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31 20:44
瓦特·泰勒起义（Wat Tyler's Rebellion）是14世纪英格兰爆发的一场激烈的农民抗税起义。14世纪英法之间的战争频频进行，英国在军事上的失利引起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1377年英王理查二世（1377—1399年）即位。为了继续进行对法战争。 国会通过凡14岁以上男女，不论贫富，都须缴纳人头税。最初税额每人4便士，到1380年第三次开征时，已提高到3倍。人头税的负担主要落在农民肩上，加之税吏营私舞弊、大肆勒索，激发民愤，1381年5月，埃塞克斯和肯特两郡农民抗缴人头税，驱逐并杀死税吏。斗争很快扩展到邻近各郡，到6月间全国一半以上地区发生起义。起义者捣毁封建庄园、夺取粮食、牲畜和财物，焚毁登记封建义务的文契。起义的主要领袖是农村泥瓦匠瓦特·泰勒，故称为瓦特·泰勒起义。这次起义一直占领了伦敦，但最后被镇压下去。
英国的封建化过程开始于公元7世纪，至11世纪末，英国的封建制度才最后确立起来。在封建制度下，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都掌握在以英格兰国王为首的大小封建领主手中。这些大小封建领主支配着英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居民的全部生活。由于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英国农民的处境十分悲惨。到14世纪，货币地租在英国农村逐步占了优势。多数农民为了交纳货币地租，不仅受封建领主的剥削，而且还受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勒索。货币地租的推行，把英国农村的广大农民推向更加贫困的深渊。
1348～1349年，黑死病席卷全国，人口大减，农村凋敝，劳动力缺乏，一时各地工资高涨。封建政府从1349年起多次颁布劳工法令，企图把工资限制在黑死病以前的水平上，以保障封建主利益。另外，长期对法战争，政治腐败，司法弊端丛生，税收不断增加，都给广大城乡劳动人民带来许多苦难。
为了反抗封建剥削压迫，各地农民不断开展拒服劳役、怠工、抗税等多种形式的斗争。以约翰·鲍尔为代表的穷教士在起义前长期在群众中布道，用原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论证农民应当和封建贵族平等。封建主曾数次把他逮捕入狱。他们的宣传活动反映并促进了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1381年5月，埃塞克斯郡和肯特郡的农民抗缴人头税，驱逐并处死官吏。起义波及到赫里福德、剑桥、萨福克、诺福克等25个郡。其中，以圣奥尔本斯规模最大，坚持斗争一个多月。
6月初，肯特起义群众占领了达特福德和梅德斯通，推举瓦特·泰勒为领袖。
6月10日进抵坎特伯雷，从监狱中救出约翰·鲍尔。
6月12日，肯特和埃塞克斯起义群众十万余人会合于布莱克希思。
6月13日，起义群众在伦敦贫民帮助下进入城内。国王理查二世和一些封建主躲入伦敦塔中，起义群众完全控制了局势。他们焚毁封建主宅邸，打开监狱，释放政治犯，焚烧庄园档案等。
14日，起义群众和国王于伦敦东北面的迈尔恩德谈判。瓦特·泰勒代表起义群众，要求取消农奴制，大赦起义者，在国内自由贸易，消灭领主对人民的奴役，规定每亩地征收货币地租4便士。在国王口头答应这些要求后，起义群众冲入伦敦塔，处死坎特伯雷大主教西蒙·苏德伯雷和财政大臣海尔斯及其他一些封建主。同日，有一部分起义者，特别是埃塞克斯的起义者在得到国王给予的自由敕书后，受骗散去。
6月15日，坚持斗争的起义群众再次和国王谈判于伦敦北面的史密斯菲尔德。他们进一步要求废除一切反动法令，取消领主权，剥夺教会财产在教区人民中分配，取消农奴制等。这些要求具有更激进的反封建性。在谈判中，伦敦市长沃尔沃思和国王的随从发动突然袭击，杀死瓦特·泰勒。随后追杀失去领袖的起义者。约翰·鲍尔受酷刑而死。起义失败。
学术界多认为，1380年普尔税的征收引发了瓦特•泰勒起义，而瓦特•泰勒起义又终结了普尔税的征收。综观14世纪的英国史可见，这一观点有失偏颇。
14世纪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时代：1337年，百年战争爆发，给英国经济造成了重创，财政负担急剧提升，财政支出较正常年份高出10～15倍；1348年，黑死病肆虐，导致近一半人口死亡，劳动力数量大幅下跌，致使大量土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进入70年代，百年战争趋向高潮。国家需要高额税收支付战费，否则，必致王朝倾覆，国土沦丧。这是造成70年代末三次普尔税连续征收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劳动力的急剧下跌在客观上要求提升现有劳动力的工资，所以农民要求提高工资是必然的，也是正当的。可是政府非但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反而通过劳工立法，力图维持黑死病爆发前的工资水平，这必然导致政府与民众之间矛盾的尖锐化。
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征收普尔税
关键的问题是，这时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是否像许多著述描述的那样恶劣？是否是高税收威胁了社会下层人口的生存？事实上，在百年战争和黑死病爆发后、瓦特•泰勒起义发生前的几十年里，经济条件早已在趋稳向好。由于黑死病造成了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远较物价为快。许多维兰已积有可观的资产，没有土地的劳工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收入。而且在起义者中，富有者占很大比例，有些人拥有土地、牲畜、羊群；有些人在起义期间或1381年之后的几年内，在庄园、村镇和百户区担任重要职务。再看税额。不说1377年的平均4便士、1379年的最低4便士，就1380年的所谓平均值12便士而言，其实也只相当于两三天的工资，这对于维兰、农奴来说，一般不会构成负担，缴纳也大多不成问题，更不会因为交税而倾家荡产。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如此，农民起义是针对1380年的赋税征收吗？起义农民主要有哪些要求呢？这可从起义的两个纲领——迈尔恩德（Mile-End）纲领、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纲领中得到答案。在迈尔恩德纲领中，农民的要求主要是废除农奴制、劳役制、降低地租、任何人不再服役于其他人；在史密斯菲尔德纲领中，主要是废除“剥夺法律保护”规定、废除领主权，所有人一律平等、剥夺修道院和世俗教士的土地、废除农奴制和维兰制。两个纲领均未见有针对1380年赋税征收的条款，也没有一条要求降低税率。另外，起义领袖约翰•保尔（John Ball）在战前演讲的名言——“在亚当耕种、夏娃纺织的时候，谁是贵人？”，显然也是指农民的自由、平等问题。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农民起义与普尔税的征收虽不能说无关，但肯定关系不大。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起义？在我们看来，首先是百年战争和黑死病爆发给社会造成的影响，这些影响使城市和乡村社会都积累了很多的不满，因此民众起事频发，以至于几十年后，汇集成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所以有学者说，农民起义是由太多的不满堆积而成的。这一观点也大体与上述两份纲领相契合。
其次，现行制度大大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期望。14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已获显著增长，城市数量大增，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劳役地租已经基本为货币地租所取代。这些发展，在客观上都要求劳动者拥有自由身份，因此与农奴制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反应，广大下层民众的第一要求自然是废除农奴制，所以，迈尔恩德纲领和史密斯菲尔德纲领都把这一要求作为与国王谈判的首要条件。可是政府仍然在极力维持这一过时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下层民众也就必然揭竿而起了。
另外，农民起义也包含一定的文化因素。对广大民众而言，只要国家政策或法律规定等不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寻找机会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所以，英国中古社会农民起事频发，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一种不同意见的表达。这是欧洲的民族性格使然，而并非赋税征收给他们造成了多重的负担。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则不同，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只要不危及生命，他们能够忍受，这也与民族性格密切相关。瓦特泰勒起义被镇压后，农奴制被废除了，赋税征收也回归了旧制。但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赋税征收回归旧制，都与普尔税的征收关系不大，也不能否定普尔税的合理性。
可以认为，普尔税征收是百年战争期间国家财政严重危机时的特殊举措，危机过后，赋税征收理应回归常态。农民起义被镇压后，英国历史便开始了王朝更替的过程，国王与贵族的矛盾日趋尖锐，激烈复杂的派系斗争使国王的征税要求连续几年遭到否决。之后再行征收，便不再有普尔税税项，而普尔税的征收也就至此终结。这样，无论是普尔税的终结，还是赋税制度的回归，都未必是政府和议会的专意而为，也见不到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因此可以大体上理解为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综上所述，1381年瓦特•泰勒起义与普尔税的征收关联不大，或者说基本上是两个问题；爆发的原因并非税负沉重，生存艰难。起义的矛头是针对农奴制，而不是普尔税。起义农民也没有否定普尔税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