学译书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4月任译书院院长。嗣后，慈禧太后曾下诏让他回京做官，他婉辞未应。

对官场十分冷淡的张元济，决心实践其“英才教育”，走教育救国之路。他在译书院与严复合作，由严复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出版，并付高稿酬，开一代风气之先。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他兼代南洋公学总理。翌年（1902年）1月，与蔡元培等创办《外交报》旬刊，介绍国际动态与知识，主张“文明排外”。2月南洋公学设经济特科班，聘蔡元培为总教习，胡仁源、黄炎培等任教习，学习西方新学，培养新式人才。同时，还帮助商务印书馆开展译书工作，并成为商务的股东。

商务印书馆原由印刷工人出身的夏瑞芳等创办，数年中曾印行过一些书籍，但因质量不高而亏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增设编译所，由蔡元培出任所长。翌年（1903年）冬，蔡元培因“苏报案”离沪去青岛，此时张元济也因不满南洋公学的官僚习气，又与英人监督福开森意见不合，遂辞职转入商务工作，接任编译所所长。他鉴于商务人力、财力、技术和经验的不足，毅然建议与日本书业商金港堂合资。同时聘请蒋维乔、杜亚泉等一些懂新学的学者任编辑，请严复主持翻译世界名著，锐意出版西方名著沟通中西文化；并从日本请来教科书编辑专家长尾桢太郎等任顾问，和高梦旦等广泛搜罗访求蒙学课本，出版教科书，编成中国最早的《最新教科书》。商务《最新教科书》的出版，并配有教师用的教授法，远远超过旧的蒙学课本。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又与蔡元培等编辑出版《最新修身教科书》，注重人格品德教育。之后，张元济用人唯贤，善于网罗进步人才，加强编辑力量，相继出版各种课本、教授法、参考书、文学作品等千余种，为中国第一家成套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机构。十年之间，使商务由一个小型印刷所迅速发展成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出版企业。因此，张元济堪称中国出版事业现代化的奠基人，商务印书馆步入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功臣。

（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当张元济入商务印书馆实践其“昌明教育”“开发民智”之际，国内政治风暴更加猛烈，革命派和立宪派同时展开活动。张元济站在立宪派一边鼓吹宪政，希望通过改良建立起一个君主立宪的理想政府。光绪三十年（1904年）夏，他与张謇等敦请军机大臣瞿鸿禨倡导立宪，促清廷颁布诏令施行“预备立宪”。

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的各省保路运动中，张元济是反对苏杭甬铁路英国借款保路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此年7月，他与汤寿潜等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任董事会董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外交部奏调开办储才馆，被派充为提调。在京数月内为学部、外务部草拟各附录类章程、办法十余件。清廷设立邮传部时，曾让张元济出掌该部，他推辞未就。10月南返。同年冬，他率浙江代表团赴京请愿，获不以浙江铁路为抵押品的胜利。年底，被选为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当选商务印书馆董事，张元济辞去外务部、邮传部任职。10月，被选为浙江全省拒款会副会长。11月，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和周晋镳等十八人任该会职员。与此同时，通过商务出版的《东方杂志》鼓吹宪政，并出版一系列新书传播国家主权、公民权、代议制、地方自治、个人主义等政治思想。同年，主持出版伍光建译大仲马《侠隐记》《续侠隐记》，是为中国白话翻译小说之滥觞。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起，张元济参与编校《辞源》，历时八年完成。

宣统二年（1910年）3月至12月，张元济进行环球之行。

宣统三年（1911年），与人在上海设立法政杂志社，并创刊《法政杂志》；赴京出席中央教育会各次会议，被举为中央教育会副会长。7月，作出选印古籍丛书之决策。10月，辛亥革命爆发，张元济代表浙江参加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在上海商议成立共和政府的阶段会议。同时还和张謇、汤寿潜等经常聚会，策划一面和袁世凯谈判，一面劝告清帝退位。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共和思想渐入民心，张元济很快接受了共和思想。为了适应民初教育发展的需要，他及时整顿商务教科书的出版，“重订共和教科书”，出版新字典，并增设博物部、铁工制造部制造标准模型、仪器及陈列品，推进商务的发展。是年起，锐意搜集全国方志，十余年间收得二干六百余种，共二万五千六百余册。

民国三年（1914年），夏瑞芳去世，张元济一度任总经理，到民国五年（1916年）改任经理。任职期间，对商务进行改革，新设总务处统管印刷、编译、发行三部；生产教学幻灯片，开办函授学校；先后创办了多种综合性和专门性的期刊，使商务成为中国最大的新式文化企业。

民国五年（1916年），受邀任华法教育会名誉会员。

新文化运动时期，张元济顺时应变，将商务的出版重心移到学术丛书出版上，重用陈独秀、茅盾、郑振铎等新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宣传妇女解放，支持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他反对军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民国九年（1920年）4月，张元济辞去经理，改任监理。此间，他摆脱了许多日常事务，对商务实施科学管理，全面监督商务的出版业务。在其主持下设计新式排字架，提高印刷效率；编辑《新法教科书》一套八册，出版《四部丛刊初编》，并将私家的涵芬楼藏书改名东方图书馆，公诸社会。

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27日，张元济发表辞职启事。7月，改任董事长，正式退休。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与张一鏖、马寅初、赵紫宸共同被东吴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退休后，张元济仍然惦记着商务的发展。为了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他继续孜孜不倦地埋头整理影印古籍，曾亲赴日本访书，借照孤本秘籍46种携回；并亲自参加选本、校勘和影印出版，编校了近人文集、日记、古籍多种，解决了大量历史问题和版本上的舛错。还和工人一起研究“传真版”以提高印刷水平。在他的精心擘划下，从民国五年（1916年）起，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先后编印有《涵芬楼秘籍》《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等大型丛书，对古籍的抢救整理贡献极大，为弘扬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他选书注重实用、母本讲究善本，以及传真版石印的组织，开创了古籍丛书翻刻、影印的新阶段。

民国二十年（1931年），被聘为影印宋版藏经会名誉理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在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针对性的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时年65岁的张元济深受打击：“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随后，他不顾年迈挺身复出，以董事长身份参与商务的复兴，召开董事会组成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亲任主席。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27日，被推举为中国博物馆协会发起人之一。7月5日受聘为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4日，任上海市图书馆董事会董事。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任上海文献展览会名誉理事。

当日军侵略华北日亟之际，张元济满怀爱国热忱用白话文撰写《中华民族的人格》（1936年）一书，以历代的民族英雄人物激励国人，慷慨陈词，提倡民族精神，培养民族人格。同时先后在《大公报》撰文揭露国民党官僚的营私舞弊，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唤起民众对国民党愚民统治的认识。

全面抗战开始后，张元济留在上海。他秉持民族大义，坚决不让商务向日本注册。日军派员前往求见，他拒不晤面，长期韬隐于沪上。在沦陷区生活日艰的情况下，张元济以鬻字卖文贴补生计，曾打算出卖住宅，但从未间断对善本书籍的抢救和整理工作，与郑振铎、何炳松等苦心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与叶揆初等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鼓励私人捐赠藏书。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元济卖字生涯并没有结束，在卖字中不忘“启迪民智”，书写了很多“治家格言”的条幅教育人。同时极其关心商务战后的复兴。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2月，他被推为商务印书馆新一届董事会主席，花费更多精力去处理商务的业务。因总经理王云五辞职去当了国民政府的部长，总经理一职由国民党的朱经农接任，但朱经农挂名不办事。张元济对这种官僚习气深为不满，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迫朱经农去职。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内战民主运动高涨，张元济给予支持。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夏，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他联合陈叔通等九人，上书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支持学生的斗争，要求实行改革，谴责当局镇压学生，要求速即释放被捕学生。

民国三十八年（1948年），在反美扶日斗争中，张元济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同年8月，张元济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隶人文历史学科，当选的理由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9月23日，在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他以院士身份发表演讲《刍荛之言》，公开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指出内战是“兄弟阋墙”，使国家精疲力竭。其间，他还经常写诗，表示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当局对张元济进行威胁，指责他“为匪张目”，“同情共产党”，但张元济不为所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强占合众图书馆，张元济闻讯，亲自前往交涉，坐镇维护，迫使军队撤走。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他把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表现出大智大勇的气概。5月底上海解放后，张元济无比喜悦。8月下旬，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告诉张元济，中共中央决定请他作为特邀代表，赴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和新中国开国大典。9月6日，张元济北上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9月30日，当选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12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2年，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外还是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他毕生满怀爱国热忱，尽瘁于文化教育出版事业，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仍以年耋之躯，热情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并编校《涵芬楼烬余书录》出版。

1959年8月14日晚8时4分，张元济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享年91岁（未满92岁，虚岁93岁）。此后，由朱德、江庸、沈钧儒、李维汉、陈丕显、陈叔通、陈毅、邵力子、胡厥文、赵祖康、荣毅仁、徐森玉、梁思成、郭沫若、彭真、黄炎培、顾廷龙等组成治丧委员会。8月17日下午，张元济的公祭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隆重举行。礼堂大厅里悬挂着他的一副自挽联：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

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和朱德、周恩来、彭真、陈毅、柯庆二、李维汉、郭抹若、沈钧儒、陈叔通、黄炎培等敬送花圈和挽联。由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致悼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介绍张元济生平事迹。共有200多人参加公祭仪式。当天下午，张元济的遗体在静安寺火葬场火化。9月，其骨灰安葬于联谊山庄公墓，陈叔通题墓碑：“浙江海盐张菊生先生元济之墓”。

张元济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成为商务印书馆的股东，随后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使商务印书馆由一家简陋的小印刷所，发展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他的思想与经营策略，为中国出版业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张元济投身于文化出版事业时，正值晚清旧学衰落，新学迭起的时代。而各种新学堂的发展形势，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张元济敏锐地觉察到时代的信息，并及时抓住这一机遇，为商务印书馆规定了“扶助教育”的正确方针，使商务印书馆顺应和推动新式教育的潮流，先后出版启蒙课本《文学初阶》《文学进阶》，以及张元济亲自参与编写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他们“往往为一课书，共同讨论，反复研究，费时恒至一二日”，态度极为认真。他们编写的课本内容新颖，且图文并茂，深受教育界欢迎。几个月销售十余万册，畅销十余年之久。除国文外，张元济还组织出版了包括修身、格致、笔算、农业、商业等共16科78册的《最新小学教科书》，“此书即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能流行”，成为各书局所编教科书之楷模。一时间“商务教科书之盛，冠于全国”为输导新知、沟通文化。张元济热衷于组织编译出版国外学术名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严复开始翻译英国古典政治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原富》，张元济得知严复欲将译稿高价卖给北洋译书局而未能如愿，张元济付出优厚的稿酬收购译稿，并建议对《原富》中音译之字“作一备检，方便来学”，他还亲自动手，代为编订中西编年及人名、地名。在他的鼎力相助之下，《原富》一套10册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间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全部出齐。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一次完整地输入进来，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起了有益的推进作用。

在20世纪初的新旧文化更替过程中，商务印书馆承担了向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兴学高潮中跨进学校大门的整整一代人进行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启蒙教育的任务。

实业首重资本。为了提高商务经济效益、积累资金，张元济采取切实的三步：一是主持编印新式教科书，畅销全国，为商务赢得长年稳定的高收入；二是抓住立宪运动高涨和法政书籍供不应求的时机，推出大量有关书籍，特别是多达81册的巨著《日本法规大全》发售后，“国中自官署以至公共机关，几于每处订购一部；销数之多，仅亚于教科书”；三是编印出版各类工具书，如《辞源》《中国人名大词典》等，广泛销售，也成为一项稳定的利源。这些决策，无疑为商务的兴旺发达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商务印书馆吸引外资，与日本金港堂合作也是商务扩大资本、获得发展的重要原因。金港堂是当时日本规模较大的出版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本和人才，在教科书印行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垄断了全国大部分市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因“教科书疑狱案”而声誉大跌。金港堂创办人原亮三郎准备向中国投资，并借此安排一些疑狱案出狱的人。由中间人介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商务和日本金港堂各出资10万元，组成股份有限公司。中方合资原因主要是当时商务在规模、技术和能力上无法与日本竞争，只能暂时利用合作以求发展、独立。既然是权宜之计，商务方面手握经营大权不放。在协议中订明用人、行政权一律归中方主持，日本股东须遵守中国商律；并具体规定经理和董事长均为中国人只举日方一人为监察人；日资不得超过全部股金之半；中方随时有权辞退所聘日人。这些规定有力地确保了合资后商务方面的自主性。吸收外资之举使商务迅速崛起，合资当年营业额即高达30万元，一年后已升至100万元。商务充分利用较雄厚的资金，并积极引入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不惜巨金，聘请高级技师，一面工作，一面教授艺徒。因此，商务印书馆能够追踪外国先进印刷工艺，如铅印、单色石印、影印版等，各种印刷品，无不精美异常。在中国、日本、东南亚和意大利举办的各种工业展览会上，以其高质量的图版和类型繁多赢得大量奖章。仅在10年的时间中，商务就从一个小印刷作坊逐渐发展成为比较现代化的新式企业。

商务与金港堂合资，中方不受外资束缚，发展了业务，改进了技术，而外资也得到了实利。这种互利互惠的中外合资不仅开创了民间企业平等合作的先例。

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迅速发展、经久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张元济的用人唯才之道。商务原本是由有共同的基督教信仰，或有亲戚关系的几个人创办起来的，在用人上难免有照顾关系的情况。张元济执掌编译所伊始，即尽心延揽一些知名学者充实编辑队伍和干部队伍，组成了出色的知识群体：高梦旦思想敏锐，学问精博，而“淡于荣利”，“以教读自给”，连秀才也未中过。他翻译西方书籍如“普罗米修斯窃火”，在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废除跪拜等惊世骇俗的观点，对此，张元济极为赞赏，即邀其入馆任国文部长，以后还委以编译所长之职；邝富灼是留美博士，精于英文，品性诚笃，始终对商务忠心耿耿、恪尽职守，公事私谊皆以企业利益为归，张元济聘请他为英文部长；年轻的中学老师恽铁樵喜爱文学，以优秀的译作和小说创作崭露头角，为张元济所发现，聘为《小说月报》主编。鲁迅第一篇创作小说《怀旧》就是经恽铁樵热情推荐，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沈雁冰（茅盾）刚进商务时，在英文部改课卷。一次见到新出版的《辞源》，忍不住给张元济写信批评得失。张元济认为把沈雁冰放在英文部是“用非其才”，于是将他调到国文部。事实证明沈雁冰的文学创作才能远远胜过他的英文翻译。

张元济重视延聘人才，也注意人才的培养。他提倡在实际工作中增长职工的才干，以及职工自学成才、业余进修。商务的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藏书之富，为当时世界上许多出版社所望尘莫及。张元济指令图书馆不论业内或业余时间，馆内图书，任人借阅。好学者受益匪浅。张元济对有相当学识的编辑员工，常由馆方给予资助，支持其学习深造。商务印书馆还附设商业补习学校，由张元济任校长，于宣统元年（1909年）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先后办了7期，毕业学员300余人。这些人被分派到公司各个部门、各地分馆担任职务，成为企业的业务骨干。张元济在用人上打破陈旧的家族观念和狭隘的地域视野，在全社会范围内发现、扶植和重用人才。他认为倚重旧人往往造成“公司办事必无精神，事业不能随时进步”。他主张多方延揽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人，为企业的未来发展“预备替人，培植新进”。张元济重视用人，但在这方面律己极严。20世纪30年代初，他的儿子张树年从美国留学回来，欲进商务工作，被张元济拒之门外。他认为：如欲安排，必然带来不利影响；自己也难于主持公道，以后在用人决策、经营管理等方面将处处受到牵制。

张元济在管理商务过程中所表现的用人唯才与新进是求的重才观念，事实上构成了商务印书馆迅速成为文化重镇的主要原因。他通过商务印书馆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提供新的活动场所，也为他们以自主精神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提供自由空间。在推动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面，张元济功不可没。

张元济非常重视企业内部管理，极力仿效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组织制度和经营管理方式，对商务印书馆进行科学管理。宣统二年（1910年），他在环球考察中，十分注意欧美企业的管理效益。对于公司的组织事宜，他提出“裁减机关，省去头目，聘用西人，改良印刷，采用法治”等措施，并责成账房设立读者汇款登记簿，定期至各部查核，着手调查账房簿记改革和审阅结账规划，还亲自拟定各部门、各分馆预算章程等一系列规章法则。张元济在财政用度上，极力出资赞助对公司有益之事，尽量节省不必要的项目。如，民国二年（1913年）4月，张元济提出在女职工56天产假内工资照发，这一提议迅速具体化为《女同人生产假津贴薪工暂行规则》，并于当年施行。商务还具体设置疾病扶助金、同人人寿保险、同人子女教育扶助金、俱乐部、疗病房等，这些都出自张元济的倡议或得到他的支持。

由于张元济科学的管理和包括他在内的主政者敏锐的经营意识，使商务印书馆在20余年内迅速发展。特别是在业务拓展、技术更新和资本积聚等方面更为突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商务营业额约30万元，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则达到974万元；设立分馆、支馆53个，分布在北京、天津、沈阳、广州、香港等城市。在技术上，商务连年不断地推陈出新，体现了张元济所主张的“本馆宜改用新式机器”致力于印刷技术现代化的宗旨。商务在资本积累的速度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资本为5万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20万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100万元，民国三年（1914年）为200万元，民国十一年（1922年）为500万元。据《中国现代工业史资料》记载，民国二年（1913年）中国万元以上资本的私营厂矿企业549家，总资本12028万元，平均每家近22万元。商务印书馆的资本不仅冠于全国出版业，在私营厂矿企业中亦跃居首位。在10年时期内发展成国内最大的民族私营企业，其速度令人叹为观止。

张元济主持商务数十年，始终坚持正确的出书方向。他投身商务印书馆的目的主要是实现他开启民智的理想，并由此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和教材，为祖国整理和保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关国际法、外交和立宪主义的书籍尽管没有广大的市场，但由于当时中国需要，所以张元济和他的同事们也给予出版。他还创办图书馆和整理出版古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原有图书资料室，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公司投资10万元，建造一座5层大厦，取名东方图书馆。民国十八年（1929年），这座图书馆脱离编译所而独立，对外开放，为商务工作人员提高水平创造了更为有力的条件，也为上海市民、青年学生、专家学者提供方便的文化服务。

对于流散国外的珍贵古籍，张元济十分痛心，并且尽量设法阻止、挽救。民国七年（1918年）10月，他委托傅增湘购买五册《永乐大典》，但实际上共有八册，卖主将另外三册以千元高价售给日人田中，张元济闻讯，立即致书傅增湘，表示听到此事“不胜懊伤，经世大典在我国已不可见，今竟有三册之多流入东都，殊为可惜。故发去一电，文为“宝书八册，请照东价截留，或酌加百番等语”。信中还表示，如万一不能挽回，也要设法拍照，“俾不至绝迹于中土”。

此外，张元济还影印了大量古籍。他影印古籍，要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他要找最好的翻译者；出版新书，他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甚至对书的排版样式也要一再叮咛：书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宽展一些，“否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他亲自审阅书稿、联系相关人员，甚至买纸张，买印刷机，收古书，都事必躬亲。在张元济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用力最勤、费神最多的当属《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从民国四年（1915年）开始酝酿，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历亲为。而其中最大困难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指日本）。”在完成《四部丛刊》初编后，张元济又做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二十四史讲述的是中华民族自三皇五帝开始的完整的历史。但历史的流转使它形成了各种版本，张元济不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还要将其它版本不同的地方汇集起来。“百衲”二字取自于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烂补缀起来的衣服。许多宋代版本的书传下来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还要配页，所以称之为“百衲本”。顾廷龙曾感叹：“这么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写，那些校勘记，那些批注，所耗费的精力工夫无法估量，这整整十年当中张元济就是每天不间断地在做这样一件工作!”这两部大书在文化上的影响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

由于张元济有学问、有新思想，故他倡导的出版物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因而又创造了较高的利润，使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仅以《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例，这是中国新体的通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版、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收入《大学丛书》。新中国成立后，由三联书店在1955年重印。一本教科书前后印行60年，是极其罕见的。

茅盾：“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元济确实是个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都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

胡适：“我所以挑出这篇（《述陆贾的思想》），不仅仅是因为这是我和菊生先生做邻居时候写的，是因为陆贾的‘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的人生观最近与他处世的积极精神，也最配用来做给他祝寿的颂词。”

曹荻秋：“在先生九十三年的岁月里，经历了我国从民主革命至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时代。先生早在清朝封建统治时期，鉴于当时政府腐败，民族危机日深一日，便热衷于变法救国。戊戌变法以后，先生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即一面从事发扬祖国固有文化遗产，参加商务印书馆等工作，一面介绍西洋文化，使中西文化沟通，对促进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抗战胜利之后，先生仍极力主持正义，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斗争。解放以来，先生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而祖国人民也给予先生高度信任和委托。近几年来，先生虽然长期患病，但仍然关心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经常用诗词歌颂祖国的伟大成就。”

张舜徽曾将张元济与罗振玉并列为近代整理文献最有贡献的两位学者，并对张元济收集、整理、影印文献和校史的贡献作了评述，认为他的一生“是为文化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勤勤恳恳尽忠于整理古籍，至老忘疲的一生”,“对于发扬我国文化，展开研究风气，贡献至为巨大，影响至为深远”。

张树年：“先父张元济（菊生）先生生于晚清国势衰颓、外侮不断的年代。青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1892年授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在京任职期间，主张废除科举，创办通艺学堂，传授科学、外文知识，参与戊成变法活动。变法失败后，脱离政坛，来上海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进入了教育、翻译、出版事业的领域。不久应夏瑞芳之邀，入商务印书馆。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他把‘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宗旨，从编写初小教科书入手，日复一日，孜孜不倦，与同仁一起，用三十年的时间，将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了我国最大的出版单位，为我国近现代教育事业提供了完整的教材体系，为学术界提供了宽阔的活动空间，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我国学术思想的近代化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他坚持年轻时的信念，即以提倡国民教育、启迪民智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从而富国兴邦，并身体力行，为之奋斗终生。与此同时，他又将商务印书馆的经济、技术力量和本人深厚的功底结合起来，把收辑、整理、校勘、影印我国古籍事业推上了新的台阶，从中获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李侃：“在近代中国杰出人物的群星中，张元济可以说是别具光辉的。他早年冲出封建统治阶级旧的营垒，毅然参加了戊戌维新运动。在反动政变的刀丛中得以幸免之后，又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并为之奋斗终身。作为戊戌变法的亲自参加者，又经历了辛亥革命和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时期，最后成为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了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继续为人民的文化出版事业贡献力量。”

姜义华：“张元济以清末进士出身，历官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与维新变法运动而革职，从事学术活动，进而以学者身份投身商海，致力于出版事业，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尊丰碑。以学者而兼出版家，一身而二任，高水准的学术素养推动了事业蓬勃发展，事业的蓬勃发展又促进了学术研究本身的升华，学术与事业都由此放出异辉，这更为20世纪中国企业家通过提高自身的学术文化素质而推动事业的发展树立了卓越的榜样。”

张荣华：“杰出人物的活动往往是与某一革命性阶段、某项非凡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准此而言，把张元济与整理古籍、存亡继绝的成就相联结，自有其充分理由，他在这方面独力作出的贡献，足可名垂久远。但是他在学术史上的大贡献并不在于此，即便今人总结出‘编教科书—编工具书—整理古籍—介绍西学’四位一体，也不足以概括全局。如果把这些比喻为绚丽的花葩，则不应忽视使之发荣滋长的沃土。张元济一生的最突出贡献就在于培植这片沃土。这就是说，他通过商务印书馆的经营，孜孜不倦地为维护学术文化的自主理想和独立精神建立坚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罕有其比的业绩，成为近代中国致力于开拓‘公共领域’的典范。在清末以来的国学大师群中，张元济的独特地位也即在于此。”

张杰：“张元济堪称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史上守正出新、人格完善的前辈，对中国近代教育和出版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沈飞德：

于殿利：“我今天能够想到的是，菊老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他所追求的情感与理智，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在这其中我们寻找着一个支点，而这个支点就是一种平衡。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核心思想中的一个词叫‘时中’，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促使着不仅是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不仅屹立不倒，而且紧随世界潮流。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我们坚守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保存了我们民族文化之本、之根的时候，又没有被世界大潮所淘汰，又没有被拉开更大的距离。”

张元济一生大力搜求古今图书，陆续收购长洲蒋氏、会稽徐氏、太仓颐氏等藏书家藏书，于商务印书馆内特辟“涵芬楼”为藏书处；不久，又收盛氏“意园”、丁日昌“持静斋”、缪荃孙“艺风堂”的大部分藏书，所积达10余万册之多。民国十三年（1924年）名为“东方图书馆”，民国十五年（1926年）对外开放。民国十八年（1929年）增设儿童图书馆。藏书共达518000余册，舆图、碑帖5000余种。宋，元、明、清善本书极多，外国杂志、报纸、图书也极完备，藏书质量和规模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惜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之役被日本侵略者炸毁。仅有500部精品移出得以留存。他唯恐此书散佚，对这些书予以著录。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请顾廷龙帮助整理付印，名《涵芬楼烬余书录》，并将这批书献给政府，现藏北京图书馆。

张元济私人藏书颇富，先世已有藏书，他搜罗益勤，尤嗜宋刻。藏书楼有“涉园”，沿用明末十世祖张奇龄的书斋之名，九世祖张惟赤辟为藏书楼，延绵数代。“涉园”藏书千余种，3700余册，后寄存于合众图书馆，供众阅览。上海图书馆潘景郑著有《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

张元济历来主张重责轻利，每年所得红利自己规定要低于其他高级职员。每遇身体不适，虽照常上班而拒受全薪。如遇病休，则要求公司停发自己的工资。至民国十一年（1926年）退休，积款连本带息达到5100多元，请他提取，他坚不收受。公司只得按他建议把这笔钱当作教育基金，为公司低收入职工的子女缴纳学费。在用人方面，张元济提出“取诸社会，用人惟才”的方针。认为“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当年从美国留学回国，擅长经济管理，对商务印书馆来说，是亟需的人才。但张元济始终以公司大局为重，提出“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退休后，张元济义务主持《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等重要文献的编辑工作，对于公司奉上的酬薪支票，只略作沉思，便挥笔复函：“……断断不敢拜领，原票注销缴上，敬乞收回。”

新中国建立前夕，张元济应邀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因公司事务，张元济委托大会招待处往上海发过一份电报，事后多次向该处邓主任询问费用，邓主任都避而不答。无奈之下张元济让人去电报局了解价格，然后把电报费交到邓主任处，并恳切地说：“公款不可滥用，如果这笔钱实在不好处理，也应该留在招待处当作公费使用。”会议期间，为照顾张元济生活起居，有关方面允许其儿子张树年到会陪伴，并送来作为补贴的零用钱，张元济却“不敢领受”。一位代表劝说“规定供给，不必过谦”，张元济却说：“我们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一个月后，张元济在日记中写道：“招待处送零用费一万六千元。于原单上注明‘不敢领受’。”

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孤岛”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书籍被抄走460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一小部分。

张元济仍留在那里苦撑危局，既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只以印刷一些旧版书籍。他自己的家庭境况也日益窘迫，连为数不多的善本书都陆续卖掉了。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低头。大约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拒绝见面。

张元济与汪精卫本来有私交。20世纪20年代，他去广州，汪精卫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当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后，他就不再与其有任何来往，汪精卫托人带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始终不予理睬。

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卖字，他写给商务天津分馆经理的信中说：“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大难。弟今岁起以鬻书度月。”他参考当时书家的润例，制定一份“鬻书润例”，除了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分发润例、代收写件，还将书法交给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汲古阁等书画店代销。当时他刻有一枚图章，有“戊戌党锢孑遗”字样。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记得，每隔几天，祖父就要在饭桌上写几件书法作品：“祖父用一个圆形的大砚台。竹制的笔筒内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他写得最多的是对联。先将裁好的宣纸摺成七格，在饭桌上铺好厚厚的几层报纸，再将宣纸铺上拂平，然后挥笔。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有时站在他对面，写完一个字，帮着将纸向前挪动一点。祖父有几本楹联手册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根据求字人的身份、爱好，挑选词句。他挥笔时，我们在旁边是不能说话的，写完了，可以向他问长问短。”

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张元济的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从支票的印章发现是傅式说，马上断然拒绝，退回支票，修书一封，其中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1949年9月。当时他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张元济抵京后，先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陈云等人的会见，其中毛泽东还两次约见他。

一次是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游览的还有刘伯承、陈毅、粟裕、程潜、陈明仁等。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毛泽东与张元济等人共游天坛生，并合影留念。在回音壁古柏林休息时，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身边，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回答：“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说戊戌维新是一场进步的政治改革，改革也要流血，它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读书人闭门搞改革断无成功希望的。我们进行革命，主要依靠发动群众。谈到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毛泽东还说，商务出版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

当天晚上，张元济辗转难眠，对其子张树年说：“今天我异常激动。我已活到耄耋之年了，曾经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也见过孙中山，还见过蒋介石，今天又有幸见到了毛主席。光绪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太儒弱，而且上有慈禧，下无得力助手，缺乏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而维新只能是一种梦想。孙中山虽有伟大的理想和愿望，但未能实现。今天我见到了毛主席，他有学问，有气魄，我看中国的富强指日可待。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太平盛世，中国的外患内战一直不停，看来至今和平有望了。”张树年后来回忆道：“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样激动过。”

第二次是10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的住所约见张元济，共进晚餐的有陈毅、粟裕、周善培等。饭后，毛泽东不断提问，征求意见。张元济建议，为使下情上达，报纸应多刊载有真实姓名、地址的读者来信，广开言路。毛泽东说可以先辟一个专栏做榜样。当张元济提到内战连年，国穷民艰，为使国盛民富，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时，毛泽东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1950年底，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于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写信给毛泽东，并先后寄去“告存诗”《积雪西陲》和古诗《西藏解放歌》。毛泽东复信称赞“积雪西陲一诗甚好”。同年9月5日毛泽东又复信张元济，说“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建议各事都好”。这是毛泽东对张元济两篇诗作的高度评价。他们之间前后通信共有十来次。

1952年底，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请张元济出任馆长。但张元济因偏瘫床榻，没有同意。翌年春，陈毅市长两度到其榻前转达毛泽东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他不再推辞。

1958年春天，周恩来上海视察，特地去华东医院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张元济。这时张元济已经神志恍惚。周恩来站在床撮旁说：“我是周恩来。”他微微挪动了一下身子，点头表示认识。片刻，用低微的声音说：“毛主席好。”周恩来欠身对他说：“主席很好，特托我来探望你。”张元济脸上流露出欣慰的神情。一年后，他就因病重去世了。

傅增湘是张元济老友，在藏书、校书、目录版本学方面堪称大家。二人在校勘、收藏、古籍影印等方面志趣相近，自宣统三年（1911年）全国教育会上相识以来即成莫逆，几十年书札往还，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30多万字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收录两人论书尺牍622件，容纳了极为丰富的版本学资料。

傅增湘晚年中风卧病在床，状甚凄凉。1949年张元济抵京不久，即去石老娘胡同探视傅增湘，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对这次访问记述甚详：“出至石老娘胡同访傅沅叔（傅增湘号沅叔）。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就床头取所作游记已刊成红本示余，云共有五册。又检叶玉虎朱笔诗扇一柄相示。又属其如君开橱取衲本《史记》视余。卷首有沈寐叟题词。沅叔欲取其所题书签，令其仆检觅，不可得，甚为不怡。”傅增湘一生喜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晚来竟落得如此境地，张元济非常伤心，不忍多待，很快便道别离去。

几天后，陈毅拜访张元济，问及张元济在京故交旧友情况，张元济趁机将傅增湘情况相告。开国大典后，张元济又致信陈毅，详细叙述了傅增湘的困难，目的还是请他设法解决。由此足以说明张元济与傅增湘交谊之深。

张元济定于10月19日离京，离开之前再访藏园。此行后，张元济在日记中记道：“访傅沅叔，以沪上友人近况相询。仅闻其言及刘翰怡，余又告夏剑丞、冒鹤亭诸人。唏嘘作别，恐此为最后一面矣。”正如他所料，十几天后，傅增湘就去世了。

张元济交友甚广，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王云五、傅增湘、顾廷龙、沈雁冰、郑振铎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交谊。

张元济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又密于检察，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录》集近代目录体例之长，又检录綦详，已成为现古籍鉴定援引例证之一。此外，还著有《校史随笔》《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2012年，张元济哲孙张人凤收集、整理的《张元济全集》出版。《张元济全集》按体裁分类编辑，包括书信、诗、文、日记以及古籍研究五类，规模近800万字，全集对研究张元济生平事迹和思想，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都有着很高的价值。

张元济谢世后，家人按照他的意愿实行火葬，骨灰葬于上海闸北联谊山庄公墓。“文革”期间，张元济墓被“砸烂”，骨灰盒未毁，被张家人设法取回，后葬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

张元济故居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1285弄的上方花园。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至1959年，张元济在此居住了20年。

张元济图书馆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于1987年建成开放。2011年，新馆扩建并正式对外开放。扩建后的图书馆占地面积1.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馆内另设立了张元济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张元济的著作、手稿和生活用品等资料。

2017年，由雕塑家蒋铁骊创作的张元济半身雕像在上海市静安区文物保护单位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落成揭幕。

为庆祝商务印书馆115周年、纪念张元济诞辰145周年，2012年4月25日至27日，商务印书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中国社会科学报社、海盐县人民政府联合在张元济故里浙江海盐召开“《张元济全集》出版座谈暨第四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

2017年是张元济诞辰150周年、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京、沪、浙江海盐等地均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如海盐县召开了“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暨第五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

为纪念张元济诞辰155年、商务印书馆创业暨中国现代出版125年。2022年11月26日，“纪念张元济诞辰155年暨商务印书馆创业125年·第六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浙江海盐召开。研讨会由海盐县人民政府、商务印书馆、中国出版协会主办，海盐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商务印书馆百年文化研究中心、张元济图书馆、张元济研究会等承办。

2020年电视剧《香山叶正红》：岳峻岭饰演张元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