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4-11 10:17
杨寘，少年时很有才学，乡试即为第一。庆历二年（1042），杨寘进京赴考，国子监、礼部皆第一，崇政殿殿试，宋仁宗临轩启封，见名喜动于色，对辅臣言：“杨寘也”。遂擢为第一，朝内公卿相贺，以为得人。
杨寘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任颍州通判，因母亲病逝，未及赴任。丧事办完不久，杨寘亦一病不起，日渐羸弱，终于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可谓才华未展，英年早逝，时人甚为惋惜。宋仁宗特地降旨，抚恤杨寘家属。
祖父：杨钧，跟从孟昶归朝。
父亲：杨居简，尚书都官员外郎。
兄长：杨察，礼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长于文学，有文集二十卷。
壬午科状元殿试第一本为王安石，因考官见其卷中有犯忌之言语，而第二名，第三名已有官职，故将列第四名杨寘的考卷作第一进呈。杨寘的好友在其中状元前曾梦见杨寘作“龙首山人”，杨寘自己解梦道：“龙首，我四冠多士；山人，无禄位之称。我其终是乎？”后果中其自解之言。杨寘是中国科举史上少有的几个三元状元（解元、会元、状元）之一。
据宋代王铚《默记》记载，“……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进御。赋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上)不怿，日：‘此语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为状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韩绛；遂取第四人卷子进呈，上欣然曰：‘若杨寘可矣。’复以第一人为第四人。”
庆历二年（1042年）殿试结束后，主考官把前几名的卷子呈给宋仁宗审阅，考官拟定的名次为第一名王安石，第二王珪，第三名韩绛，第四名杨寘。仁宗看到王安石的卷子中的一句话”孺子其朋“，很不高兴，就想把王安石的名次与第二名调换，而第二第三名是当时已经有官职在身的王珪、韩绛，根据宋朝科举制度的规定，有官身者参加科举不得为状元。于是排名第四的杨寘提到了第一名，而王安石则变成了第四，就这样就失去了眼看到手的状元。
“孺子其朋”出自《尚书·周书·洛诰》，原文是：“孺子其朋，其往。”是周公辅佐年幼的侄子周成王的对他说的，意思是“孩子啊孩子啊，你和大臣们交往要像和朋友们那样融洽”。当时的王安石本人才二十一岁，而仁宗皇帝已经三十多岁，当了二十多年皇帝，自然对这种教训小孩子的口吻很不悦。
而杨寘在参加殿试之前已经连中了解元和会元，如果殿试再夺得状元就成为科举史上不可多得的连中三元，所以杨寘对这次的状元志在必得。杨寘的哥哥杨察是当朝宰相兼枢密使晏殊的女婿，杨寘收到的消息，知道王安石在考官们拟定的名次中名列第一后大怒，在酒肆中大骂，”不知道是哪个臭小子夺了我的状元“。“而杨寘试罢与酒徒饮酒肆，闻之，以手击案叹曰：‘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
相传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合肥直到两百多年以后，唐代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出了第一个状元，名叫李群，官至户部员外郎。又隔两百多年，即北宋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才出了第二个状元杨寘，官任颍州通州。”以上这段文字引自南方出版社的《人文合肥·合肥胜迹》一书中之《四牌楼的悠悠往事》，撰文者系牛耘。
另据考古专家程如峰在《孔庙回眸》一文（此文亦收于南方出版社出版《人文合肥》一书）中写道：“一次，偶然间我想起了在私塾读书时，老师让我读《古文观止》中欧阳修写的《送杨置序》，在解题时老师曾说过杨置是合肥人，北宋状元。”是不是记忆有误呢？后来在《宋史·杨察传》里看到这样一段记载：“杨察，合肥人，弟置举进士第一，通判润州，以母忧不赴，毁瘠而卒，时人伤之”。进士第一就是状元，当时分配他做润州（今镇江）通判，因母亲病故，他在家守孝，没有上任，守孝中悲哀过度，英年早逝，时人都很惋惜。很可能杨寘就是合肥历史上仅有的状元。”
再看田仁先生在《千年合肥出过多少进士》（刊于南方出版社《人文合肥·合肥名人》卷）一文中所言：“自宋朝皇帝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开创了殿试取进士、广纳贤才的制度后，在大约1000年中，合肥出了多少进士？……宋朝21人：马亮、包含仪、姚铉、包拯、马仲 、杨察、寘……”
从以上三方面的材料来看，全都提及“杨寘”，尤以程如峰文引《宋史·杨察传》可信度最高。程文与牛耘文涉及杨寘的不同是，程文称杨“通判润州”，而牛文称杨“官任颍州通判”。倘若采信宋史，那么“颍州通判”可能系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