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祖先是姬姓，与周王室同宗。

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家道中衰。

管仲自幼刻苦自学，通“诗”、“书”，懂礼仪，知识丰富，武艺高强。

因家贫，为谋生做过当时认为是微贱的商人。

他游历广泛，阅人无数，见过世面，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

他当过兵的时候临阵脱逃。

他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

管仲有位好朋友鲍叔牙，两人友情很深。公元前674年，他和鲍叔牙分别做齐国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师傅。

齐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齐国动乱，公孙无知杀死齐襄公，自立为君。一年后，公孙无知又被杀，齐国一时无君。

而逃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小白，都力争尽快赶回国内夺取君位。

管仲为使纠当上国君，埋伏中途欲射杀小白，箭射在小白的铜制衣带钩上。小白装死，在鲍叔牙的协助下抢先回国，登上君位。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

桓公即位后，设法杀死了公子纠，同时也欲杀死有一箭之仇的管仲。

鲍叔牙极力劝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要桓公为齐国强盛著想，忘掉旧怨，重用管仲。

桓公接受了建议，接管仲回国，不久即拜为相，主持政事。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

古人云：

“圣人治吏而不治民。”

因此，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

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

“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

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

管仲整顿行政管理：“叁其国而伍其鄙”。

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

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

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

“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

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

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

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

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

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

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

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

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

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

他说：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那么，如何实现“富民”的目标呢？

实现“富民”，管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

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

因此，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

同时，他十分重视工商业。

他说：

“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

因而，管子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

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

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

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

这种“准平”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同于马克思级差地租。

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便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

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石壁谋和菁茅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

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

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

他提出：

“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

“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翻译过来就是：

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

严格执法，公开执法。

“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

翻译过来就是：

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

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

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

翻译过来就是：

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在齐国实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

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上下齐心，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的目标。

在社会政策方面，管仲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

他主张：

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

他认为：

“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又说：

“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

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

“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

管仲推行礼法并重，即推行道德教化，也可以称为“德治”，形成了“霸业”和“礼治”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即礼、法统一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

在治国的过程中，礼义教化与厉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明智礼足以教之……乡置师以导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致矣”（《权修》）。

这一理论，较之儒家的重礼教轻法制，较之秦晋法家的严刑峻法，较之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无疑是一种更全面、更有价值的理论。

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的旗号，打败侵燕的北戎，“存邢救卫”，制止了狄人的侵袭，又举兵击败了兵力强盛的楚国。

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大会各国诸侯，周天子也派人前往。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孔子称赞管仲说：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

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后人所漠视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

就国家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

就与各诸侯国的关系而言，“以商止战”就是扩大对外贸易，并以军事的威慑力维持均衡。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思想。

他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威慑百姓，因为：

“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

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

“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

他认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

基于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

“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在管仲眼里，老百姓是“人”——好逸恶劳，贪财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亲情。

在管仲眼里，官员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责任而已。

在管仲眼里，这个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坏人”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组成的，所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商鞅和韩非看到了人性的恶，尤其在面临利益冲突的时候。

所以，虽然儒家和法家的观点确实是对立的，但他们都推崇管仲。

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恶，更看到了人性的“贪”——贪生怕死，贪财好色。

齐国之所以富强，正是基于管仲对人性的了解，并想办法，使之有机会得到人性的满足。

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和“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实现“富民”，管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

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

因此，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

管子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

他说：

“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

因而，管子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

在社会政策方面，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

他主张：

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

他认为：

“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又说：

“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

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

“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

那要如何调节呢？

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

如何夺富予贫呢？

他提出了以下措施：

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

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

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顺应时代发展，以适应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就使齐国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并导致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

“均田分力”，就是：

把土地经过公开折算后租给农民，使其分户耕种。

《管子·乘马》中说：

“把土地分下去，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觉抓紧农时。他们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会自觉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关心劳动，不辞劳苦地经营。若不实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不告之农时，人民就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不积极干活。”

“均田分力”把劳动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蛮强制下的劳动，变为自觉主动的尽心尽力的劳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就是：

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

“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

这一方针，是把国民分红军士、农人、工匠、商贾四个类别，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区域。

管仲指出四民分业好处：

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历，进步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推进商品出产和流转有很大的效果；三是营建专业空气，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然后构成作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营建杰出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潜移默化，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把握专业技能。

管仲将“工商”与“士农”并排，以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

“齐国大众，公之本也。”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准则，让齐国的制造业技能领先于其他国家，以丝绸为例，中国最早呈现的丝织中间，就在齐国首都临淄。

其时，临淄出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级丝织品，不只齐国国内供应充沛，还许多热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全国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

齐国地处海边，渔业和煮盐业一贯兴旺，管仲规则，鱼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以便当诸侯各国。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了的，在商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关于前来齐国经商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无尽期待，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他还主张齐桓公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

从此，“全国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为了活泼贩子，管仲乃至首开公营色情业。

“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

同时，他在国都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倡寮（“女市”），每一间有妓女（“女闾”）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来商旅，并大收其税。在后世，管仲因而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好像鲁班在木匠业的位置。

在这种自在贸易方针的鼓舞下，能够想见齐国商业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泼，《战国策·齐策》如此记载齐国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富贵现象：

“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据核算，其时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其时国际上最大规划、最富贵充足的城市，而与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齿不到5万。

齐桓公与管仲屡次商讨富国之策，齐桓公主张对生齿、房子楼台、树木、家畜交税，管仲逐个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财物，自然会导致公民的不满。

“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

最佳方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并提出了“寓税于价”的方法。并给指出“唯官山海为可耳。”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工业，无一民众能够顷刻脱离。他说，万乘之国的生齿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交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

若是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斟酌涨价出售，每月能够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交税，不致导致公民的“嚣号”对立，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国”。

铁的专卖也是相同。

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东西，只需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比，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交税，实践是“无不服籍者”。

管仲发起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身下场，兴办公营盐场或公营铁厂---后世之人学管仲，以为专营即是公营，多入歧途。在盐业上，管仲实施专卖方针，敞开盐池让民间自在出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买。

因为操控了盐业的出售和产值，进而操控了报价，齐国的盐出售到别国去，使价格能够举高到成本价的四十倍，国家和商贾都得利颇丰。

在冶铁业上，管仲实施的是国有民营。

他首要严峻地着重了国家对一切矿山资源的独占，所谓“泽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则宣告，只需一发现矿苗，就立刻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有勇于私行挖掘者，左脚伸进去的，砍左脚，右脚伸进去的，砍右脚。

进而，政府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出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

在这些条件之下，管仲敞开冶铁作坊业，答应由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有些，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适当于征收30%的所得税。

《管子·轻重乙》：

“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因为自己的经商经历，管仲深知经商之苦，故对“负任担荷，服牛辂马，周流四方”的商人恤怀有加。他虽最早倡导“盐铁”官营，但是并没有禁断民间商人的介入。

《管子·海王》篇记载：

齐桓公曾要求管仲下令“断山木，鼓山铁”，禁止民间商人经营冶铁，管仲不同意。

管仲说：

“如果那样去做，会激起民怨，一旦国家危难，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分利共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

这就是说，如果国家以垄断经营的方式经营冶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得不偿失的。

管仲主张制定严格的交易法规，以规范市场，将商人的趋利行为纳入一个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之中，才能使工商经济发展健康有序。

他实行的“轻重”之法，即国家干预与市场竞争并重的经济政策，使齐国终于跃上春秋五霸之首。

由政府控制资源，然后把经营权下放给民间商人，以必定份额分配利润，这即是后世十分盛行的“财物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厉王就任用荣夷公，大力推行“专利”政策，其本质也是国家对战略经济资源的掌握。

但由于种种原因，周厉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导致改革走向彻底失败。

管仲的国家专营政策建立，在对周厉王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增加了这项关系到齐国富国强兵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和改革成功的可能性。

管仲推行的国家战略资源专营的理论和具体实践，对后世王朝国家经营管理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并且成为大一统之后的帝国存在下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

“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人事有轨，必有轨，乡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

什么是轨？统计。

上面一段话就是说，凡是需要统计，不懂得统计理财，那就根本无法治理国家。统计学，在管仲这里非常重要。

据黄仁宇说，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王朝，没有现代化的原因，就是因为统计学没有建立起来，“无法用数目字管理”，那是因为后世没有贯彻管子的思想，否则不会是这样。

管仲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统计的机构，他们的统计非常全面，人口、土地、产出、总值、男女劳力等，都要进行统计，之后，根据统计结果进行各方面的决策，同时也根据统计结果来进行下一个年度的预测。

这也是现代会计学预算和决算的来源。

统计和预测的结果全部保密，以防止商人从中谋得利益。

那么，谁可以从中谋取利益呢？政府。

通过统计，政府掌握各种借贷的时机，从而赚取利润。

也同样通过统计，国家也设立各种便民措施，譬如到了春天老百姓需要什么，到了秋天老百姓需要什么，所有这些，政府都提前做好准备。

所以，老百姓被政府赚走了钱，无话可说；而政府给他们提供的便利，他们又会非常感激。

年终总结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

每年的腊月最后五天是年终总结，齐桓公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

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

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

考核的对象是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考核之后，做得好的有赏，最后一名会受到批评警告。就是末位淘汰。

考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

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是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认真领会法律精神。

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

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后才能回家，否则这叫做“留令”，属于死罪。

同时，管仲设立了“啧室”，啧是什么意思？就是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意思，“啧室”就是信访办。

“察民所恶，以自为戒。”

这是管仲设立“啧室”的目的。

信访办的门口写着四句话：

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

翻译成现代话就是：

法律是不是简明易行，刑罚是不是审慎公正，政事是不是简单而不扰民，税收是不是少而且方便缴交。

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以上这些方面有投诉的，无任欢迎。

直接批评国君的过失的，被称为正直之士，他们的意见都会被受理。

管仲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集中体现在《管子》一书《轻重》篇中。

“轻重”概念，从广义上说是指君王处理诸多政事的权衡之术，但其重点是指国家控制商品流通和与社会经济生活有关的内容。

其中，又分为探究商品流通规律的理论文章，称轻重之学。用轻重理论控制商品流通的具体措施，称为轻重之术。

轻重之学包括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轻重关系理论三部分；轻重之术包括平衡物价、国家专营、调控货币、战略物资国有等一整套完整的国家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

《管子》认为，商品价格不断围绕一个轴心上下波动是一个客观规律。

“常则高下不二，高下不二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轻重乙》）

常固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只有价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才能发挥其自发的调节作用，商品才能正常流通。

《管子》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

“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轻重乙》）

要求君主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住粮食等重要商品，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从而进一步搞好经济调控。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而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国蓄》）

《管子》认为，商品、谷物和货币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

商品轻重与否，取决于这种商品的多少，“少或不足则重，有余或多则轻”；谷物被“囤积则重，被抛售则轻。

集中于国家则重，流散于民间则轻；货币流通得通畅则重，流通不通畅则轻；国家政令与该商品关系重大则重，关系不大则轻，这些论点在《国蓄》、《轻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论及。《管子》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乘马数》）

“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山至数》）

并强调了粮食在三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

轻重之术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稳定物价的措施。

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政府从中获利。

“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故人君散之以重。”（《国蓄》）

国家还需要采取“以重射轻”的方法，稳定物价。就是：

用高价收购市场上跌幅较大的商品，以改进商品价低滞销的状态，使物价稳定下来，防止商品飞散他处。因为：

任何商品都是“重则至，轻则去”，（《揆度》）商品的价格“重”，外地的同类商品就会涌人；商品的价格“轻’”，本地的商品就会外流。

与“以重射轻”相对应的措施是“以贱泄贵”，就是：

以低价推销的办法，把过高的价格拉下来，这就防止了“大贾蓄家”囤积居奇而“豪夺吾民”。（《国蓄》）

2、国家采取对粮食、食盐、铁等重要商品进行控制的措施。

国家控制了“民之司命”、“万物之主”的粮食，就可以控制整个经济，利用对粮食的垄断价格，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从而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

管仲建立了国储粮准则，国家收买储备了许多粮食，其数量足以操控商场粮价的动摇，以到达丰饥平衡的成效。

管仲对粮食十分重视，他不容许任何人操作粮价，禁止在饥馑之年使用粮食生意欺凌农人，粮价动摇有必要由国家掌控。

3、调控货币。

管仲认为：

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

“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轻重乙》）

为了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管仲制定了一个货币投放与管理的措施，称为“币乘马”。“乘”指“算”，“马”指计数的“法码”。

管仲提出的货币投放与管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是：

第一步：

先在方圆6里的地区内作典型调查。

第二步：

由点及面估算全国的货币需求量，以此为基础确定货币的铸造发行量。

这样周密的治国理财谋略，必然带来经济的稳定发展。

管仲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灵活运用轻重之术：

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我国。

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

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管子·奢靡》。

管仲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并指出：

“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

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

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

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

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靡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

在《管子·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

他说：

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

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管仲认为，想要成为金融霸主，还必须动用“贵虚”之术。让他国的生产者“贱有实，敬无用”。

所谓“贱有实”，就是在敌国面前装出一副“轻贱有用之物的架势”，所谓“敬无用”，就是让我国的上流人物假装对“无用而淫巧之物”加以重视，促使敌国加以跟风。

他在《侈靡》一章中进一步论述说：

“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

亦即是说，对于国外的富商、官员和百姓，必须提倡“消费主义”，让他们想方设法穷奢极侈。

要提倡让他们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

把普通的蛋品雕画，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嘘它的妙用，然后煮食，吸引敌国以十倍之利加以购买；把木柴刻得美轮美奂，然后焚烧，假称这是比万年青松还要珍贵的材料，敌国的富商必然纷至沓来，加速进货，争当代理。

丹砂矿产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贾贩运的渠道不要阻滞。

让外国用这些“无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费，让本国制造这些“无用之物”的穷人劳动就业。

这样，本国的百姓将安居乐业，敌国也就危如累卵。

愚公之谷

齐桓公出外打猎，因追赶野鹿而跑进一个山谷时。看见一老人，就问他说：

“这叫做什么山谷？”

老人家回答说：

“叫做愚公山谷。”

桓公说：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老人家回答说：

“用臣下的名字做它的名字。”

桓公说：

“今天我看你的仪表举止，不像个愚笨的人，老人家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老人家回答说：

“请允许臣下一一说来。我原来畜养了一头母牛，生下一头小牛，长大了，卖掉小牛而买来小马。一个少年说：‘牛不能生马。’就把小马牵走了。附近的邻居听说了这件事，认为我很傻，所以就把这个山谷叫做愚公之谷。”

桓公说：

“您确实够傻的！您为什么把小马给他呢！”

桓公就回宫了。

第二天上朝，桓公把这件事告诉了管仲。管仲整了整衣服，向齐桓公拜了两拜，说：

“这是我的愚笨。假使唐尧为国君，咎繇为法官，怎么会有强取别人小马的人呢？如果有人像这位老人一样被欺凌，也必定不给的。那位老人知道现在的监狱断案不公正，所以只好把小马给了那位少年。请让我下去修明政治吧。”

孔子说：

“弟子们记住这件事，桓公是霸主；管仲是贤明的宰相。他们尚且有把聪明当作愚蠢的情况，更何况那些不如桓公和管仲的人呢！”

金龟换粮

管仲说：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管仲是一个理财天才，如果股市给他做庄家，大家都要倾家荡产，因为钱都被他赚了。

有一天，管仲给齐桓公上完理财课，齐桓公听得是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别的理财办法吗？”齐桓公问。

“还有啊，多着呢，譬如有一种方法叫做御神用宝，想不想听？”

“想听想听。”齐桓公兴趣十足，听这名字就很带劲。

“北郭有个人，挖地的时候挖出来一条龟，这条龟就值一百亩地。”

“真的？”一条破龟就值一百亩地，齐桓公不信。

“那等着瞧吧。”管仲笑了。

第二天，管仲派出十乘车的使团前往那个人家，赐给他黄金一百两，用金制大盘把那个龟给“请”回来，一路敲锣打鼓，说那个龟是东海海神的儿子。

回来之后，供奉在大台上，每天杀四头牛祭祀它，号称无价之宝。当然，牛肉最终都拿去卖掉，一点也不浪费。

四年之后，齐国出兵攻打孤竹，打听到丁家粮食够大军吃五个月。

于是，管仲去找丁家，说是把无价之宝抵押给他，换他的粮食。

丁家受宠若惊，收了那条龟回家供着，而齐军出征孤竹的粮食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买鹿制楚

《管子·轻重》中记录了这么一个故事。

管仲或许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动“经济战争”的高手，实施经济杯葛主义（boycott）的大国领导人——

齐桓公把南方的楚国看成王霸事业上的“假想敌”，整日里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国。但楚国的军事战斗力很强，这让齐桓公头疼。

他问管仲：

“楚国是一个强国，其人民精通格斗的技巧。我们要举兵讨伐楚国，恐怕力不从心。一个楚国就很麻烦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管仲说：

“大王您出高价购买楚国特产的鹿吧。这一招准管用。”

齐桓公于是在与楚国交接的边境上，设立了一座小城，并派人到楚国购买活鹿。

楚国活鹿的价格为八万钱一头，管仲让齐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带了二千万钱，去楚国大肆搜购。

楚王听说了这件事情，乐了，对其宰相说：

“那个金钱，是人都喜欢的，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东西。而鹿，不过是禽兽而已，楚国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无所谓。现在齐国出那么多钱来买我们不需要的东西，这是我们楚国的福气啊！老天让齐国这个傻冒来便宜我们，太好了！赶快发布命令，让老百姓赶紧捕捉活鹿，尽快把齐国手上的钱换过来！”

为炒做这一事件，管仲还煞有介事地对来自楚国的官方采购商人说：

“你能给我弄来二十头活鹿，我就赏赐你黄金百斤；弄来二百头，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黄金了。楚国就算不向老百姓征税，财用也够了。”

于是，楚国上下都轰动了：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男女老少，全都来劲了，颇有点“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老百姓都放下手头的农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

这个时候，管仲让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齐、楚两国的民间收购并囤积粮食：

楚国靠卖活鹿赚的钱，比往常多了五倍；齐国收购囤积的余粮，也比往常多了五倍。

于是，管仲对齐桓公说：

“好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国了！”

齐桓公问：

“为什么？”

管仲回答：

“楚国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钱，却误了农时，粮食又不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收割的，楚国到时候一定会去收购粮食的。到时候我们封锁边境就行了。”

齐桓公恍然，于是下令封闭与楚国的边境。

结果，楚国的米价疯涨，楚王派人四处买米，都被齐国截断，逃往齐国的楚国难民多达本国人口的十分之四。

楚国元气大伤，三年后向齐国屈服。

注：

齐桓公大会诸侯，讨伐楚国，借口是楚国一直不向周王室交纳贡品。

齐国主导的诸侯联军出兵进攻楚国，是在公元前656年，楚成王派大臣屈完去和齐桓公谈判，接受了齐桓公的责备，并答应向周王室进贡。

战争结束。

衡山之谋

主词条：衡山之谋

所谓“衡山之谋”，是指春秋时期齐国征服衡山国的货币战争。

衡山国盛产兵器，衡山利剑，天下无双。

管仲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不过，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肯定要费一番功夫。

替代性做法是：

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十个月后，燕、代、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可谓天下争购。

看到赚钱的情况，衡山国君告诉宰相：

“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

衡山国百姓于是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

一年后，齐国派人到赵国购运粮食，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

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齐国突然封闭关卡、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

在夏收前，对衡山国出兵。

此时，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只得奉国降齐。

“衡山之谋”说穿了其实很简单，以高价诱使敌方放弃本业，追求某种产业的畸形利润，最终造成敌人经济瘫痪。

在任何时代，一种商品价格暴涨都会带来巨额利润。这种利润高的让人炫目，除非这种利润来自于国内垄断性技术，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高利润会吸引相当一批人冲进去，而且，这批人往往还是能率先看到商机的精英。等到一个国家几乎全民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暴利就要终结了。

石壁谋与菁茅谋

话说在葵丘会盟之后。

齐桓公对管仲说：

“咱们举办这么大一场盛会，花了不少钱，风头也出尽了，可怎样才能把这些虚名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利润呢？不然的话，寡人想去朝拜天子，会感觉费用不足，仲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管仲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怎样帮他的国君快速筹到一大笔钱？”

回去的路上，边走边想，一时竟没了主意，正不知如何是好时，经过一片乱石岗，车马难行，不易通过。蓦然间，想到一个妙招，拍着脑袋叫道：

“有了！”

于是，管仲急忙回车转去，与齐桓公商议。

管仲说：

“主公，某处有一片乱石岗，请下令招聘一批玉匠，把这些乱石头，按标准雕制成一块块的石壁，一尺长的定价一万钱，八寸的定价八千，七寸的定价七千，石珪定四千，石瑗定五百。”

齐桓公听了，将信将疑，但还是都照他所说的做了。

石壁完成之日，管仲就来到洛阳，朝见天子。天子亲切地会见了这位霸主的仲父。

当时，天子的弟弟姬带还在为分家的事和天子扯皮。管仲作为大诸侯国的宰相来到朝廷，是来为天子兄弟俩说和劝架的。

管仲说：

“为了大王的尊严，我国君主打算率领诸侯们前来朝拜先王的宗庙，一者可以观摩学习周礼，二者也能为大王助威！乱臣贼子们见到这架势，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天子说：

“好，那就叫诸侯们都来朝拜先王宗庙，这没问题。”

管仲又说：

“请大王发令，凡是来朝拜先王宗庙的诸侯，都必须带上“石破天惊”壁，作为献给大王的贡礼，否则，不准入朝。”

所谓“石破天惊”壁，就是从那一堆乱石头里凿出来的，找到一个好项目，立马就值钱了。

天子说：

“可以，这没问题。”

随即，便向天下各地发出了号令。

诸侯们一般很少有机会，参观朝拜天子先王的宗庙，机会难得，一票难求呀。

于是，天下的诸侯们都载着黄金、珠玉、粮食、彩绢和布帛，纷纷赶到齐国，争着抢着来购买门票“石破天惊”壁。

就这样，齐国的石壁流通于天下，天下的财物流归于齐国。

一大堆废弃了的乱石头，原先只是半文不值的障碍物，但在管仲的运作下，却变废为宝，价值连城，狂赚了一大笔。

这一笔赚了多少呢？相当于八年的税收。

所以，齐国爆发了这笔横财后，齐桓公为他的百姓减负，也就不收税了，一直到他去世的八年间，都再没有向他的百姓们征过税。

那谁还不喜欢呢？

这就是管仲的经济谋略，叫做“石壁谋”，这个故事就被记到了《管子》这部书里。

新上任的天子，也在为钱发财。因为从前面几代天子起，就很难征到税收了，所以天子手里其实也没什么钱。

怎样才能赚到钱呢？

天子就请教了这位东方最早的经济学家。

管仲很乐意为天子出主意，他看天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资源，只有楚国进贡来的不值钱的茅草，谓之“青茅”，这是长江流域特产的一种三条脊梗直贯到根部的茅草。先不让走漏风声。

发令说：

“天子准备去泰山祭天，只有这一次机会特许诸侯们陪同他一起去祭天，想去的人，快来报名呀！”

因为诸侯是没有资格祭天的，所以这次机会就格外的珍贵，大家都愿意去。

然后再发令说：

“凡随天子去祭天的，都必须携带一捆菁茅，作为祭祀之用的垫席。没有菁茅的，不得入内。”

于是，天下的诸侯们便纷纷掏出黄金来，争先恐后地抢购。

能够陪同天子出席这么大的盛会，黄金算什么，再贵也值！

菁茅的价格顿时出现井喷，上涨了几十倍，一捆可以卖到百金。

所以，天下的黄金就象流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周天子仅仅在这三天时间卖茅草的钱，就已经相当于他七年的收入了。

我们看到，管仲的经济思想不过是本着物以稀为贵的原理，这在蒙昧的春秋时代无疑是可贵的。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

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

“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经济学家。

他提出的“国富论”，比西方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了将近两千三百多年，堪称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鼻祖。

看来，管仲提出“以商兴国”，即依靠发展工商经济，来强大国力，实现富强的主张，比起西方的“重商主义”学说的两位代表性人物：英国的托马斯·孟（1571—1641，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被认为是重商主义的“圣经”）和法国的德·孟克莱田（1575—1622），代表作《献给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政治经济学》，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之嚆矢，同样也早了两千二百多年。

这两位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商品经济对国家的重要性，不约而同地提出：

“国家的繁荣依赖于资本供给，经由商品经济（对外贸易）增加国家财富是最佳途径……”

而这个观点，基本上也正是管仲在当时提出来的：

以工商经济强国，以工商经济立国。

管仲对中国文化还有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水”。在《管子》一书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一思想，比泰斯勒早了许多年。

正因为认识到“水”的种种特性，通过水与地的各种复杂关系进行对比，所以，才有管仲对商品经济和国家兴衰的独特认识，也才能解释为什么第一个将商品经济提升到“富国强兵”高度上的，只能是管仲。

管仲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重商主义创始人，也是第一个意识到商品经济巨大能量的人。

管仲作为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经商的一个标准商人，一个具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治国大师，他迅速帮助齐国确立了“富国强兵”的发展思路，并且明确地将发展工商经济作为提升综合国力的一条捷径。

事实上，也正因为工商经济的迅速崛起，才导致了齐国能够以偏居海滨一隅的小国，而完成九合天下、位尊春秋首席霸主的大业。

而管仲独创的“以商兴国”、“以商立国”的“重商主义”，唯经济决定论，更是成为齐国之后其他诸侯国争相效仿的一个基本模式。

管仲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工商文明中所蕴含的技术进步，使齐国的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

管仲的经济学思想，使经济活动中的“技术”含量明显增加，并且将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文明上升到制度文明的高度。

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齐国，很快成为无可匹敌的春秋第一霸。

管仲的经济学思想给诸侯国治理国家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工商文明中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高额附加值为诸侯争霸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并使诸侯国“大国崛起”的梦想成为可能。

在人类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人就有了如此全面深刻的经济学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孔子曾称赞管仲：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

意思是：

“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

又说：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历史上管仲相齐，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诸葛亮相蜀，使刘备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二人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且居功至伟。

近代的维新派领袖、著名历史学家梁启超评价管仲是“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

“春秋时代很难找个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

由此足见管仲的思想和业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管仲的经济思想，虽然有“重商”的特色，却是在把商业视为最末的基础上。

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核心还是在于农本以及富国，更倾向于经世济民之含义，虽其策术之实用多取于商业，但究其目的是为治民富国平天下。

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在贪欲的驱使下无限逐利、在竞争中弱肉强食的价值观，是有很大区别的。

把管仲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的重商主义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

而过分强调管仲与西方经济学思想的相似性，与其说是民族自豪感作祟，其实是深深的自卑。

中国自古以来的人伦规范思想，要求人在追求个体化利益时不能损害社会性利益。

管仲的“国家主义”，在当今社会甚至还仍然有一些道理：

国家对商业的规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还应该深入于道德层面。

“奶粉”、“牛奶”事件，更强调了商业伦理的重要性。

也正如管仲要求商人为“诚贾”一样。

管仲深知商人逐利忘义的缺点，既要通过商业使国家富强，又要防止商业冲击、破坏人伦。

有人认为，当今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预示着资本主义经济走到了尽头，我并不这样认为。但它确实揭露了资本主义贪欲的可怕以及盲目追求最大财富的恶果。

也许，中国在这次大危机当中可以“独善其身”的原因，正在于千百年以来先贤传下来的智慧：

人性、和谐、勤俭、甘于贫困。

第一、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齐国坐拥最强国力，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

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

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

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

“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

他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

西汉的武帝改革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

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

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复礼”。

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