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考者的考试程序，分初试、复试两级。先在各省进行初试，初试及格后到南京本校复试。考试的科目为党义、国文、外语、中外历史地理数理化。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筹建的校址，确定在南京小营。大门为水泥砌方形高门，门外两边各有一个砖砌岗亭。沿大门向两边延伸着铁栅栏护墙。正对大门办公大楼的主楼是一座3层方形楼，两侧延伸2层办公楼。后面有南京本校大礼堂。礼堂正门有4组高大的双立柱，门顶呈塔形，上置旗杆。此外，还有供校长专用的方形2层小楼、教学楼、学生宿舍等设施。校内有巨大的操场，可容纳万人集合、活动。

1928年3月6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主持大会，军校教职员、一些学员、军官团到会。蒋介石进行训话，十分强调“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纪律”；还特别指出，“凡是反对党的人，无论是军官，是学生，都要反对他，即使本总司令不要党，请各位就反对我，就杀我”。蒋介石希望把学生培养成完全忠于国民政府的军人。

开学典礼已举行，但学校迟迟不能授课。只因学员不足，难以编队。原来，1926年在黄埔军校本校招收了第6期4400多名入伍生学员。

1927年“412”与“415”政变后军校校务停止，学员纷纷退学、逃离，留黄埔者仅800多人。1000余名学员前往杭州，到南京的达800人。蒋介石虽已下野，仍命黄埔同学会在杭州设立执行所予以收容。

1928年4月13日，杭州第6期学生才到达南京本校。武汉、长沙分校的学员也陆续到达。共有3500多人。因此，拖至4月23日才开始上课。

1928年11月，南京本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推定蒋介石、胡汉民、吴敬恒、戴传贤、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李济深为校务委员会委员，何应钦为常务委员。由国民政府任命。此后吴稚晖、钱大钧、张学良、张治中、汪精卫、朱培德、程潜、唐生智、陈诚、刘湘、白崇禧等也都陆续担任过校务委员之职。校务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主持工作。教育长由张治中担任，执行委员会决议，综理全校事务。

校部下设各处（或部）二级机构，负责各方面工作。处下设科。军事教官和助教，少数隶属处里管辖，大部分归于各兵科。处属教官中有高级教官、技术总教官、普通学总教官、普通学外国文教官，还有体育总教官等。此外，军校还属设各机关，有毕业生调查科、图书馆、官生同乐会、校舍设计委员会，以及军官团、军官研究班、航空队等。

学生总队，是入伍生受训期满升学学习和训练的组织，一般编有步兵大队（若干）、炮兵大队、工兵大队、交通兵大队，有时设骑辎重兵队。各大队设大队长，负全责。大队下又编有若干队（或中队、或区队），由队长（或中队长、或区队长）率领。

南京本校建立以后，还陆续开办了昆明分校、广州分校等。

从新生至毕业的军校生活，南京本校成立初为2年学制，采取日式教育。1930年以后，将学制改为3年制，采取德式教育。

入伍生教学首当其冲。考生一旦考入军校，要进行一定时期的入伍生教育。第一期，新兵教育四个月。第二期，上等兵教育二个月。第三期，下士教育二个半月。第四期，分发各师实习三个月。入伍生学业期满后，要通过考试才能升学。考试包括笔试、野外学习和阅兵分列式，成绩合格者，可以升入本学期学生总队，编入各专业队继续学习深造。成绩不合格者，或留下期入伍生团再学习，或被淘汰。对能升学的人，按其特长编队。然后进入下一年学习，成为军校正式学生。学期为2年，第一年进行各兵科基本军士教育，第二年为各兵科专门教育。学业的最后阶段，要举行诸兵种联合演习。第9期学生联合演习编成了东、西两军。东军由学生总队组成，而本校教导总队编为西军。总队原军官随军负监视、审判、管理责任。演习部队要按规定步枪每支每日装备20发空包弹，给每门山炮每日装备30发空包弹。给每挺机枪配备5000枚鞭炮，每100枚作1串。西军一律配戴红帽箍、红臂章，东军则不戴。演习地点选在句容东西一带地区。演习中不准捕获，不得乔装潜入，不得破坏建筑及农作物，不得雇用民夫等。演习共进行了6天。

养成教育的修业期限，起初各期长短不一，自第八期开始制度化，学制定为三年：

第一年为入伍生教育，入伍教育期满后，经考试合格并根据志愿和考试成绩分别升入步、炮、骑、工、辎重等各兵种学生队，实行为期两年的正式学生教育，也即军官候补生教育；期满之后分配到各部队任见习官半年，随后即可以少尉军官补用。

除正期学生的养成教育外，南京中央军校还兼办中级以上军官的补习教育和应特殊需要而进行的召集教育。此类教育基本上均属军官短期训练班性质，受训者大多系在职或失业军官，其也称学员教育。养成教育、补习教育和召集教育的分类兴办，使南京中央军校的规模和影响超过了同一时期的任何一所军事学校，从而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教育重心。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训练中心的中央军校，其军事教育的基本宗旨，是力求学生“修得军事知识与各兵科初级干部必要之技术与指挥能力”。由此，军校正期学生的军事教育在前两个年度，均是修习初级军官所需的基本军事知识，所学课程各兵科大致一样（除第八期外，一般入伍生期间不分兵科，升入学生期后再分兵科）。内容分为学科与术科两大类。

第三个年度，学生则被授以各兵科专门学识及技能。正期学生之外的各类军官短训班，则在一般学、术科教育的基础上，再根据各班的专业特点施以特种专门训练或高层次的提高教育。如步兵重兵器训练班，在学科方面主要授以器械学、射击学和观测教练；术科方面则着重于步兵榴弹炮教练、八二迫击炮教练、以及各种加农炮和马克沁机关枪教练等

军校制定了各种细致的教育进度预定表等，按照所开课程编纂一批相应教材，并收集各种现成军事书籍，“斟酌损益”，修改使用。对教育的结果也十分注重。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制度。通过各项考试，一方面检定学生对于学、术两科理解之程度，及应用之能力，另一方面鞭策学生在学业上不断进取。

军事教育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资队伍的状况。南京中央军校对教职人员具有很高的要求。规定教官任用，必须由教官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然后再呈请学校委任。被委任到校服务的人员必须以一个月为试用期，在此期间将审查其经历是否确实，精神是否充足，思想是否纯正。试用期后再须经过三个月的代理工作，最终才被补授实职。

军校每年还对教职人员进行一次考核，凡“服务勤慎或卓著成绩者”将分别得到嘉奖、晋薪或记升、晋级等奖励；凡“学力欠缺或放弃职守者”将分别受到警告、降级、免职等处分。同时，军校还强调所有教官必须精通英、德、日其中一种语言，以使其能“直接探求各国之最新军事学术”，更好胜任现代军事学术的教学工作。

军校当局对教职人员的严格把关，一方面确使军校召集到一批颇具才识的军事理论教育家，有助于军事教育的发展和军事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由于录用了一批所谓“思想纯正”，能够“效命党国”的军事教官，从而也强化了蒋介石对于军校的直接控制。

南京中央军校建立后，以“政治训练与军事教育并重”为方针，从开学的第一天起蒋介石就强调，军校学生在政治方面“要受严格的训练，守严格的纪律，服从党，服从主义”；

1929年国民党“三大”确立了“军事教育与三民主义教育成为一体”的原则之后，政训工作在南京中央军校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原先隶属于教授部的政训处开始独立工作，名义上直属于校本部，实际上由军委会政训处直接节制，所有政工人员均由军委会政训处统一委派。1932年黄埔系的秘密宗派团体力行社成立后，军校的政训工作又一直在力行社的控制之下活动，成为蒋介石专制统治的一块重要阵地。

军校政训工作从政治教育与政治训育两大方面展开，政治教育侧重于政治理论和政治知识的灌输，由政治教官负责向学生讲授党义以及社会科学课程，政治训育着眼于人格、精神之陶冶，由训育教官及训育员分负其责。

南京中央军校政治训练的实质，是通过严密的政训工作体系监视学员生的思想，约束学员生的行为，“凡是被他们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思想不稳的学生，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闭、开除处分，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同时又是利用讲课、讲话、讨论，以及其它各种政治活动，向学员进行反共、领袖独裁的思想宣传，以造就军校学生的蒋记“三民主义灵魂”。当然，军校的政训工作也包含着抗日爱国的思想内容，其训练计划中明确规定，要“使学生认识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民族之最大敌人。”这种教育无疑有利于军校学生作好抗日御敌的思想准备。

“军人精神，居军队教育上首要之地位”。南京中央军校的教育，尤其是政治教育训练是以蒋介石的军人精神教育作为思想指导的。蒋介石十分注重于军校的军人精神教育，几乎每逢军校学员生的开学、升学、毕业典礼和各种纪念仪式，他都要临场发表军人精神教育的训话。蒋介石的军人精神教育，其中心理论，是所谓“恢复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道德”。尽管它着上“三民主义”的外衣，以“统一御侮，复兴民族”相标榜，但究其思想实质，乃是向军人灌输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思想，力图使全体军人的思想、意志、信仰和行动全都统一到蒋介石的旗帜之下。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要合万人之心为一心”。从而巩固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最高领袖”的独裁专制政权。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把所有军校学生锻造成其专制统治的武力基础。

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蒋介石在南京再次筹设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旋定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次年3月开学。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校本部设校长、副校长、教育长各一人，综理全校事宜。以蒋介石为校长，李济深为副校长，何应钦为教育长。下设校长办公厅及教授、训练、政治三部，管理、经理、军械、军医四处，学制三年。入伍生教育（预科）一年，期满考试合格后，升入学生队，正式军官教育二年。教育内容分军事、政治两类，主要军事课程有战术、军制、兵器、筑城、交通、地形以及各兵种所需技术学科、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等。政治课程有中国国民党史、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等20余门。中央军校第一批学生多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及武汉、长沙分校来宁之学生，为标榜自己为黄埔军校之继续，遂将该期定为第六期，编为3个步兵大队和炮兵大队、工兵大队。是年11月改隶训练总监部，附设军官团、军官研究班、航空队，增设要塞炮兵队、交通大队。1929年7月将校长制改为委员制，设校务委员9人，蒋介石、阎锡山、何应钦为常务委员，张治中为教育长。1933年恢复校长制，蒋介石兼校长，并于校长之下设校务委员会。是年起，先后开设洛阳、武汉、成都、广州、昆明、南宁等分校。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本校迁四川铜梁（今属重庆）。为适应部队扩编和补充的需要，除扩大本校招生外，并将原有的分校依次改为第一分校至第六分校，学制亦相应缩短为一年半至二年。学校组织机构亦有所调整。1938年3月在甘肃天水（后迁西安）成立第七分校。11月，本校迁成都，并将成都第三分校并入。本校随后于江西瑞金、湖北均县（今丹江口市）、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成立第三、第八、第九和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以及军校驻鲁、冀、苏各干训班、特科干部教育班等。抗战胜利前后，各分校、干训班相继裁撤。1946年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并改隶于陆军总司令部。次年关麟征任校长。1949年12月，学校迁往西昌途中，所属成员大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推进了中国军事教育的近代化，但此种进程并未超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军事历史范畴。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的继续和变异，既为南京国民政府养成了一支国防力量，又为蒋介石的统治的提供了一支近卫武装。

概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历史，可以认为它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双重交织的。置于军事角度探究，南京中央军校给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带来了些许新的因素：由其引进并推广的西方现代军事教育及现代军事学术理论，局部改观了当时中国军事教育的落后状况；而大批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新型军人的培养又为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陆军整编注入了新的生机，从而一定程度地起到了巩固中国国防建设，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作用。在这意义上讲，南京中央军校又推动了中国军事教育和中国国防建设的进步。军校的这种两面性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军事教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