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理学文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255页。

《明清史研究丛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655页。

《明代律例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75，1979），1391页。

《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79，1982），809页。

《中国远古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97，1996），191页。

《周公孔子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98，1997），373页。

《武王伐纣年新考并论《殷历谱》的修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100，1999），287页。

《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602页。

〈「张三世」古义〉，《学原》1.8（1947）：15-19。

〈洪武二十二年太孙改律及三十年律诰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下（1948）：223-250。

〈鹅湖之会朱陆异同略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2（1950）：261-265。

〈大明律诰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4（1953）：77-101。

〈读明史王艮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4（1953）：103-105。

〈明外史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4（1953）：107-134。

〈孟子与告子论性诸章疏释〉，《大陆杂志》6.7（1953）：1-7。

〈释《汉书．地理志》所记秦郡与汉郡国的增置〉，《中央研究院院刊》1（1954）：281-336。

〈释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章〉，《大陆杂志》10.7（1955）：6-10。

〈孟子性论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6（1955）：227-308。

〈释孟子「公都子问性」章的才字情字〉，《民主评论》6.16（1955）：91-92。

〈宋刊残本《礼记正义》跋〉，《大陆杂志》11.5（1955）：32。

〈读钱宾四先生《中庸新义》〉，《民主评论》7.1（1956）：4-7。

〈读钱宾四先生《中庸新义》申释〉，《大陆杂志》12.9（1956）：10-14；12.10（1956）：14-20。

〈论四书章句集注定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8上（1956）：497-515。

〈跋史语所藏明刊清修本《天工开物》〉，《大陆杂志》14.4（1957）：8-9。

〈论秦以前的赐姓制度〉，《大陆杂志》14.11（1957）：7-12；14.12（1957）：17-22。

〈读皇明典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9下（1958）：661-676。

〈论明史所记四辅官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0下（1959）：557-595。

〈蒙古世系谱撰人〉，《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4种，1960），上册，页327-328。

〈明史纂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1（1960）：303-346。

〈明末实录书成誊写四分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1（1960）：347-352。

〈明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1（1960）：353-380。

〈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并附校勘记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2（1961）：1-17。

〈论皇明祖训录所记明初宦官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2（1961）：77-98。

〈论皇明祖训录颁行年代并论明初封建诸王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2（1961）：119-137。

〈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4下（1963）：617-625。

〈论朱子对论语「夫子之文章」的注释并论了解论语的方法〉，《孔孟月刊》38（1965）：26-30。

〈明史纂误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6下（1966）：445-512。

〈汲古阁词苑英华本《少游诗馀》校录〉，饶宗颐编校，《淮海居士长短句》（香港：龙门书店，1966），页133-151。

〈皇明世法录影印本评介〉，《书目季刊》1（1966）：55-57。

〈论明初北元君主世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上（1967）：313-322。

〈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下（1967）：421-448。

〈论张儒绅齎夷文至明年月并论奴儿哈赤的七大恨及满文老档讳称建州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下（1967）：449-457。

〈满洲国国号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下（1967）：459-473。

〈清太祖天命建元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下（1967）：475-496。

〈满洲开国史丛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下（1967）：421-509。

〈论清太祖於称汗後称帝，清太宗即位时亦称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下（1967）：497-503。

〈论满文 nikan 这个字的含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下（1967）：505-510。

〈明史纂误再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7下（1967）：511-576。

〈谭嗣同全集书札系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8（1968）：293-318。

〈康有为衣带诏辨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8（1968）：319-350。

〈论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活动〉，《大陆杂志》36.12（1968）：1-29。

〈论光绪丁酉十一月至戊戌闰三月康有为在北京的政治活动〉，《大陆杂志》37.9（1968）：7-24。

〈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的工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页207-213。

〈论光绪赐杨锐密诏以後至改变爆发以前康有为的政治活动〉，《大陆杂志》38.9（1969）：7-24。

〈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大陆杂志》38.9（1969）：25-29

〈律解辩疑大明律直解及明律集解附例三书所载明律之比较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上（1969）：289-308。

〈〈明史考证攟逸〉纠谬〉，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季刊编辑委员会编，《庆祝蒋复璁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69），页125-156。

〈读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大陆杂志》40.1（1970）：1-11。

〈唐写本周易正义残卷後〉，《大陆杂志》42.9（1971）：30-33。

〈关于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敬答汪荣祖先生〉，《大陆杂志》43.4（1971）：53-55。

〈释周公受命义〉，《大陆杂志》46.5（1973）：48-59。

〈释周公受命义〉，《东方杂志》复刊7.11（1974）：34-39。

〈释周公受命义续记〉，《大陆杂志》48.3（1974）：43-48。

〈读清世祖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2（1974）：241-254。

〈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6.4（1974）：557-594。

〈康有为与「保中国不保大清」〉，《大陆杂志》49.5（1974）：43-52。

〈理学的定义、范围及其理论结构〉，《大陆杂志》50.1（1975）：1-49

〈《明代律例汇编》序〉，《大陆杂志》53.4（1976）：1-19。

“On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Paul A. Cohen and John E. Schreckern eds.,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Mass.: EastAsianResearchCenter,Harvard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 306-309.

〈四论周公受命摄政称王问题〉，《大陆杂志》54.3（1977）：114-118。

〈陶弘景著《帝王年历》以竹书为正〉，《大陆杂志》55.6（1977）：270-272。

〈杜正胜著「尚书中的周公」书後〉，《大陆杂志》56.3/4（1978）：123-124。

〈读明史余应桂、揭重熙、傅鼎铨三人传〉，《明史研究专刊》1（1978）：170-172。

〈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大陆杂志》58.2（1979）：49-87。

〈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中篇之一）〉，《大陆杂志》60.1（1980）：1-24。

〈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中篇之二）〉，《大陆杂志》60.2（1980）：64-87。

〈论郑桓公灭郐，并论京兆郑县非郑桓公封邑，申臣瓒说〉，《大陆杂志》60.5（1980）：1-5。

〈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中篇之三上）〉，《大陆杂志》61.1（1980）：1-29。

〈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中篇之三下）〉，《大陆杂志》61.2（1980）：16-31。

〈论康有为进呈「孔子改制考」月日，幷论康「戊戌奏稿」、「请尊孔圣为国教摺」为康事隔多年伪作〉，《大陆杂志》61.5（1980）：216-217。

〈康有为戊戌年真奏议—「日本变政考」、「杰士上书汇录」等书，已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发现〉，《大陆杂志》62.6（1981）：1-7。

〈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中篇之四）〉，《大陆杂志》64.1（1982）：11-22。

〈敬答陈槃庵先生〉，《大陆杂志》64.5（1982）：8-9。

〈明史广西土司传考证—明史篡误三续〉，《大陆杂志》68.1（1983）：7-27。

〈明史贵州土司传记霭翠奢香事失实辨〉，《大陆杂志》68.2（1983）：4-11。

〈与友人论「古文奇字」书〉，《大陆杂志》68.4（1984）：192。

〈象山思想临终同於朱子〉，《大陆杂志》69.1（1984）：32-42。

〈再谈戊戌政变—答汪荣祖〉，《大陆杂志》77.5（1988）：1-7。

〈再论清太祖清太宗的国号、年号及位号—敬答蔡美彪先生〉，《大陆杂志》76.5（1988）：1-5。

〈拙著《戊戌变法史研究》的再检讨—并评介最近几年国人研究戊戌政变法的成绩〉，《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与近代史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下册，页729-768。

〈了解《论语》的方法—并简论汉宋学派对《论语》的解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5（1990）：45-65。（1989.7.20在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演讲稿）

〈论「杰士上书汇录」所载康有为上光绪第六书第七书曾经光绪改易，并论康上光绪第五书确由总署递上〉，《故宫学术季刊》9.1（1991）；亦载於《清史研究》1996.4。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答汪荣祖〉，《大陆杂志》86.3（1993）：1-23。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清史研究》1993.4：83-106。

〈刘著《尚书学史》读记〉，《大陆杂志》88.6（1994）：1-9；亦载於《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

〈读杜预「春秋序」，幷论左传原书的名称〉，《大陆杂志》88.1（1994）：1-3。

〈论谭嗣同狱中诗〉，邬昆如等编，《谭嗣同先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华仁学会，1995），页1-10。

〈《大众草书千字文》序〉，1995年7月22日。

〈论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先生商榷〉，《大陆杂志》90.2（1995）：1-5。

〈戊戌变法与素王改制〉，《大陆杂志》100.5（2000）：1-19。

〈释“武成”月相，敬答张闻玉先生〉，《大陆杂志》102.1（2001）：1-5。

〈论衣礼与商代周祭制度．上〉，《中国史研究》2002.1：11-49。

〈彭孟缉与高雄事件真相〉，郑水萍编著，南方文史工作室、树德科技大学古迹建筑系编辑，《高雄研究学报（高雄研究研讨会论文集）》（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页77-92。

〈再论彭孟缉与高雄事件真相（二稿）〉，「大高雄地区近百年文化变迁研讨会」宣读，2003.11.13。

〈林茂生之死考〉，《历史月刊》193（2004）：135-146。

〈释《春秋》左氏经传所记鲁国褅礼并释《公羊传》“五年而再殷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5.4（2004）：699-743。

〈二二八高雄事件新考〉，《历史月刊》229（2007）：72-74。

〈论《春秋》学的时代使命—并简介我对春秋经传禘给问题的研究〉（及後记），饶宗颐主编，《华学》第9、10辑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472-480。

〈读侯坤宏先生新编《大溪档案》〉，《档案季刊》7.3（2008）：4-7。

〈〈论《春秋》学的时代使命—并简介我对《春秋》经传禘给问题的研究後记〉续记〉，《古今论衡》20（2010）：3-9。

〈读茅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与茅海建先生商榷的信〉，《古今论衡》20（2010）：11-18。

茅海建：《我所知道的黄彰健先生》

黄彰健先生已于2009年12月28日去世了，我是最近才由我的学生告知的。天天躲在郊外的房间里面，做一点点自己才感兴趣的事情，外面的春秋，真是知道得太少了。

黄彰健，生于1919年2月，湖南浏阳人，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有着许多学术贡献。以上我试图用最简短的文字，来介绍这位大陆读者可能还不太熟悉的学者，但觉得其中不可省略的要素是籍贯。他有着湖南人天生倔强的性格。人活到了91岁，可谓长寿，且有相当的学术成就，惠泽后学，算是对得起自己的人生。

我一直认为，黄先生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我开始注意他，是进入戊戌变法研究领域之后。他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有两项了不起的贡献：其一，他发现康有为在宣统三年（1911）发表的《戊戌奏稿》中作伪，全是康后来之作。而他最重要的证据，竟然是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所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这部大陆出版的史料集，大陆学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认真利用，反被他占了先。他由此断定，康有为另有其“真奏议”，并自编一册《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丛刊，1974年）。到了1981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发现，为他这一预言作了近乎完美的证明：该《汇录》所抄录的康有为18篇奏议，与《戊戌奏稿》无一相同。这真是史学研究中的经典案例，我经常在课堂上讲述这一从“假设”到“证明”的故事。其二，他认为戊戌政变并非起因于袁世凯告密，但袁世凯告密却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后来我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档案中查出,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8日）晚上约八九点慈禧太后下旨第二天从颐和园返回城内的记录，也证明了他的判断。因为此时谭嗣同还在袁世凯住所，一直到半夜才离开。慈禧太后决定回宫在前，袁若真告密，也只能在其后。

黄先生的这些论文，在台湾的杂志上发表，后结集为《戊戌变法史研究》，作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于1970年出版。由于当时大陆正处于“文革”高峰期，黄先生的这部大作，大陆图书馆少有收藏，收藏者也因属“港台书”，仅供“内部参考”，不让外借，使用极不方便。大陆一些研究者因不了解该著作而选择了相同的研究题目，结论也大体相同，成了重复劳动。1999年，我请人复印1册，成为我手头的常用书。2000年，我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所住学术活动中心的书店有存书，赶紧再买1册。记得那次在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看书，谢国兴先生指着匆匆而过的一人，告诉我是黄彰健院士，我正在看清朝末年的北京地图，抬头看了一眼，没有敢去打扰。2002年，我发表《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一文，专门写了一段话：

我在这里还要向黄彰健先生表示个人的敬意。这一方面是他提出的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起、袁告密加剧了政变激烈程度的判断，具有经典性，且是在未看到北京所藏档案的情况下作出的，三十多年过去了,依然光芒不灭；另一方面是我于2000年初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查档，企图有所斩获，一个多星期的工作后，我意识到，有关戊戌政变的档案已被黄先生悉数扫尽，一点汤都没有给我留下。

2005年1月我出版论文集《戊戌变法史事考》，收录了该文，寄呈黄先生一册，敬请批评。

2005年10月，我参加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学术会议，会后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继续访问，以查阅相关的史料。黄彰健先生听说我要来，与当时的所长王泛森先生相约，一起见面吃个饭。王先生事先向我介绍了黄先生的性情，特别指出了湖南人、高血压两点。那一天的午饭根据黄先生的要求，在学术中心的西餐厅，他告诉我说自助餐有较多的蔬菜。

这是我与黄先生惟一一次会面，主要是黄先生说，我听。他大体讲了两条意见。其一，他强调自己最重要的发现是康有为、梁启超原本要行革命，1897年秋康、梁在上海相约，由梁到湖南宣传革命，而康到北京见机行事，后来有了机会，便改以君权行变法。黄先生的大作对此已进行了全面的论证，我认为他所讲的证据，尚难以定论，于是没有说话。黄先生很可能认为我对他的结论不以为然，声音便陡然雄壮起来。其二，他认为湖南举人曾廉弹劾康、梁反叛清朝的条陈已经递送慈禧太后。他指出，我在论文中引用的七月二十七日《早事档》中的记载“都察院封奏一件，奉旨：‘留’”,便是光绪帝对曾廉条陈“留中”的谕旨。我见他对《早事档》的用语理解有误，便简单介绍：《早事档》是记录参加早朝的各机构提出的奏折及交到内奏事处在早朝时提交的奏折，“留”是指早朝后“留下”由光绪帝及军机处再处理，不是“留中”之意；“都察院封奏”指该日都察院代奏10人共计14件条陈、附图等件的奏折。他随即又指出，孔祥吉根据《随手登记档》称曾廉的条陈进呈了慈禧太后。我则告之这几天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都是全的，我是一天天对照比较看的，不会遗留，孔祥吉称进呈，我不记得了，没有看到。但《随手登记档》中绝没有曾廉条陈进呈慈禧太后的记录。于是两人便争执起来，双方都有点面赤。王先生连忙转圜，并提醒千万注意血压。我知道，黄先生两点意见完全是针对拙著《戊戌变法史事考》的，既没有提到他发现康、梁原本是革命党的贡献，又就曾廉条陈是否进呈慈禧太后一事，对他提出了批评。

我此时才想起王泛森先生提醒我湖南人、血压高之真意，细密周到。他大约事先知道黄先生对拙著的意见，怕我们真会吵起来。我还记得在餐桌上，黄先生指出：如果他年青时有机会来北京查档，“你们这点事情我老黄一个人全做了”（大意）。王先生听了此话，有点紧张，认为我会反感。实际上我心里对此是赞同的：如果黄先生当时真能来北京查档，如果当时政治气候允许做学术，按黄先生的才华，这点事情他还真能全做了，不必有后人来接手；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当时的政治气候允许大家做研究，也许黄先生的这点工作，大陆学者都做了，也不必劳黄先生大驾了。我心里这么想，嘴上仅说了前半，后半部分没有说出来。类似黄先生的话,孔祥吉先生后来也对我说过。此时我看着黄先生，心想过去称“老黄忠”真是落伍，那才七十多岁，面前这位“老黄”已经八十多岁了。2006年10月，我又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考虑到上次见面的争执，我只拜访了王先生，未敢去打扰黄先生。

就在那次会面中，我提出《戊戌变法史研究》在大陆收藏太少，我带回两本以分送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历史系图书馆，请他签名，他照办了。我还提议将其大作出一大陆版，以能让更多的读者看到，并请他写一授权书给我，以便联络出版。等我回到北京后，授权书久久未到，只能再写信催促。他后来寄来授权书，并同时寄来另外的4篇论文，要求一并出版。

黄先生的这部大作，最合适的大陆出版社当然是中华书局，但当时中华书局的兴趣似不在此，我也没有去联络；而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好出了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和研究著作，我觉得更为合适。我不认识完颜绍元先生，便请《历史研究》的马忠文先生代为介绍。完颜先生听到消息，立即答应，当我提出没有出版补贴时，完颜先生在电话的那头笑了。大约在一年后，黄先生的大作已是看校样了，完颜先生告马先生，称我的序言一直未到，我不记得曾答应写序，从辈分和对戊戌变法的基本看法有着许多差异。于是我告马先生,如果光说好话我不愿意，如果提出批评我也太不合适。2007年3月，《戊戌变法史研究》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厚厚两大册，总计75万字。我听到学界对该书的好评时，心里很高兴。此后不久，黄先生又寄来他的大作《“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我因对此题目较为生疏，没有细看，也没有回信。2009年5月，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出版，我立即给他寄去一册，再次请他批评。大约在9月，我收到了他的回信，整整4页，笔划清晰有力，一点都不像是90岁老人写的。在信中，黄先生对拙著提出了五点意见。我看完这封信，不禁笑了起来，真是一个天生倔强的老人，而且是一个倔强的湖南老人，可敬而且有点可爱！2005年在台北“中研院”学术活动中心西餐厅的那场争论，至此还没有结束。当时他提出的两点，分别是该信中的第一点和第五点；此外，他又增加了三点：分别是政变后朱批朱谕、康有为的上书、阔普通武奏折的作者问题。

然而，对于该信如何回复，我却有点犯难。我当然不同意他的五点意见，私心以为黄先生特擅于思，稍逊于证，但直接对抗仍有犯“高血压”之虞。于是，我想，似可以稍晚一点回信,言词似可委婉些，并将他的来信及我的回信放在学术刊物上一并发表，以让后来的学者做出自己的判断。而我当时算了一下，如果简单回复加上史料，约有万字，需要一点时间。恰当时手头上事务太多，一时抽不出空，便搁置下来。

一拖，便是几个月过去了，手头缓慢及作风拖拉，造成了遗憾。

我一听到黄先生辞世的消息，立即想起了这封信。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他生前最后一封信，但很可能是他生前最后关于学术争论的信，不能因此而湮没了。我与他的学术争论本应早早进行，现在对手已经离场，所言只能望着天空，再多的雄辩也都没有必要去说了，由此生出了许多怅然。许多原本以为忘记的旧事自然潜入于脑间，悼念逝人之意悄然弥漫于心间。对于一名学者之哀，当致以学术的悼词。于是我便写下了这篇文字，并附上他的这封信。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在必要处加上一些注释。

以上我对黄先生的学术认识，仅是关于戊戌变法的；关于他其他方面的学术贡献，当另由专家来评价。

我个人还以为，黄彰健先生是做完许多事情之后才离开人世的，应当说是没有太多遗憾的。这又是我内心所羡慕的。

2010年2月21日于东川路

原载《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