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中国，结束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大分裂局面，使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一定的发展。593午，隋文帝禁止民间私修国史，自西汉以来私人自发修史的工作便变成了由朝廷组织的事业，开我国设史馆专修国史之先风。唐朝开国之君也极为重视史学，并希望藉此以达长治久安、永保皇业的目的。李世民认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鉴”，加上中国自古有盛世修史的传统，故设史馆修史，李世民（唐太宗）曾亲领修撰《晋书》，魏征、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等大臣皆兼领史职，所选史官多为一时名家，被列为正史的二十五史有三分之一是在这一时期修成的，《梁书》即是其中之一。

隋朝建立之后，姚察已定居关中，任隋朝秘书丞。开皇九年（589），姚察奉命撰修梁、陈二史，书未成便于大业二年（606）去世。临死前嘱咐儿子思廉一定要完成他的未竞之业。

姚廉（557～637），字简之。自幼受家学熏陶，嗜书如命，一生历仕陈、隋、唐三代，在陈时任会稽王扬州刺史陈庄的主薄，入隋，任汉王杨谅王府参军，迁代王杨侑侍读。唐贞观初年历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散骑常侍等职，一生敢于直言极谏，虽高官厚禄，然淡薄名利。贞观三年（629），唐太宗诏令著作郎姚思廉与秘书监魏征同著《梁书》。因事先已有丰富的积累和深厚的功底，经过近九年的努力，终于在贞观十年撰成《梁书》，由魏征转奏皇帝，并藏于秘阁。姚思廉撰写《梁书》主要是根据姚察的书稿，另外可供参考的还有谢昊、许亨等九家梁书。

附录·梁书序

《梁书》，六本纪，五十列传，合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诏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颇采诸儒谢吴等所记，以成此书。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为目录一篇而叙之曰：

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并起，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而在梁为尤甚，故不得而不论也。盖佛之徒自以谓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论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绌；虽然，彼恶睹圣人之内哉？《书》曰：“思曰睿，睿作圣。”盖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辩万物之理，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此之谓穷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则在我者之足贵，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诚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乐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乐之。能乐之则能安之矣。如是，则万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万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尽其性也。能尽其性则诚矣。诚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则含智之民，肖翘之物，有待于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与天地参矣。

德如此其至也，而应乎外者未尝不与人同，此吾之道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故与之为衣冠、饮食、冠昏、丧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者，莫不一出乎人情；与之同其吉凶而防其忧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与之处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乱之所去也。与之所处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谓圣矣乎？既圣矣，则无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无为也，其动者应物而已。是以覆露乎万物，鼓舞乎群众，而未有能测之者也，可不谓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圣人之内也。圣人者，道之极也，佛之说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为失也。

夫得于内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有不可行于外者，斯不得于内矣。《易》曰：“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故不过。”此圣人所以两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两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则佛之徒自以谓得诸内者，亦可谓妄矣。

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于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臣巩等谨叙目录，昧死上。

姚氏父子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在运动中有质变，“失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时屯阳九，盖在兹焉”，（《梁书》卷56《侯景传》）历史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

姚氏父子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观。因此，他们大都紧紧围绕人事来考察王朝的兴衰、事情的成败。姚察在评论梁武帝太清年间侯景之乱时说：“夫举事者定于谋，故万举无遗策，信哉是言也。傅歧识齐氏之伪和，可谓善于谋事，是时若纳傅歧之议，太清祸乱，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渭乎。”（《梁书》卷42《傅歧传》）在姚察看来，如果梁武帝听从傅歧的建议，拒绝与魏高澄通使和好，高澄企图离间梁王朝与自魏奔梁灼侯景之间的关系的计划就会落空，侯景也不会因此举兵反叛，梁朝更不可能中衰，人事在梁衰亡中起了关键作用。

姚思廉的见解与其父姚察大致相同。在《梁书·武帝本纪》的史论中，姚思廉认为梁武帝能够夺取政权，建立帝业，在于“齐季告终，君临昏虐，天弃神怒，众叛亲离”，而梁武帝“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濡足救焚”，以“翦暴夷凶”为己任，因此“万邦乐推，三灵改卜”，时势将梁武帝萧衍推上了历史舞台。他认为梁朝所以能“治定功成，远安迩肃”，为魏晋以来少有的文化繁荣、地广力强之邦，在于梁武帝采取了一系列于国于民有利的进步措施：“辟四门，弘招贤之路；纳十乱，引谅直之规；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这样梁朝才成为了一个“南超万里，西拓五千”的强盛王朝。在总结梁武帝晚年政治混乱不堪的情况时，姚思廉认为是由于梁武帝宠幸朱异这样的佞幸，使他们“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造成“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因此，梁朝衰亡“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梁书》卷3《武帝本纪》）这种以人事来解释梁朝兴衰的思想观点，是姚思廉反思历史巨变的结果。

南朝梁是我国佛教的兴盛时期，上至梁武帝君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虔诚信教。对此姚氏父子在《梁书》中记载了一些佛事，但并没有过多地颂扬，相反，却对我国封建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无神论者范缜立传，并详细地汜载了他的不朽名著《神灭论》，而未加一句贬词，从而为后代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保存了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这不能不说是姚思廉史学思想中的光辉的一面。

《梁书》的行文，颇具简洁洗练的特色，《四库全书总目》说它：“排整次第犹具《汉书》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史学家赵翼评价为：“直欲远追班马……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在《梁书·韦睿传》中，写邵阳之役时，写道：“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斗舰竞发，皆临战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这一段描写甚为精彩，深受史家的称道。

《梁书》所载历史丰富，史料完备。梁朝只有56年的历史，《梁书》的传则达50卷之多，可见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叙述之详尽。书中记载了很多文人和史家，如沈约、江淹、刘昭、萧子显、萧子云等，为他们详细列传，这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书中还为一些学者作传，保存了对其重要著作的记载，如为范缜立传，保留了唯物主义著作《神灭论》；为钟嵘和刘勰立传，介绍了《诗品》和《文心雕龙》这两部文学理论著作。

《梁书》的谋篇布局颇见功力，承《汉书》类叙之法撰传，如《滕昙恭传》叙其孝行，附录徐普济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的事，《何逊传》由叙何逊工诗而及虞蓦。这样叙事，既显文笔简练，又不遗漏人物事件。

记录误差

《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

《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封建迷信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在的问题。

姚察历经梁、陈两代，并任史官．时人记事，史料价值较高。所以。《梁书》是现存梁史的比较原始的记载。在行文方面，不用当时盛行的骈文，而仿效司马迁、班固用简练的散文叙事，也是一大优点。此书文字简练，叙事简叫，在“二十四史”中是较好的—部。从史料说，范缜、阮孝绪、陶弘景等传，保存了当时思想、目录、医药等方面的材料；该书在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方面都颇具参考价值。

《梁书》现存较早的版本为宋四川眉山奉，《梁书公》成书后，由于流传不广，馆阁所藏又往往有脱误之处，故北宋嘉佑时曾与《宋书》《齐书》《陈书》等由曾巩等进行校定，“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为目录一篇”。校定本出现之后，民间流行仍不多，靖康之难，史书又多焚于兵火。直到宋高宗绍兴年间，井宪孟为四川漕时始求访未亡史书，收合补缀，命眉山刊行，是为眉山七史，《梁书》也在其中。·

比较便于阅读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73年出版的点校本。该版本以商务印书馆宋大字影印百衲本（百衲本以眉山本为底本）与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互校，并参考了《南史》《资治通鉴》及钱大听《廿二史考异分》等的校勘成果，择善而从，为学者所推重，也最便于阅读。

《梁书》问世数十年后，著名史学家刘知己在其《史通·古今正史》中，就对《梁书》的史料来源、编纂经过作了概述。以后，五代刘咆在其引日《唐书·姚思廉传》中，北宋宋祁、欧阳修在其《新唐书·姚思廉传》中，都对《梁书》的成书过程作了叙述，对姚思廉“推究陈事”“编次笔削”之功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南宋以后，不少著名学者对《梁书》都很注意，如著名目录学家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都述及《梁书》。尤其是著名思想家叶适在其读书札记《习学记言序目》中，结合南宋的社会现实，对《梁书》有很多具体评论，研究《梁书》不可不读。

除了鸿儒硕学的具体述论外，宋人对《梁书》的研究还体现于另一方面，即将《梁书》置于诸史中一齐研究。这些著作包括周护《十七史赞》30卷、《名贤十七史榷论》104卷，吕祖谦《十七史详节》273卷，钱端礼《譬诸史提要》15卷，王先生《曩十七史蒙求》16卷，宋人的“十七史”是包括《梁书》的。这些著作虽然大多已不存在，却显示了《梁书》的广泛影响。

明代，尤其是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盛，对诸史的研究也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关于《梁书》的研究，多分散在各家的研究著述中，按性质可分为数类：有关《梁书》考证质疑的，有明代朱明镐的《锰史纠》6卷，清代牛运震的《读史纠谬》15卷、李贻德的《十七史考疑》、钱大昕的《读史拾遗》5卷、赵翼的《陔余丛考力》43卷、张烩的《读史举正》98卷、洪颐煊的《诸史考异》18卷、全祖望的爱经史问答610卷、宋书升的《二十四史正讹》等；有关《梁书》增补整理的，有清万斯同的《梁诸王世表》1卷、《将相大臣年表》1卷、徐文范的《东晋南北朝舆地表》12卷、杨守敬的《萧梁疆域图》1卷、洪骑孙的《补梁疆域志》4卷、侯康的《补梁书艺文志》1卷等；有关《梁书》广征博闻的，有清洪亮吉的《两晋南北史乐府》2卷。当然，最具影响的还是清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听的《廿二史考异》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南朝历史学家，先后在梁、陈、隋三朝做官，参与修史工作。他在陈朝时，开始撰梁、陈二史，未成。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他又奉诏继续撰梁、陈二史。据说，姚察“博极坟素，尤善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聚，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在门阀风气很盛的南北朝时期，史学家的这种学识和修养无疑是很重要的。然而，姚察终于未能完成梁、陈二史，就在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去世了。临终之前，他告诫儿子思廉一定要“续成其志”。

姚思廉（557年～637年），字简之，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陈灭后入隋，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史称其“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

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书中有二十六卷梁朝前期人物列传的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云云，可以推想，这些部分是姚察的原稿。

姚思廉受唐太宗诏撰《梁书》时，已年过七旬。太宗命秘书监魏徵主持梁、陈、齐、周、隋五史的修撰，并参预撰写论赞，所以卷六敬帝纪后总论梁朝一代兴亡的论赞署名“史臣郑国公魏征”。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