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五载（746年），杜甫回到长安。这时长安浪漫游乐风气尚未过去，汉中王府、郑驸马宅等贵族达官第宅都向他开过门。但杜甫来长安的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官职。天宝六载（747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贫困的生活。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他一面陈述“致君尧舜”的抱负，同时也倾诉了干谒权贵的悲愤与辛酸。

天宝十载（751年）正月，玄宗将连续三天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预先在天宝九载（750年）冬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宰相出题，在集贤院考试他的文章。而召试的结果，只是说他“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只给了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到了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被授为河西尉，但杜甫不愿意任此“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说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但杜甫在《官定后戏赠》题下原注曰：“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而唐人元稹及宋人所修《新唐书》却提及杜甫为“胄曹参军”，故其官职尚存争议）。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今陕西省蒲城县）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一时期，备受饥寒疾病折磨的杜甫认清了统治集团的腐化面目，对广大的士卒人民的苦难，对国运的危机，也有了越来越深广的感受和认识。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外，他还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陈述时弊的诗作。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是为唐肃宗。这时的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先北上三川，刚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听到了肃宗即位，及时安顿了家属，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

在被关押期间，杜甫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创作了《悲陈陶》《月夜》《春望》等一系列“诗史”名作。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还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至德二载（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城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他这个入仕不满一年就逢战乱的小官，能够担任这个天子近臣的谏官，内心是非常激动的。他半生以来抱着“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现在觉得时机到来了。但是任拾遗不到一月，杜甫就遇到肃宗罢房琯宰相之职的大事，他上疏营救。肃宗因为听信贺兰进明的挑拨，以为房琯只忠于玄宗，不忠于自己，就把杜甫交三司推问，幸而新任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解救说：“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才免予刑事处分，只下了一纸墨制，叫他回鄜州探家。这次回家，杜甫写出了《北征》《羌村三首》两篇杰作。

当杜甫在羌村短暂休息的时候，唐军于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肃宗回到长安后，杜甫也在十一月从鄜州带着家眷回长安，继续任左拾遗。本来杜甫在回鄜探亲时已敏感到肃宗对自己的疏远，但他未必觉察到已被投闲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肃宗的眼中钉，更不会觉察到肃宗及其心腹李辅国等人正在罗织所谓“房党”，包括贾至、严武、刘秩等，还有杜甫。所以乾元元年（758年）春，他还与王维、岑参一起写了《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的颂圣诗。随后不久，贾至、房琯等先后被贬，杜甫也同时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师北上，讨伐安庆绪。唐军出师不久，就取得渡黄河、围邺城的胜利。杜甫在这年冬天来到离前线不远的东都洛阳，一方面探视洛阳东偃师土娄庄的故居，一方面就近探问官军围攻的消息。第二年春天，他听说邺城不日可得，非常兴奋地写下了一首长诗 《洗兵马》，以作期望。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等待着官军收复邺城，生擒安庆绪的时，在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三日，唐朝的六十万官军就因为节度不一，在邺城外围遭到了一次奇耻大辱的大溃败。郭子仪率朔方军退守河阳。杜甫也就在东京兵荒马乱中，经新安、石壕、潼关，回到华州。一路上目睹官吏们不顾百姓死活，处处强迫征兵拉伏，只听见妇孺老弱在倾诉、啼哭，同时他也看到不少人民积极支援官军。这一次途中见闻，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写成了六首“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组诗，后人 简称为“三吏”“三别”的不朽名作。这六首诗不仅写出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而且写出人民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回到华州，旱灾的威胁就开始了，人民在天灾加战争负担双重压迫下毫无活路。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面对污浊的时政与无法遏制的饥荒，他只能在乾元二年（759年）七月弃官不做，带着家小远走秦州（今甘肃天水），另谋生路。

杜甫到秦州曾打算在东柯谷、西枝村觅一块隐居之地，但是这个羌胡杂居，吐蕃势力又不断扩张的地方，他无法久住下去。不过在秦州留下的三个多月中，却在他诗卷中增加了不少边塞题材的新作（《秦州杂诗》《寓目》等）。到了十月，他怀着“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的念头，又领着全家南下同谷（今甘肃成县）。可是奔波了几十天，到同谷后，竟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这种种惨痛经历都写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里。在同谷住了 一个多月，杜甫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赴成都。

从秦州到同谷、又从同谷到成都这两段路程中，杜甫曾有计划地写了《青阳峡》《木皮岭》《飞仙阁》《五盘》《剑门》等二十四首纪行诗，每段十二首，记述了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山川胜迹的真实面貌。这一年中，杜甫“一岁四行役”，从洛阳到华州、华州到秦州、秦州到同谷、同谷到剑南，可以说这是他艰苦奔波的一年，也是他思想变化最大、诗歌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

杜甫全家初到成都时，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古寺里，靠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全家人的生活不仅可以暂时维持，而且从第二年就开始经营浣花溪西岸的草堂住宅（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了。在战乱中奔波多年的杜甫，总算有了个栖身之所了。他卜居初定，就一面忙着种树、种竹、种菜，一面还得为完成营建工程， 到蜀州、新津、青城等外县去访问乞贷于亲友，他步行或乘舟来往，无意中就写成了《为农》《田舍》《水槛遣心二首》《客至》《进艇》等不少怡情适意的小诗。可惜，好景不长，上元二年（761年）五月，杜甫草堂边的一棵有两百年寿命的柚树被暴风连根拔起，更不幸的是同年八月，他新建的草堂又遭一场暴风，使他全家“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他在不眠的长夜里，不禁从自家的苦难想到天下无数流离失所的人民，于是奋笔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名句。在此期间，朝廷曾补授杜甫为京兆功曹参军，但他未去就职。

上元二年（761年）十二月，杜甫的老友严武由绵州刺史升任兼管东西两川的节度使。上元三年（762年）春夏，杜甫和严武多次往来访问，在唱和诗篇中，严武曾劝他出来做官，他则希望严武能理解自己疏懒的个性。同 年四月，玄宗、肃宗父子两人相继去世，唐代宗即位，七月召严武入朝。杜甫亲自送严武到绵州奉济驿才分手，不料这时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发动了叛乱，严武被乱兵阻隔，不得出剑门，杜甫也回不了成都，只得转 到梓州，依靠“李梓州”“严二别驾”等新朋友。八月，徐知道的叛乱被高适镇压，但动乱未止，杜甫只得把家属移到梓州来，并打算离东川，投三峡，赴西京。

这时，中原战局大有好转，代宗即位后命长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讨伐史朝义。广德元年（763年）正月， 史朝义被迫自杀，河南河北各州全部收复。消息传到梓州，杜甫高兴得热泪横流，写下了“平生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但他全家仍在梓州逃难，难以回到家乡。同年，严武再度入蜀任职。杜甫得知严武重来的消息，喜出望外，于是在广德二年（764年）春又从阆州领着妻子赶回成都。三月，杜甫刚回到成都，严武就启奏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后人因此称杜甫为“杜工部”。回到草堂，他本有一番修饰环境的打算，远近的邻居朋友也想一一相会，但一入节度使官署，就进入练兵备战的气氛中。七月，严武亲临前线，写下《军城早秋》诗，杜甫于九月写了和诗《奉和严大夫军城早秋》，赞美严武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盐川的胜利。杜甫在幕府半年，生活拘束，与同僚之间亦难免有“分曹失异同”的不愉快纠纷，最后在永泰元年（765年）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

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在成都无所依靠，在五月就携家沿岷江东下，结束了“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的生活，“转作潇湘游”。

杜甫随着东下的小船，五月到嘉州（今四川乐山），六月到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市），七月到忠州（今重庆忠县），秋天到云安（今重庆云阳）。这时，他的消渴病和疟疠都犯了，遂馆居于严明府之水阁，到大历元年（766年）春移居夔州白帝城（今属重庆奉节）。同年秋，从成都调来夔州任都督的柏茂琳到任，对杜甫“频分月俸”，又不时派人给他送些瓜菜。大历二年（767年）三月，他在夔州瀼西买了四十亩果园，还带有“茅斋八九椽”， 柏氏又委托他代管东屯稻田百亩，生活比过去富裕一些了。

从永泰二年（766年）暮春到大历三年（768年）孟春时节，亦即杜甫五十五岁至五十七岁的时候。在不到两年时间中，杜甫共写作了四百余首诗，不仅数量上达到高潮（在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甫诗作中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诗的内容形式 也颇具特色。他回忆、反思了自己前半生生活经历和创作历程，写了《壮游》《昔游》《往在》《遣怀》等自传性的长篇，历史的光明与黑暗与 自己的爱憎倾向融合在一起，酝酿出无限的沉痛与辛酸。他仍然是“穷年忧黎元”的诗人，但他晚年的诗除描述“千家野哭”“万国征戍”而外，更特别关心人才，特别是能拨乱反正、真正忧国爱民的人才，这从《同元使君舂陵行》《赠李十五丈别》可以看出。而《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八哀诗》《寄韩谏议注》等诗，则反映了他的人才观。这一时期，杜甫还写了不少夔府景物、气候、风土、民生疾苦的诗篇，并努力探求七律这种形式的艺术表现力，创作了《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篇章。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把去年所买的果园草屋一并赠给吴南卿，就全家登舟出峡了。到江陵府时，他与关系比较亲近的郑审、李之芳多次雅集，饮酒赋诗，但物质条件却没有改善，仍过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生活。后来，李之芳病故，四川又发生兵乱，渐渐波及川东，江陵也非久居之地，杜甫只得南下公安，暂住两个月。年底，杜甫漂泊到岳阳，写下了名作《登岳阳楼》。这年冬天，岳阳下了一场大雪，他又写了长诗《岁晏行》。

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杜甫还得在大历四年（769年）春继续南行又解缆南，三月到潭州（今湖南长沙），虽然是一个“右臂偏枯两耳聋”的老翁，还能满怀喜悦地游览岳麓山的麓山、道林二寺，接着他又南下投奔少年时在山西郇瑕认识的好友、时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刺史韦之晋。不料到衡州后，韦之晋又调任潭州刺史，与杜甫途中错过。不久，又传来韦之晋死于潭州的消息，他非常悲痛，又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770年）春，杜甫在潭州写了好几首抒情诗：他追酬十年前高适赠给他的那首诗，情辞反复，哀悼高适，也是哀悼自己。他又与飞来舟中的燕子对话，茫茫有身世无穷之感。最为人们赞美的是《江南逢李龟年》。这首时间跨度很大的小诗，饱含着无限今昔盛衰之感。

同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死湖南观察使崔瓘，在潭州作乱，杜甫全家又逃到衡州。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逃难，他的《入衡州》《逃难》《白马》《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等诗中叙述了动乱的发生，与全家奔波逃难，以及衡州刺史阳济联合各郡讨伐臧玠的过程。随后，杜甫又带着全家溯湘江而上，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方田驿，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在此挨了五天的饿，幸亏耒阳县令聂某派人送来牛肉、白酒，杜甫一家才得救。杜甫写了《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对聂县令又是歌颂又是感谢。

船既无法南行，杜甫只得返程北上潭州，等到秋天，他先后写了《回棹》《登舟将适汉阳》《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表明自己离潭州后将北上襄阳、秦中的意图。到冬天，卧病舟中的杜甫苦力挣扎，写成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此诗写成后不久，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这条船上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九岁。

杜甫死后，家属把他殡葬在岳阳。直到四十三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才把他的灵柩归葬河南偃师（参见“后世纪念-杜甫墓”），并请诗人元稹作了墓志铭。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

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

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如宋人刘攽在《中山诗话》中云：“杨大年（杨亿）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

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淡，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

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

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杜甫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甫的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运用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

杜甫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朝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

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以上内容参见“主要作品”目录）。而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20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杜甫的遗文，今存辞赋、赞、序、表、状、记、述、碑、志、祭文等共20多篇，成就虽不及其诗，但像《雕赋》《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以及《八哀》《剑器行》等诗的序言，兼具学问与文采，亦颇可观。

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法家了。

同时，杜甫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称做官是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以及以后的种种行为都是在为追求仕途事业和为官行道相联系。如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就是一种企望入仕，在仕途大业中实现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即渴望在社会实际工作中建功立业，兼济苍生。

三十五岁以前，是杜甫的读书和壮游时期。正当开元盛世，杜甫的经济状况也较好，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在这长期的壮游中，杜甫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杜甫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杜甫也曾有这样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等，这些诗句无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种渴望济世扬名，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是杜甫的这种理想和抱负建立是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忧患意识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如他的诗歌《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这首诗歌当中，诗人站在岳阳楼上，通过远眺，想到了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社会状况，从而凭依窗轩，胸怀家园，不禁涕泪交流。

又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在这首诗中，由于听到朝廷收复失地的消息而惊喜若狂。

这两首诗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时所作。由于安史之乱，社会显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因此当他想到国家遭殃，战火不熄，生灵涂炭的时候就流泪不止，而当听说官军收复了蓟北，于是又喜极而泣，不能自抑。可见，杜甫的忧来自于国家，喜亦是来自于国家，这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杜甫弃官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玠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王昌龄：“王维诗天子， 杜甫诗宰相。”

韩愈：

白居易：“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元稹：

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说：“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思于李（白）、杜（甫），极矣。”

田锡《贻宋小著书》在列举唐人诗文特点时言：“锡以是观韩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微之长于制诰，乐天善于歌谣，牛僧孺辨论是非，陆宣公条奏利害，李白、杜甫之豪健，张谓、吕温之雅丽。”

王禹偁：“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

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认为：“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由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六义四始，一变至道。”

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云：“其夐邈高耸，则若凿太虚而噭万籁；其驰骤怪骇，则若仗天策而骑箕尾；其首截峻整，则若俨钩陈而界云汉。枢机日月，开阖雷电，昂昂然神其谋、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视天壤，趋入作者之域，所谓真粹气中人也。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尔，尚轩轩然自号一家，爀世烜俗。后人师拟不暇，矧合之乎！风骚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诗，公之余波及尔。”

宋祁在《新唐书·文艺传》中多次给予杜甫很高的赞誉：

欧阳修：“风骚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

张方平：

司马光：“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

王安石：

徐积：“太白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霅，骏马绝尘。”

苏轼：

黄庭坚：“由杜子美以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秦观在《韩愈论》中说：“（韩愈文）犹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并引用孟子之言“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者”，将杜甫与孔子相比道：“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

陈师道

晁说之：“古人愁在吾愁里，庾信江淹可共论。孰似少陵能叹息，一身牢落识乾坤。”

叶梦得：“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迹捕。”

许顗：“老杜诗不可议论，亦不必称赞，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记也。”

吴可：

李纲在决心以死报国之际，书写杜诗赠给义士王周士，“以激其气”，后来又作《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云：“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

张戒：“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自曹刘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子美之诗，颜鲁公之书，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耳。”

葛立方《韵语阳秋》极力肯定杜诗具有不朽的价值，认为：“然自唐至宋已数百载，而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盖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蔡梦弼在《杜工部草堂诗话》中称“子美亦集诗之大成欤”，“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涯涣，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人口”。

陆游不但在创作中“重寻子美行程旧”，而且无比景仰杜甫的为人。陆游中年入蜀，一路上凭吊了许多杜甫遗迹，他在《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诗中说：“古来磨灭知几人，此老至今元不死！……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后来又作《读杜诗》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人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杨万里：“今夫四家者流，苏似李，黄似杜：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尤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

朱熹：“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

严羽：“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其十》中说：“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元稹）识碔砆。”

文天祥被俘北上后，仿“同谷七歌”作《六歌》，以叙自己的惨痛遭遇。又作《集杜诗》一卷，凡五言绝句二百首。又为汪元量集杜句成《胡笳曲》十八首。他在燕京狱中度过了三年多时间，杜诗时刻相伴。在《集杜诗自序》中，文天祥说：“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

汪元量在《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中说：“少年读杜诗，颇嫌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

童轩：“历五季沿至有宋，凡与盟于诗坛者，鲜不以杜为宗，往往则其体裁，模其兴象，状其风格，务力求其似。然而才不足者则体裁靡闻，识不高者则兴象莫辨，气不充者则风格甚少存，愈似而愈不似，愈工而愈不工，是故宗杜为难也。”

杨慎：

冯复京《说诗补遗》在合论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四家时说：“古人或评云：‘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杜岂可屈居王下？若曰：‘杜甫诗天子，王、高、岑诗宰相。’而以太白为客卿，如东方生傲睨汉廷，翱翔十洲者。”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时评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

沈德潜：

梁启超：“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地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鲁迅：

毛泽东圈画过的杜诗有67首，还能背诵杜甫的很多诗。但他对杜甫的评价不算高。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在约见何其芳、严文井等作家时，毛泽东直言：“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同臧克家、袁水拍等人谈话中，表示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说：“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再次表示：“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幻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

郁达夫：“杜甫的律诗高于他的古体。”

闻一多：“禽族里再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凤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诗中之圣……凤凰你知道是神话，是子虚，是不可能。可是杜甫那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你定神一想，可不是太伟大了，伟大得可疑吗？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李白有他的天才，没有他的人格），你敢信杜甫的存在绝对可靠吗？……杜甫失了被疑的资格，只因文献、史迹，种种不容抵赖的铁证，一五一十，都在我们手里。”

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王红公）：“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田廷柱：“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上，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另一伟大诗人。”

杜甫表字子美。因居长安时期，曾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因在唐肃宗时曾任左拾遗，在成都时被举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拾遗、杜工部。在唐代文学史上，他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与“小李杜”杜牧、李商隐区分，还称为“大李杜”），为与“小杜”杜牧作区分，也常被称为“老杜”；也有人将其与韩愈并称为“杜韩”“韩杜”。因在文学方面杰出的成就，杜甫也有“诗圣”的尊号。

青壮年时期的杜甫，曾因察觉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七言长篇古诗《丽人行》。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关于杜甫的著作，《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都记载有《杜甫集》60卷，唐代宗时，樊晃编有《杜工部小集》6卷，惜均不存。据不完全统计，自唐迄于清末，见于著录的各类杜集，有400多种，流传至今的200多种。唐代以后，有两次注杜高潮：

对于杜甫的死因，文学、史学存在五种观点：

一、消化不良

据《旧唐书》《新唐书》的《杜甫传》记载，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一说是连续饿了5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二、病死说

现代学者莫砺锋、童强在《杜甫传》一书中写道：“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

三、赐死

此说最早出自于托名唐朝李观的《杜拾遗补遗》。这种说法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问题，即文中提到唐玄宗在770年赐死杜甫，然唐玄宗在宝应元年（762年）已经去世。

四、自沉于水

此说源于伪托唐朝韩愈名义撰的《题杜子美坟》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的说法。三人怀沙自沉，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丝毫根据的想象。

五、食物中毒

提出此说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但这种说法几乎没有文献作为依据，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主词条：杜甫墓

据说在大历五年（770年）杜甫死于耒阳至衡阳湘江舟中后，耒阳的聂令为他治葬筑墓，背北向南，墓周砌石栏，正面有南宋石刻“唐工部杜公之墓”。唐天佑四年（907年）环墓建杜公祠，背北面南，四合院式封山楼房，土木结构。正中主殿设杜甫檀香木雕像，东、西廊房十数间，供祭祀守墓用。宋代在杜公祠旁建杜陵书院。

杜甫的遗愿是要归葬首阳山，但其次子宗武因穷困无力做到，只好暂时掩埋于耒阳。在诗人死后四十三年，方由其孙杜嗣业扶柩归葬于河南洛阳偃师首阳山下（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城关镇杜楼村城关三中学校院内北部）。墓葬四周种植树木。墓冢呈八角形，高2米，周长32米，青砖围砌。墓前有清乾隆年间所立碑一通，上书“唐工部拾遗少陵杜文贞公之墓”，另有重修、拜谒碑刻数十通。墓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杜公（杜甫）四祠指江原、鄜州、同谷、剑门诸祠。今耒阳有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杜甫墓、杜工部祠、杜陵桥、杜陵书院等遗址，在杜甫遗址的基础上辟有杜甫公园。今陕西省西安城南长安少陵塬有“杜工部祠”，为明代创建，解放后全面修整，辟为“杜甫纪念馆”。

主词条：成都杜甫草堂

四川省成都市的杜甫草堂是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杜甫先后在此居住三年零九个月，创作诗歌有240余首流传至今。唐末，韦庄寻得草堂遗址并重建茅屋。此后，杜甫草堂历经了宋、元、明、清至今共十四次大规模修葺和扩建。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杜甫草堂经全面整修后，正式对外开放。1955年杜甫纪念馆成立，1985年更名为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现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位于河南郑州巩义市站街镇南瑶湾村。占地34亩，座北向南，主体建筑有大门楼、杜甫大型雕像、双层亭、诗圣碑林、杜甫墓、吟诗亭、望乡亭、草亭、献殿等组成。整个景区种植花木3000余株，奇花异草点缀、绿树成荫、松柏辉映，巍伟庄重，各种设施具有园林建筑风格，已成为邙岭上闪闪发光的一颗明珠。

杜甫故里建有纪念馆，陈列历代杜诗版本和研究杜诗的论文，杜甫世系表以及“三吏”、“三别”诗意画等。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属于园林仿古建筑，为纪念唐朝诗人杜甫所建。与橘子洲、岳麓山隔江相望，距天心阁不足一千米。

江阁园林区占地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多平方米，主阁共分四层，高18米。2002年长沙市政府决定正式修建，2005年9月19日整个建筑全面建成并通过专家验收，随后向市民进行试开放。

关于杜甫的平生，主要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列传第一百四十》《新唐书卷二百一·列传第一百二十六》及《唐才子传·杜甫传》等书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