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调入上海歌剧院（其前身为上海实验歌剧院）后，她才真正接触声乐艺术。要成为一名专业歌唱演员，单凭一副与生俱来的好嗓子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师学艺，弥补专业上的不足。她利用一切机会向声乐界前辈学习、向民间歌手学习、向传统戏剧学习，作为旁听生在琴房一间一间的听课，利用一切时间进行专业训练，对每一句歌曲反复斟酌练习。在同济大学建筑专业上出色的学习能力以及严谨的时空思维能力，培养了她良好的艺术修养和创新性思维与灵感，为她从事声乐艺术打下良好的基础。

恩师吴少伟老师和鞠秀芳老师的启发式教育方法，给予没有声乐基础的朱逢博很大的启发和帮助。艺术家任桂珍指导她的声乐学习，传授很多对歌曲处理的能力，这种艺术传承，使朱逢博获益匪浅。这期间，她的演唱水平和专业知识日益提高。在声乐艺术上另一位给予她莫大帮助的是王昆老师，朱逢博把王昆称为“永远的老师”。

由于朱逢博在短时间内的快速进步，老师给她安排在小剧场里演地方小戏。第一场戏在一部聂耳的活报剧中出演歌女一角，演唱《铁蹄下的歌女》。一些由地方戏改编的歌舞剧虽然戏小、时长仅半个小时，但很受欢迎，如《打猪草》《夫妻观灯》等。经过四年表演歌舞剧的积累，她的演唱表演日渐成熟，开始在多部歌剧中担任主演。在主演的《红珊瑚》《刘三姐》《社长的女儿》《嘉陵江怒涛》等大型歌剧中，成功塑造多个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艺术形象。

1965年，朱逢博被上海市委宣传部抽调到上海舞蹈学校，为重点创排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喜儿”一角配唱，这一去就是九年。芭蕾舞第一次以伴唱形式出现，她成为中国第一个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演唱的艺术家。1965年，大型芭蕾舞剧在第6届“上海之春”首演后，在全国引起轰动，她因此而声誉鹊起，蜚声歌坛。芭蕾舞剧《白毛女》成为中国芭蕾舞剧创作史上的一座丰碑。

1965年至1974年，在上海舞蹈学校担任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喜儿的主伴唱，她通过声音对喜儿形象的刻画贴切到位，她那纯美动人、情感充沛的歌声，与芭蕾舞者足尖舞步珠联璧合。其独特的唱腔为乐坛留下如《北风吹》《扎红头绳》《喜儿哭爹》等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桥段，也成为她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完美融合的精彩曲目，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永恒经典。其中《喜儿哭爹》唱段成为经典中的经典，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也把她推向民族艺术和西洋艺术完美融合的新高峰。《白毛女》被誉为上海芭蕾舞团的扛鼎之作，几十年以来，该团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一直沿用着朱逢博当时伴唱的原版音乐录音。

1974年，她入选代表中国最高艺术水平的艺术团体—中国艺术团，与李光羲一同担任独唱演员。1974年至1976年，作为中国艺术团的台柱，随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多个国家演出。去各个国家之前，朱逢博都会准备那个国家的歌曲作为演出曲目，演唱外国歌曲时，更可听出她在掌握歌曲民族特性及音乐风格等方面所花费的一番苦心。从非洲回国时，当地总统亲自送她上飞机。她的演唱，融合了美声、民歌和通俗唱法，不拘一格，自成一体，被赞誉为“东方夜莺”。从此，她歌唱艺术进入鼎盛时期。

1976年至1985年，先后在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团担任主要独唱演员及艺术指导，其间应邀在全国多个城市举行个人独唱音乐会，先后参加了国内外数千场次的演出。1977年，随团访问加拿大，她现学法语歌词，给加拿大领导人用法语演唱《流浪的加拿大人》，唱哭了现场很多加拿大听众。

1979年，她个人第一个音乐专辑《蔷薇处处开》面世，这是新中国第一盒流行音乐立体声卡带，标志着中国内地流行乐坛历史的开始。在当时中国家庭录音机拥有量极少的情况下，当年销量310余万盒，位居榜首，共再版三次销量达800多万盒。已列入中国唱片史册。

朱逢博为近百部电影、电视、话剧配唱主题曲和插曲。其中，为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喜儿的伴唱，被文化部评为中国十大经典艺术作品之一，也是朱逢博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为影片《天云山传奇》《庐山恋》的配唱，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最佳音乐演唱奖”；演唱谷建芬为其量身定做的《那就是我》，被文化部选为中国十大经典艺术歌曲；《满山红叶似彩霞》《滑雪歌》《我怎能把你遗忘》《飞向远方的故乡》《永远和你在一道》《红杉树》《弯弯的小路》等获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曲奖，其中《滑雪歌》开创了中国儿童动画电影歌曲音乐的新风；《美丽的心灵》被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音乐教材；由她演唱的《橄榄树》《踏浪》等成为当年广播电台听众点播率最高的歌曲。

1986年6月，她创建的中国首个轻音乐团——上海轻音乐团正式成立，并担任首任团长、名誉团长、艺术指导、艺术总监等职。她是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开山鼻祖，被中外听众公认为中国大陆流行歌坛第一人。创团初期，上海轻音乐团在全国各地巡演，无论去哪儿演出都是一票难求。上海轻音乐团在民族声乐的基础上融入流行音乐的元素、借鉴西洋美声唱法，不仅引领流行音乐的潮流，也站在流行文化的尖端。

1998年，已经步入花甲之年的她，仍以日臻化境的艺术功底、强烈的情感和细腻委婉的歌声参加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在香港、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成功演出，无愧于她在国内外歌坛上享有的“中国夜莺”和“艺术长青树”的美誉。

2000年之后，她以声乐教学为主，身居幕后，心系歌唱人才培养，并依然保持着谦虚低调的可贵品质。当主办方邀请她演唱时，她总是表示“要请我一个，就要请一个团”。如今，上海轻音乐团的‘每月一星’的演唱，年过八旬的朱逢博依然都会到场，并给予青年新秀们指导和点评。时至今日，她仍担任上海轻音乐团艺术总监，参与和策划多场不同风格的轻音乐会，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歌唱人才。

2021年6月，她参加上海轻音乐团“百年梦想百年赞歌”系列主题音乐会，并与学生钱惠萍、丁一凡演绎三重唱《我的祖国》；11月12日，参加《光“音”如梭——上海轻音乐团成立35周年音乐会》，她担任艺术总监，并和学生登台演唱她个人的代表作《橄榄树》《金梭和银梭》。

2022年2月1日，应邀参加《春满东方点亮幸福·2022东方卫视春节晚会》，她携上海轻音乐团青年歌手高山、徐均朔，共同演绎由她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优秀儿童动画片《雪孩子》配唱的插曲；11月15日晚，《那一抹心底的红》音乐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她担任艺术总监、排练时进行现场教学，表示要让年轻人爱上经典。

2023年3月，上海轻音乐团在上海美琪大戏院连续上演《中华创世神话音乐会》和《那一抹心底的红》，她坐在观众席中当一名特殊的观众，为“90后”音乐人们助阵。演出结束，她被热情观众团团围住，争相与她合影留念；3月29日，她为本团《征程》音乐会在第38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展演助阵，还登台和年轻歌手们共同演唱她的代表作《金梭和银梭》。

她多次担任国内国际歌唱大赛评委，期间担任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评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朱逢博出生在山东济南，母亲抱着年幼她在游击队队长的帮助下穿过封锁线，与父亲朱培寿汇合，一家三口骑着自行车逃难到西安，再到四川都江堰，在那里度过了8年抗战。抗战胜利后，一家人从成都到重庆再到了南京。解放后，她的父亲追随革命，带着全家回到了山东，朱逢博在山东念完初中，后来回到南京读高中，直到考上同济大学。

朱逢博的丈夫施鸿鄂是中国著名抒情戏剧性男高音歌唱家、曾任上海歌剧院院长。生于1934年，16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后于1956年赴保加利亚索非亚国立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专业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62年，在芬兰赫尔辛基的第八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古典声乐比赛中获得金奖。1962年回国，在上海歌剧院担任主要演员。2008年3月11日，因心源性心脏病突发，在上海猝然离世，终年73岁。

朱逢博与施鸿鄂在上海歌剧院因歌结缘，终身相厮相守。他们四十年的爱情婚姻是中国乐坛的佳话。朱逢博是施鸿鄂培养并造就的唯一一位女学生，年轻时的朱逢博如花似玉，受到剧院许多小伙子的追求，但她唯独心仪刚从国外获奖归来、但性格内向的施鸿鄂。二人的婚姻是朱逢博主动促成的，1967年8月1日，朱逢博和施鸿鄂结为伉俪，育有独子，取名施劲。

一位意大利美声学派的歌唱家和一位以民歌见长的歌唱家，不仅在生活上相濡以沫，在艺术上更是夫唱妇随、取长补短，共同进步。1968年，当《白毛女》演唱到二百多场后，朱逢博倒嗓了。起初她基本都用真声演唱，由于声带过度疲劳，导致声带小节，需要手术治疗。丈夫施鸿鄂曾提醒过：歌唱一定要用气息支撑，不能全凭声带的闭合。倒嗓治疗后的朱逢博，开始潜心追随丈夫学习西洋歌唱的气息、发声，解决真假声转换和混合共鸣问题，成为把西洋唱法天衣无缝地融入中国民歌中的典范。20世纪80年代，太平洋影音公司曾为他们二人录制二重唱歌曲专辑，其共同演唱的《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等歌曲曾风靡一时。1981年，夫妇二人举行音乐会。朱逢博是第一个在中国举办外国歌曲作品音乐会，她同丈夫施鸿鄂一道将一大批世界各国的优秀音乐作品介绍给中国听众和观众。

朱逢博参加中国艺术团后，曾独自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光，受到施鸿鄂在保加利亚留学时的同窗好友，当时海政歌舞团男中音歌唱家胡宝善和他哥哥胡松华的照顾和关怀。那时，她住处对面的一幢小楼，是中央乐团首席指挥李德伦的家，日子久了，经常见面，大家就熟悉了。李德伦十分欣赏朱逢博的歌唱才华，并为她引荐了许多京城乐坛的名流，对她未来发展之路大有益处。

当代著名作曲家谷建芬，是朱逢博在京城的挚友。当年谷建芬为她量身定制了艺术歌曲《那就是我》，谷建芬在钢琴上弹给朱逢博听，两人都听得掉下眼泪。朱逢博随即南下广州录制了这首歌，《那就是我》从此成为朱逢博的代表作。她俩的友谊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谷建芬每次来上海，总不忘去探望老友朱逢博。

20世纪70至80年代，在中国流行乐坛有“南朱北李”说：”南朱“是上海的朱逢博，“北李”是北方的李谷一。两位艺术家在艺术上互助互爱，惺惺相惜，在生活中是好闺蜜，友谊深厚。李谷一说，朱逢博是自己的偶像，当年曾为朱逢博抱不平。朱逢博说，自己在北京小住过一段时间，全都是好姐妹李谷一帮忙打理生活琐事。2019年，82岁的朱逢博与75岁的李谷一二位并称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先驱在阔别多年后，重逢于上海东方卫视春晚舞台，彼此深情相拥。

朱逢博的歌唱以中国传统民族唱法为根源，在气息和音色方面，注重“字正腔圆”的发音、行腔韵味以及与乐曲声情相融合。在歌唱语言方面，运用地方方言时，咬字吐字清晰准确，结合不同地域的方言做出调整。在气口使用上，依据音乐的节奏和旋律以及需要表现的情绪等实际进行具体调整，必要时配合形体表演。在此基础上，根据作品特定的音乐风格以及作品内容中包含的特定情绪，在原有旋律基本的时值和音高的基础上，使用润腔，更好的呈现作品风格，保证音乐曲调、节奏以及人物情感的优美和连贯，最终达到声、情融合。

朱逢博受丈夫施鸿鄂的影响，她意识到中西需结合。用西方唱法的优点，为本民族声乐的演唱“服务”，她探索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相结合，气息运用，掌握西洋传统发声和中国戏曲演唱的混合共鸣，解决了真假声的结合，既保留中国传统民歌唱法的精华，又借鉴了艺术歌唱的发声方法。使歌唱的音色柔和，传播效果好，而且避免了真声演唱存在的音域较窄、穿透性差、嗓子容易疲劳等问题。

她吸收借鉴国外声乐元素，一方面借鉴西洋美声和流行声乐演唱，与中国传统民族声乐有机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新民族唱法；另一方面吸收了多元声乐曲目，演唱具有异国风情的新旋律。

她勇于吸收流行声乐演唱的技巧，率先将台湾校园歌曲介绍给大陆，使以《橄榄树》等为代表的一批校园歌曲得以广泛传唱。1980年—1981年，录制《我的情诗》《轻问》两张台湾校园歌曲专辑。

她的歌唱曲目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特点，涉及许多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汉民族不同地区风格民歌的歌曲；演唱台湾校园歌曲和许多国外民歌作品。

具有浓郁新疆民歌风情的歌曲《阿拉木汗》《青春舞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玛依拉》《百灵鸟》《雪莲花》《等你到天明》等；具有鲜明的地域民族性风格的地方民歌，既能保持地方色彩，又不失浓郁的民族乡土风味，如陕北民歌《走西口》《蓝花花》《赶牲灵》《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浙江民歌《采茶舞曲》、山西民歌《绣荷包》《灯碗碗开花在窗台》、安徽民歌《打茼蒿》、《送晚茶》、四川民歌《康定情歌》等。

作为探路人，参与到被发掘、破译的古琴曲谱的演唱工作，她与古琴大师、昆曲前辈、古文教授一起共同揣摩和研究，1975年录制了古曲《阳关三叠》《风求凰》《胡笳十八拍》。

电影电视、故事片主题曲插曲也是朱逢博曲目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曾为电影《排球女将》《小街》《白莲花》《柳堡的故事》、前苏联电影《蜻蜓姑娘》、印度电影《流浪者》等配唱主题曲。

她用不同的语言演唱过许多国外的民歌，包括朝鲜民歌《卖花姑娘》打动过无数中国观众的心，爱尔兰歌曲《夏日最后的玫瑰》、印尼歌曲《宝贝》、加拿大歌曲《加拿大流浪者》、埃及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印度歌曲《苏尼达之歌》、意大利歌曲《卡普里岛》、牙买加歌曲《巴比伦河》、日本歌曲《濑户的新娘》《五木摇篮曲》等。

朱逢博被誉为“新民歌之母”，她在吸收了中国传统民族演唱、传统戏曲唱法之后又借鉴了西洋唱法和流行唱法，形成了她独特的具有创造性的“新声音”。她把不同于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和西洋声乐艺术的歌曲加以艺术化的形式呈现，这种“跨界”演唱使得她的演唱中增添了通俗元素，没有很多高难度演唱的歌曲，却更加接近人民群众生活的、喜闻乐见的声乐艺术形式。

她音色甜美、圆润、亮丽、吐字清晰，以演唱风格的多样、抒情富于变化闻名。她高音区极具特色，清丽、空灵、干净、透明，有着独特的风格，具有与众不同的韵味和很高的辨识度。如代表作，她为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喜儿”一角伴唱，其中选段《喜儿哭爹》。朱逢博爆发力极强的唱腔，使得“刹”字唱的撕心裂肺、天昏地暗，将听众快速地拉入“喜儿”的角色中，带入“哭爹”的情绪里。整首作品中汉语的语音语调跌宕起伏，语感带动旋律线条有张有弛，字字入耳，声声入心。

她的语言具有清晰准确的发音特点，通过“二度创作”丰富其歌声的感染力。为更好的表现歌曲的内涵，她在演唱力度、强弱比例等因作品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演唱由瑞士民歌改编的中国声乐作品《卖花》，她运用三种不同的音色表现，讲述了卖花姑娘从小村庄到大城镇，被年轻人吸引被青年人告白的情景。在清晰准确的发音基础上，通过音量、音色、语气的变化，歌唱语言与音乐旋律相融合，传达了其特有的亲切感人的歌声。

朱逢博的演唱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主要体现于多元的曲目和多元的演唱方法。在声乐作品上，将丰富的曲目分类，有几大种类的歌曲是主要构成朱逢博曲库的部分，这些不同的曲目类别直接体现了其多元性的特点。在其演唱方法上，朱逢博以中国传统民族唱法为基础，借鉴西方的发声方法和流行唱法，兼收并蓄，形成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发声方法使得朱逢博的演唱呈现出多元的民族特征。

朱逢博在舞台上呈现给观众的，除了歌唱声音音色之外，还用声音旋律传达出作品内容的思想感情，以及表演者在舞台上的气质，包括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一系列特征。“声情并茂”是她对声乐表演形式和内容的完美诠释，表现出“甜、水、亮、柔、脆”的声音色彩，并运用声音来表现作品的内容以及内在情感。代表作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喜儿哭爹》唱段，前有歌剧《白毛女》，与著名歌唱家王昆、郭兰英两代“喜儿”的艺术形象不同，朱逢博并非扮演“喜儿”，而只是为芭蕾舞者“喜儿”伴唱。虽然舞台上没有她的身影，但她仅用歌声成为20世纪70年代最美女声。

在四十余年中，她录制了近三十盒不同主题的个人独唱专辑，唱片数十张如：独唱专辑《蔷薇处处开》《雁南飞》《我怎能把你遗忘》《故乡的椰子树》《排球女将》、《中外电影歌曲》、《小朋友，你好！》、《安徽民歌》、《弯弯的小路》、《那就是我》、《施鸿鄂、朱逢博外国歌曲二重唱》等。

“朱逢博总能站在听众的角度来审视一首歌曲，要怎样唱能拨动人的心弦，节奏快慢地拿捏、咬字的重音在哪里，都细细琢磨。而且她也很懂得和善于发挥她音色中最美的那一部分，所以她唱歌一听就是她的味道。”“朱逢博先生是用生命在歌唱，她对众多音乐作品的演绎达到了艺术的高峰。她将严谨、创新的精神带到音乐中，用歌声打动了各国人民。她的演唱不但充满民族自信，而且接地气，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作曲家、指挥家、上海轻音乐团创始人之一屠巴海 评）

“朱逢博先生的歌唱有着鲜明的“海派”风格，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作为一位表演艺术家，能带给听众如此多耳熟能详的代表作是不容易的。她演唱的民歌亲切甜美，通俗歌曲也格外动听、直抵人心，她演唱的《白毛女》更是让人难忘。”（上海歌剧院原导演方红林 评）

“舞剧《白毛女》是上海芭蕾舞团最重要的保留剧目，至今都是每年演出场次最多、最受欢迎的剧目。这部舞剧的成功与朱逢博先生为喜儿一角的配唱是密不可分的。她对《白毛女》的演唱及音乐录音的精益求精、对艺术认真严谨的态度，让人钦佩。她的现场配唱和录音也影响和培养了上海芭蕾舞团一代又一代的演员，对作曲和编导的艺术创作也影响深远。”( 上海芭蕾舞团原团长哈木提 评)

“为舞剧《白毛女》配唱与平日常见的‘舞伴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在为喜儿配唱时，所有的气口、情感的流露、声音的起伏变化都要考虑到舞蹈演员的足尖力度，必须盯着舞蹈演员的足尖来演唱。而朱先生的配唱是如此细腻，声声入心。朱先生的版本是她反复聆听、学习、揣摩的范本，难以超越。”（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于丽红 评）

“朱逢博先生不仅是我国泰斗级的声乐演唱大师，在退出舞台后，她也一直关心着年轻一代演员的成长，辛勤培育着青年演员。朱先生的演唱艺术是我们应该去研究、学习的，这些作品在继承方面的研究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女高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教授杨学进 评）

用“三个代表”概括总结朱逢博在中国声乐界的重要地位：“朱逢博老师是我国‘民族声乐学派’的代表，她经历并见证了我国‘民族声乐学派’从延安时期形成、发展至今的历史过程。她是我国现代流行音乐的代表，经历了流行音乐进入中国内地的特殊历史时期。她是我国歌唱家中控制声音、诠释作品最高境界的代表之一，她自由地跨界于不同唱法之间，成功诠释了古今中外风格迥异的声乐作品，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知名音乐评论家、《人民音乐》杂志顾问金兆钧 评）

“朱逢博先生丰富而卓有成就的艺术人生，不仅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文化提供了空间，也为中国声乐教育与中国轻乐团的建设等做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作为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她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声乐艺术的变迁与发展。更可贵的是，她身体力行、亲身实践，尤其在探索我国声乐艺术的中西结合方面开拓思路、敢为人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声乐表演与教育事业的创新与发展，是我国成就斐然的一代艺术家的杰出代表。”（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声乐教研室主任、教授李巍 评）

“朱逢博的歌声之所以能与众不同、直抵人们的心灵，源于她为人民大众深情歌唱，歌唱真善美，源于她勇于创新，善于汲取声乐艺术的精髓，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由此成就了她在中国音乐界、在老百姓心中无可撼动的崇高地位。”（2017年同济大学“润物有声立德树人”朱逢博演唱艺术论坛）

“朱逢博先生是同济大学的杰出校友，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典范。”（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 评）

“朱逢博校友的歌声字字入声、句句动情，有着永不磨灭的光彩。朱逢博校友这种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艺术态度，是当今年轻人身上非常缺乏的。”（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同济校园版歌剧《江姐》中江姐的饰演者贾童谣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