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1916年），第一次恢复国会时李景濂仍任众议院众议员。同年，李景濂在清史馆任协修，因撰文《吴汝纶传》“拖拉冗长，史馆遂以其为典型印发其稿，示与众人，李愤而告退”。后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为尊重原貌，阅读多而改少”，该传成为史学界公认的研究吴汝纶的重要资料。

北洋时期，李反对联省自治说，称“美其名曰联省，实则自亡之道而已”。

民国十一年（1922年），第二次恢复时李景濂再任众议院议员。

民国十二年（1923年）7月8日，李景濂与多位国会议员联名发电报《陈嘉会、林等致孙中山电》，肯定孙中山创造共和的功勋，拥护其提出的救国政策，倡议南北政府共谋国家统一、造福国家。

李景濂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且处世低调，谦虚谨慎，从不张扬，因此家乡了解他的人很少。考进士前家道即已中落，因此无力资助他和二弟李景澔同时会试。后来李景澔于民国七年（1918年）去世，季弟李景涛也“以劬学至疾”，其子侄均靠他抚养，李景濂与夫人以及儿子儿媳孙子孙媳三代人先后抚养了李钜、李铨、李伟丽、李蒸民、李珍丽、李宝丽、李镇、李鑑等十来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加上外孙以及朋友的后代也多在其门下长大。且大多培养到大学毕业。

李景濂晚年患高血压，致手脚瘫痪，只能躺着看书。

1939年李景濂去世。政界要员、社会名流、亲朋好友以及学生前去排队吊唁，挽幛花圈从院内排到院外，一直排到长长的西四羊肉胡同。棺椁在李宅前院停灵七七四十九天，和尚、道士和喇嘛（其子李钺笃信佛教，又与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交厚，曾在班禅驻京办事处协助工作）轮班诵经超度，出殡停灵北京法源寺。

新中国成立后，安葬在北京西南郊岳各庄公墓。

1917年2月，国会召开宪法会议表决宪法条文，李景濂提出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于法律上均为平等。”他在101年前就坚持宪法规定人人平等。

李景濂在担任议员期间，袁世凯率百官到孔庙祭孔，实质就是是复辟帝制的预演。为了恢复君主国体，袁一手操纵的参政院制定《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规定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各省在军政长官监督下加紧选出“代表”，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袁世凯为拉拢作为议会议员的的李景濂支持所谓国体投票，竟派卫兵开汽车到李景濂住宅送去一口袋银元，李景濂不为重金所动，毅然责令退回。

自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联邦论作为一种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分权理论，在近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时隐时现，并最终引发“联省自治运动”。李景濂议员在国会指出：“联省之说尤为不可，有联则有拒，以利害瞬息万变之不同，今日联此省以拒彼省，明日即为联彼省以反攻此省。军舆用繁正供不足，乃出搜刮，搜刮已穷而忿争不息，势必举借外债，断送本省财产。甚或假外兵以敌邻省，互倚外力为重，终必两败俱伤，肇瓜分之惨祸。美其名曰联省，实则自亡之道而已。”就省宪为发扬民治主义之有效手段的观点，李景濂指出，这是无视现实之考虑，中国普通百姓的政治素质本很低下，省宪规定的政治参与，如选举、投票等，在一开始就已经为官僚和政客所掌控，更加上地方军阀在后面的武装支持，所制定的省宪法也就谈不上能反映出真正的民意。最后，反对联邦主义的议员使国会放弃选择联邦制。

1914年，民国国务院开会通过，在紫禁城东华门内成立“清史馆”修史。初期，《刑法志》由王式通纂修，但王始终未有任何成果交付，改由张采田纂修，只成一卷。馆员朱师辙根据当时纂修者所记的名录，认为张稿曾交人重新编纂，没有留下稿件。当时的协修李景濂亦撰有《刑法志》一卷，未用。因缺稿之故，后有馆外人士许受衡撰写《刑法志》三卷，清史馆因其稿简单明白，经过讨论后，清史馆决定购买许受衡稿。是以《清史稿》内刑法志，并非在职馆员所撰。

台北“故宫”现存李景濂所撰刑志稿本有二，一者封面注明副本，字迹潦草。一封面左下方注明“刑志一”，右下方书李景濂拟稿。可知当时李景濂修纂此志时，并未命名“刑法志”，而是拟作“刑志”。李景濂“刑志一”稿件现存125页，如以年为分，清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记事约占16页，记载清颁定大清律与律载五刑约有40余页，其后文字均纪录条例变化，先言宗室觉罗定罪条例变化，再言旗下人犯罪与平民发遣条例、职官犯罪、强盗窃盗罪、谋杀人、服制、理藩院事例、逃人督捕例等等。

清《皇朝文献通考》内开载之史料，对李景濂撰写的稿件的风格影响可能较《皇朝刑法志》为小，且清三通记事均只至乾隆朝中后期。若不论史料论风格，李景濂拟稿离正史中志书择善编纂、提纲挈领的标准较有距离，更近似清代国史馆记志的资料长编方式。

李景濂先后收养了本家及其他十来位孤儿，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将多数培养到大学毕业。李景濂在北京居住期间，家中三口大锅日夜开伙，常年接待来自邯郸和广平府众多素不相识的贫苦访客和就医者。由于年代较久远，加之日军侵华和连年累月的政治运动等原因，致使两地联系逐渐中断。

为发展邯郸老家的地方工商业，他投资了众多的邯郸工商企业，包括面怡丰面粉公司、怡元亨煤油公司、贞元增酒厂，但始终无暇过问，剩下一堆花花绿绿的股票不了了之。他曾把老家房产（现城内中街35号）的45间砖瓦房交其妻堂弟王绍轩作为“民生织布厂”。

李景濂任学部主事期间主持起草的外国教会学校章程，坚持“欲张我国固有之权”“裁抑外人，勿令有好我国政教”“保存国粹完我主权”。可以看出，学部官员对教育主权已有相当的认识，李景濂主张对教会学校实行严格管理，教会办学不得侵害中国主权和现行的政教制度。“恐不能令其移归使馆界及租界以内”办学的字样，表明学部拟定的教会学校章程中，有要求现存各种教会学校“移归使馆界及租界以内”办学的规定。

在李景濂教书育人的生涯里，张国焘、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著名作家朱自清。都是他的学生，民国十七年邯郸县教育局局长冀卓吾也是他的高足。1950年代邯郸第一中学语文教师刘思说等也是他的高足。李景濂与吴汝纶的儿子吴闓生交往较深，吴曾为李前夫人王氏撰墓志铭。李两度参加清史馆，也与吴推荐有关。

在民国初期，基督教、天主教等教会势力迅速发展壮大。这些教会组织不断发表文章并通电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对孔教形成巨大压力。在基督教、天主教等教会势力做大的背景下，续议宪法草案时，李景濂、王敬芳、程大璋等议员提议将孔教定为国教，但未获通过。最终，众议员达成妥协，以三分之二以上票数通过了“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吴闿生于1930年将其父吴汝纶的弟子所作诗文编成《吴门弟子集》，《吴门弟子集》收录了李景濂所作多篇文章和诗歌。其诗作内涵极其深厚，颇具韩愈以文为诗、以政为诗的风格，字里行间忧国忧民，志存高远，才气纵横，意象瑰丽，出语雄奇。

《追和杜公壮游元韵》：黄鹄游天外，不随燕雀翔。大鹏奋其翼，瞬息蟠穹苍。”

李景濂一生著作很多，有《学部调议存稿》、《吴汝纶传》、《左氏管窥》、《左传讲义》、《诗文集》、《清史本传》等数十部，《吴门弟子集》收入其25首诗和10篇文章。他与王振垚合著的《中国地理》（二卷），是清末由中国人编写的颇有影响的少数地理教科书之一。

其撰写的《吴挚南传》，是史学界公认的研究清桐城派领袖吴汝纶的重要文献。1930年，李景濂编辑出版了《桐城昊先生全书》（七种）。

《邯郸县志》收入的李景濂的文章包括《克从李公遗像记》、《县学生王廷辅墓碣铭》、《奉直大夫宋国佐墓表》。

在邯郸市铁西复兴区拆迁的村庄前郝村，发现了河南兰仪县知县任兆麟墓志铭，铭文即李景濂撰并书。这是李景濂的书法首次在邯郸被发现。民国邯郸县志里，存有该墓志铭的原文，除了头尾比较简略外，内文差别不大。李景濂撰文书丹的《河南兰仪县知县任兆麟墓志铭》刻石。该刻石青石质，长145厘米，高55厘米，厚25厘米，计528字。记载着任兆麟于清光绪元年特举，廷试一等，签分河南知县，“先后署渑池、补兰仪、调太康，皆有惠政，民送旗伞物不绝”。病归十年后七十六岁逝世。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其子任之杰请李景濂撰并书。

该刻石在文革时被生产队挖掘出来做水槽用，后做垫脚石踩踏多年，虽然有些磨损，拓片出来依然清晰如故，可谓“文字双美，镌刻双优”，是研究邯郸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桐城派国学大师吴闿生先生在其撰写的《劝业所长王铭鼎墓志铭》中称赞道：吾友李右周，夙以文行著于兹邑，后生向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达敏称李景濂教授说：李景濂为中国的宪政事业和政治民主化作出过贡献。他长期在教育界工作，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他的《左传》研究在学界享有盛誉，为吴闿生等名流所看重。他所撰写的《吴挚甫先生传》仍是研究吴汝纶的权威之作。研究中国宪政史，研究桐城派在北方的传播，李景濂都是绕不开的人物。

关于李景濂参加会试得进士榜尾（第273名，三甲第150名），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殿试那天恰逢大雨，因殿内光线不足，部分学子被排在保和殿外走廊上答题，李景濂便是其中一个。后来的大臣主考官陆润痒看到李景濂的卷子里多掀起一张空白橙黄答卷纸，认为这么粗心之人只能居于榜尾了，遂判为三甲第150名。李景濂乡试为第17名，会试为第46名，当不至于成绩太差。因此此说不能说没有道理。

据李家的后人李健雄讲，小时候听父亲说其曾祖殿试成绩是二甲后来因为多掀了一页试卷，被陆润痒建议改为最后一名。邯郸李姓亲戚以及康波的父亲康永栋也讲了同样的故事（李景澔的妻子姓康）。

在李景濂的自传里，写的是“甲辰科第四十六名进士”，应是会试之后的名次。而殿试之后的排名，在最近查到《申报》发表的殿试排名上能看到，李景濂确实是二甲第五十八名，印证了二甲一说。

吴汝纶与李景濂政见相同，视为知己，交情莫逆。吴汝纶书写一幅中堂，录唐杜牧《郑瓘协律》诗“广文遗韵留樗散，鸡犬图书共一船”，落款“佑周仁弟大人正字，吴汝纶”。吴汝纶晚年被管学大臣张百熙举荐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任前“以李景濂、王振垚为代表的莲池书院学生四出活动，设法挽留。吴汝纶北上京师时，书院诸生依依难舍，送至西郊”。吴汝纶于1903年逝世，李景濂等弟子于二月初十日在保定莲池书院学古堂设位公祭。

李景濂交往皆名士，例如胡景桂胡景桂送李景濂一帧折扇，书写《乐毅论》，落款“佑周世兄雅属，胡景桂”。1939年农历二月十四日李景濂70岁生日，著名画家王雪涛绘中堂一幅，上画松树水仙，寓意仙寿，落款“佑周先生七十寿。戊寅二月王雪涛写”。还有国学大师吴闿生为李景濂前夫人王氏撰写的墓志铭，民国总统徐世昌与李景濂的书札，同榜进士状元刘春霖、沈钧儒，以及李叔同、邢赞亭、贺培新等社会名流墨宝不胜枚举，可惜大部分都毁于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

李景濂虽然收入不菲，却没有属于自己的房产，因而多次搬家。当年任北大教授和国会议员等职务，收入颇丰。根据其孙子李翼回忆先祖父家产去向时说，祖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其收入除了家用，首先用于抚养多名孤儿，把他们多人培养到大学毕业，其次用于投资家乡邯郸的实业。

李景濂去世后，灵柩长期停放在北京法源寺，1949年后安葬于北京西南郊岳各庄公墓。

参见：李景濂故居

李景濂故居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城内中街35号（串城街），民国建筑，1949年后为法院所在地，所以或称老法院。2020年8月，李景濂故居被邯郸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景濂曾孙李健雄说，在北京、邯郸、台湾以及美国等地的李景濂后人计划在李景濂故居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将积极协助在李景濂故居开办博物馆。捐献李景濂及其养子、中国药理学泰斗李钜，和其儿媳、工笔画家武毓莞的文史资料、著作、手稿、书画照片等文物原件或高仿复制品。

史料来自北京故宫内的国家档案馆所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档案馆、天津大学档案馆等。

远祖世居甘肃“陇西堂”，“盖本唐宗，而世不详”。始祖李彦忠，元臣，明太祖特授山东曹州府太守之职，初徙真定府赵州临邑白草湾，再徙宁晋县北鱼村、崔官庄。太高祖李桂、李梅、李彬弟兄三人清乾隆初期由崔官庄迁赵州隆平县（后与尧山县合并为隆尧县）枣鸵村。

高祖李士廉，在清嘉庆二年（1797），偕高祖母温氏携三子李尽忠、李尽孝、李尽诚，告别枣鸵村“村台”，背井离乡逃难流落到直隶邯郸县刘庄村，高祖母温氏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心灵手巧给人纺花织布。不几年家境日益好转，竟在刘庄村置下六十亩薄田。若干年后李景濂考中进士，光绪皇帝貤封高祖李士廉奉直大夫，高祖母温氏貤封宜人。

曾祖李尽忠，字寅恭，族叔某曾助钱数缗，及家小康，乃以百金并旧田宅报之。子孙俱入邑庠”。后来李尽忠为了让儿孙们接受更好的教育，把房产悉数变卖，只留田地租与地邻作为退身之备，举家迁邯郸县城南门里回车巷北，在邯山书院南侧购买了寇家和栗家大井胡同。后曾祖李尽忠诰封奉政大夫，曾祖母刘氏诰封宜人。

祖父李慎徽，字克从，与祖母耿氏生子三，李慎徽诰封奉政大夫，祖母耿氏诰封宜人，继祖母王氏诰封宜人。

父亲：李纯青，字粹然，优廪生。母亲：李氏

胞叔：李绮青，李绮青、李纶青

胞弟李景澔、李景涛、李景汾、李景濬、李景瀚、李景瀛、李景澄、李景湘。

胞妹适邯郸县乙卯科举人王国佐（三品衔，河南候补知府）的长子、山东候补县丞王宝璐为妻。

第一位夫人是邯郸王氏，来自城内东门里的王家，是王铭盘之女。王氏去世后，经人说合，李景濂续娶了王琴堂四夫人傅氏的妹妹傅作江。

李钺，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在津浦铁路工作，曾任段长。儿媳妇：武毓莞，是永年老城武家大院名门闺秀。

长女：李文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女婿：陈钧，国民革命军少将加中将衔。

次女：李镇，续弦傅氏所生，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女婿：栾景贤，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

三女：李鉴，成都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桥梁专业毕业。

李钜，为李景濂二弟李景澔之子，自幼由其抚养，视如己出。毕业于燕京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得该院和美国纽约州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药理学系主任、教授，美国药理实验治疗学会会员，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药理学泰斗。

孙子：李翼、李长发（早逝）。

孙女：李美丽（早逝）、李富丽。

曾孙：李健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