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年（1765年），戴震会试落选后，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县境），曾作《凤仪书院碑记》，又提出通经致用的理论。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戴震应直隶总督方观承之聘，到河北保定编纂《直隶河渠书》，后方观承去世，接任其职的大学士杨廷璋不能礼敬戴震，戴震因此离开保定。周元理任直隶总督后，书稿被他所收藏。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戴震会试落选，往山西布政使朱珪处，被聘修《汾州府志》。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戴震又不第，在山西修《汾阳县志》。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戴震自汾阳入京，会试又不中，往浙东主讲金华书院。同年作《孟子字义疏证》的初稿《绪言》。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秋，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于敏中听从总纂官纪昀、刑部尚书裘日修的意见，向乾隆帝推荐戴震。于是乾隆帝特地传旨令戴震入京为四库馆纂修官。同年，戴震第六次会试又不第。由于其声望，戴震得以于次年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为翰林院庶吉士。

戴震在四库全书馆纂修期间，主要负责天文地理算学书籍以及语言文字类书籍的校勘。他利用藏书条件，精心研究、全力以赴。他从《永乐大典》辑出《仪礼识误》三卷，把《仪礼集释》厘订为三十卷。《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等散见《永乐大典》各部，经戴震辑出列入四库全书，各加案语，写成提要。戴震在校勘《水经注》时，归纳出三种原则，订正经、注。该校本获乾隆帝褒扬。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批判理学，因而在四库馆中饱受同僚的指责。其好友翁方纲和程晋芳分别撰写《理说》和《正学论》批评他，彭绍升更是写了一封两千余字的长信批驳他的观点。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777年7月1日），戴震逝世于北京崇文门西范氏颖园，享年五十五岁。戴震死后，他的小学由王念孙、段玉裁传承；算学由孔广森传之；典章学由任大椿传承；戴学得以发扬光大。

戴震的《七经小记》是其研究经学学术集大成之作。以《孟子字义疏证》来治经，可见著述《七经小记》的最终大旨为变经学为新时代的哲学或称新理学。戴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改造和创新，完整地体现在《七经小记》中。

《七经小记》的目的既然是为治经而作，首先在于固基础，通门径。治经入门，要懂得“分其大类，各究原委，从语言文字、天文历算诸自然科学入手”，循此治经之要诀而形成的《七经小记》的内部构成，有专讲语言文字的《训诂篇》，有讲述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的《原象篇》，有应是本之于礼经总论，贯通《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的礼学著作《学礼篇》，有地理学著作《水地篇》，有探求人类情性的《原善篇》等。从内部构成看，《七经小记》是经学方法论的教科书，或称“经学学”。如称其为“经学概论”，则言之大轻而其内容实深。总之，讲述经学人门和登堂入室的方法、方法论，是该书的基本性质和最终目标。戴震由此成为历代经学进入总结阶段的发起者。

《七经小记》虽然以经书为对象，但深刻地体现了顾炎武“理学即经学”的进步学术思想，围绕讲论古经，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内作出了独特、完整的建树，形成了独立的门类科学思想和哲学世界观学识。例如语言文字学、自然科学、文献学、史地学、哲学等的专门学问及其门类科学思想。《七经小记》虽然没有全部成功，但戴震有关治经的思想在别处却得到阐发。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经部提要有的出于戴震手笔，但尚需加以鉴定。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曾说戴震在四库馆校书时负责过经部，亦撰有提要。

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诗类中列出清代纯汉学的著作有：《毛郑诗考正》四卷（戴震撰）、《诗本音十卷》（顾炎武撰）、《诗音表》（钱坫撰），充分说明了戴震《毛郑诗考正》之汉学特色。身处乾品派兴起的吋代，戴震深受汉学影响。其说诗沿袭汉学观点甚多。汉儒以美刺解诗，“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就受此思想的熏染，因此以美刺（“美”即歌颂，“刺”即讽刺）言诗的说诗方式始终贯穿于戴震的说诗。不过，对于宋儒之说戴震也能积极地吸取，虽然戴震时代兴起低譬宋学之洪流，但戴震说诗时不仅不废宋学，而且采用宋说也较多，如欧阳修、苏辙、王质、吕祖谦、朱熹、辅广、严集、王应麟等人之说。可见，戴震说诗时汉、宋兼采，无门户之见。

戴震治诗时虽主要引用《毛诗》《毛诗笺》之说，但戴震对此二者扬抑相参，故其虽重视《毛诗》《毛诗笺》，但又并非主毛或主郑。与《毛诗补传》相较，戴震在后期作品《杲溪诗经补注》 中对朱熹有明显重视，而其中晚期对朱熹的态度呈现出多面性，对朱熹的义理之学，弃之不理；对义理外的经学，则较为重视，故戴震反对朱熹具有选择性，由此可知戴震实事求是的解经思想。

在《诗经》理论问题上，六义问题尤其是赋、比、兴问题应该是重头戏。戴震在《六诗》以及《毛诗目录》等中对此问题均作过相同的论述，此处戴震对赋、比、兴作了仔细论述，提出:“赋者，指明而敷陈之也”，“比者，托事比拟，不必明言而意自见也”，“兴者，假物引端也”。可见戴震并没有像郑玄那样，把此三者与政治教化联系起来。正由于此，戴震提出说诗者不要苛意去作划分，应让读者自己去咀嚼，其“此三者在经中，不解自明；解之，反滞于一偏矣”等数语说明了此点。由于朱熹在绝大多数诗篇中都对赋、比、兴作了琐碎的划分，故戴震在对朱熹的这种做法作了批评，因为这样做，只能使经义支离破碎。因此，由可见，戴震对郑玄之说几为置若罔闻，而对朱熹既作了发展又有所指摘。对《诗经》中其他一些理论问题的阐述，戴震对汉、宋诗学也作了不同程度的继承与批判。

整个乾嘉时代以至清末，戴震的哲学思想未被重视，或者说被他的考据学成绩所掩盖。然而也有少数例外，有些学者当时即见到戴学中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意义。

戴震的哲学从一开始在天道观的两个路向上进行了抉择。他以“气化流行”释道，坚持“气一元论”是其天道观的基本观点。并指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既包括物质性的“气”，也包括气的运动规律——“理”。他认为气是“道之实体”，理是气在运动中的“不易之则”。这确切地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道、理、气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堵塞了把道和理混同而给唯心主义以可乘之机的漏洞。他还坚决反对程朱“理气别为一物”的观点，曾从形而上本体论的高度，以气化学说对“道”进行新的论释，严格区分了“道”与理、气、太极、形而下”诸范畴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分理”这个崭新而富于思辨的哲学范畴，从而建构了一个简明而完整的唯物主义天道观，结束了中国古代哲学“理气”范畴的争论。

在天道观上，戴震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思想，恢复和发展了张载以“气化”为道的传统，认为气化或阴阳五行之气即为道或道之实体。他提出了“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观点。这反映出戴震一方面坚持“以气言道”的传统路径，另一方面他以“气化流行”的动态方式重新架构了天道的本质，与宋明理学在本体论上划清了界限。为了更好的描述“气”这种本原存在，戴震提出了“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这样，阴阳五行之气不仅具有物理学意义的实在性，而且也是哲学意义上的物质概念。

在宇宙生成论方面，戴震运用了“气化流行”的概念描述天道和宇宙，强调气的意义。他说阴阳五行的运行是通过气不断的组合而进行的。宇宙之生成就是由于气运动分化为阴阳两种相反属性的物质，再相互作用而成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以不同结构、成分错综结合而产生万物。一方面，天道是阴阳五行的实体和气化流行的过程的统一。避免了中国古代哲学不是陷入唯心主义空洞的本体，就是陷入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法脱离具体事物的怪圈；另一方面天道的运动过程是永恒连续的。

在宇宙本体论上，戴震认为理在世界之中，即理在气中，即气一元论正是对理本论架构下理气二元论（理事形而上的，是生物之本；气是形而下的，是生物之具）的极大冲击。在他看来，程朱从开始就将含义弄错了，所谓形上与形下指气生成物之前为形上，以后为形下。这样气就统领了形上和下的整个过程。不存在像朱熹所谓高于气的世界，没有总摄一切的“理”。戴震将一切本原归于“气”，这样，以“气”代“理”成为世界的本体理论就建立起来了。

从理论方法上看，戴震最大的特点是“破立”双修，即从“破”和“立”两个方面来建构自己的新哲学体系。他一方面从本体论出发，对程朱“理本论”及其“理欲之辨”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又把中国哲学史上固有的阴阳五行说与气化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建构了“阴阳五行，道之实体”和“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一体化的天道观理论。

戴震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孟子字义疏证》则以《原善》三卷为理论基础。《原善》中所谓“善”，在戴震看来，既是自然的规律，也是社会的法则，又是人的道德。作为人的道德，具体来说，指仁义礼智。

在戴震理论中，仁义礼智都是人性，也都是人的道德，是和自然界的条理、秩序相对应的。这就是戴震的性善说。戴震的性善说与孟子的性善说，在表象上相同，而本质上有所不同。戴震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或善性，是从实际生活中产生的，而孟子的“仁义礼智根于心”是认为人的道德与生俱生，是在出生时人心中就具有的。这区别是朴素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区别。

在戴震的仁、智学说中，宇宙间物质（阴、阳二气）有规律的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状态叫做仁。人类生活正常进行和不断进行的状态也叫做仁。仁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总规律。他说：一阴一阳，盖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

仁，不但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准则，也是人的道德的最高准则。他说：“至贵者仁。”又说：“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关于智，戴震认为是人的一种知觉和认识能力。虽然人与物（指其他生物）都有感觉能力，但人能从自然现象中掌握必然规律，其他物则不能。所以人有智而物只有“觉”，这是由于人的能力大大超出其他动物。

戴震对旧的天理观的批判，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揭示旧的天理观在理论上的缺失；二是从旧的天理观的实践危害性入手，进一步批判旧的天理观的理论危害性，要求人们扬弃这一理论，选择新理论作为生活的指导；三是要求以常识理性代替理学家所设想的高调伦理，要求伦理理性回到日常理性之中，并表现出要将伦理与法律分开的朦胧意识。他明确地指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以理论的语言批判了旧理观念的杀人本质，以非常尖锐的语言批评了当时社会在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之“理”的主宰下所造成的普遍性荒谬，这种意识形态之“理”的普遍性荒谬就在于运用各种伦理规范置人于死地。

戴震和宋明以来所有进步思想家一样，认为人欲的正确处理，就是天理，他驳斥宋儒说：“性之欲不可无节也。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正，以人欲为邪也。”他对天理下的定义是：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这是在天理人欲问题上非常明确透彻的进步理论，反对了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人的正常欲望的合理性，肯定了“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所以戴震的结论是：凡以为“理宅于心”，“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者，未有不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者也。这一封建社会的弊病，自明清以来为害愈烈，而戴震系统全面地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成为他哲学思想的中心，是他在思想史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历史发展问题上，戴震并不着重探讨历史的盛衰过程，而着重探讨历史创造者——人的基本生存要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对人欲、人情的研究，并由此生发开去，论述了统治者的为治之道。这种历史观的形成，既有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那就是自晚明发展起来的张扬人之个性、以自然人性论为出发点的、重视人之“私利”的新的情理观发展的结果，同时还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那就是随着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日益被人所重视。

戴震认为，历史的发展就是要合乎人性之自然，他认为“欲”“情”“知”三者都寓于自然人性之中。历史的发展就是要顺应“自然”之人性而走向“必然”之历程。人们在进行历史创造活动时，要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只能阻碍历史的进步。戴震还尊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尊重人们在历史发展中的自主创造力，故而他不以天理和人欲界定君子与小人，而是以能否“遂人之欲”界定仁与不仁。在戴震看来，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逞己之欲而扼杀人之欲，是不仁道的，这是对统治者穷奢极欲但又盘剥百姓的现实的揭露和批判。

总之，戴震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详尽地论证了人性、人伦日用等关于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表达了自己重人的历史观，不免带有浓重伦理道德色彩。戴震肯定人性、人情，强调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发现并确立了作为生命的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是一种具有启蒙色彩的历史观念。

在史学观上，戴震强调治史要重视经国济世，务求切于民用，同时又极为重视考证，他的史学见解，正是求实而又致用的结合。他重民利民的史学经济思想，大致有以下特点：一是注重文献考订，钩取史料，辨别真伪。二是继承《史记》的传统，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刻画人物力求真实生动，例如为《汾州府志》写的《于清端传》。三是很注重老百姓对历史人物的评述，系史于民。例如为《沧州府志》写《王廉士（王敏）传》。四是为平民百姓立传，如《戴童子圹铭》。五是从史实出史论，作者随时发表自己的史评见解。

在治史方法上，戴震始终坚持考证与阐发思想的统一。他在治学中常用的因经求道与即事言理、比较分析与归纳类别、广参互证与“思之贯通”等方法，说明他既能运用考据的手段，又能超越这一手段，不满足于断章零句的解决，而能贯通群经，善于发明义理，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

戴震认为，《周易》是儒家言性与天道之书，而性与天道即是礼乐制度建立之根源。《易》之言高远深遽，然其所承载的性与天道之学能使人明晓国家治乱之原，社会制度的因循与变革之宜，其于治世有大用，因此孔子“不得不言”。可是宋儒对夫子之性命天道之学肆意附会，使其不可得闻于巧，因此，本着以经治世的期许和传承孔孟之道的责任与使命，戴震展开了他的义理之学，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逐步建构起自身的哲学体系。程朱所论性理之学，多是以对《易传》之太极、阴阳、道器等问题的阐释为基础。因此，戴震即回归于《易传》之中，援引《易传》诸言，并将《易》道与《论语》《孟子》诸经义理相贯通，开展出了不同于宋儒的论释，为孔孟之道正名。戴震对于宋儒性理之学的批判，即是对《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解读为开端的，他以道为生生不已之气化流行，以善为天地人物共有之常，以性为分于阴阳之“血气也知”，在对《周易》阴阳之谓道及继善成性的创造性理解之基础上，建立了自身将道一善一性相融通的天人之学。

从思想内容上讲，戴震对《易传》生生之道的理解为其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宇宙论视野，其哲学思想，正是以气化流行的生生之道为最终根据，并由此展开的。《系辞》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戴震以阴阳五行之气化流行解释《易传》之生生，认为形上之道即体现于气化流行的过程中，气化之生生本身即内在地含有其条理，以此将理包含于道中。气化流行之道体现于人物的生息分合之中，因此理最终即落实在人物的性情之内。戴震依照生生之道论的逻辑理路开展出理在性中，理在情中的人性论，而对程朱以理为独立于人性的抽象本体之性即理的思想加以尖刻批判。《系辞》篇中的生生思想不仅影响到《法象论》和《原善》的话语，对戴震整个义理大厦的建构方式，也至关重要。＂

戴震由对《易》之生生思想的解读而形成道论并心以道论为基础开展出自身的人性论，可见，其易学思想作为哲学中的核屯、灵魂，对其哲学思想内容的丰富和扩充起到了重要作用。从逻辑建构上讲，戴震正是顺延《易传》“一阴一阳的运行变化称之为道，人从天道变化中得到了善”的基本思想结构，形成了自身融通道一善一性的天人一体之学。他将《易》定性为儒家之性与天道的学问，在吸取《易传》推天道以明人事之逻辑理路的基础上，对其天人会通的思想进行创造性阐释，以构建起自身凸显人性内在价值的天人之学。戴震以道为阴阳之气化流行，以含具仁义礼智之善为天地之常和人性之则，性为原于天道而具有成善之必然性的欲望、情感与明觉。他将善融于性中，而以性本于道，并提出在品物之性中即可见道，以此批判宋儒将天理人性分为两体再合二为一的设定。质言之，戴震哲学之逻辑框架，正是在《周易》会通天人的逻辑理路之上建构而成的。

戴震作文以《史记》为标准，不作一句空文，纯朴高古，吐辞为经，熔义理、考核而自铸伟辞，其文章思想内容和形式已远远超出那些迂腐无用、肤浅刻板的八股时文，这正是其文章特别之处。戴震反对烦琐肤浅、无病呻吟的无用之文，故作文深刻、简要，而以“分析条理”（章太炎语）为特色。于此也可窥其作文风格之大要。又如《旅酬下为上》一文更是词约简奥，遒穆精深，风格苍古。

戴震为文选材精当，写过不少序文、跋文、碑文和铭文。戴震不仅写议论文旨趣鲜明，而且写记叙文乃至说明文也赋予鲜明的旨趣。前文提到过的的《黄君武臣扩志铭》鲜明地体现了他对尊师爱友品性的颂扬和提倡。象《匠人沟恤之法考》这样的说明文也表达了自己关于君王应重视农政水利事业的思想。戴震不以娇艳虚浮之词为文，是一以贯之的，即使是颂赞类文章也如此，如《沂川王君祠碑》。它精确简洁地记载了王彦孔“教民引渠”使“近村田畴，无忧阳旱”的经过，先写其见，继写其想，再写其言，又写其行，后写其图，把一个“念民生聚”、献策兴利、不图私益的谋士仁人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不用颂词和赞语，就令读者与之共感同情。

清代考据学对群经诸子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在文献上有很大成绩。戴震的考据学是清代考据学极盛时的典型代表，对于所研究的古经已达到“在语言之间深刻追求，达到了所存的精微”的程度。

戴震考据学的远迈前代，近启后人，在方法上即是从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入手，则义理自见，道在其中。其治学基础即为“由博而约，学贵精审”，戴震早岁即博通《说文》等，主张只有博涉专精，综贯会通才能达到厚积薄发，“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这也是其考据学吸收其训诂、天文、数学等诸学成就的基础；“探索隐，注重归纳”，于此成就显著者，如戴震《水经注》通例之归纳，善于发疑解惑，以归纳义例之法，曲证旁通，条贯脉络，以明微言大义，戴震所言，“说经贵知其文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则是其考据学能够跳出局限，取得突破性成就的重要阶梯。

戴震集大成的考据学的原则则有以下几点：其一，循序渐进，取得理解。其在治学的广度与深度上本着由浅入深、“增益”其智、通经致用的原则，凡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其二，实事求是对待资料。他经过深湛学习，认为“《说文》九千余字固未能一一合于古，即《尔雅》亦多不足据”。并举例一再说明。这些都是在博学的基础上卓越的见解与科学的态度。其三，掌握原则，不轻信盲从。认为：沿袭古人衣钵，胶固不化者，徒守先儒而信之笃，未志乎闻道。而凿空臆说，另起炉灶者，又先入为主，各持异解，不求依据而惑以终身。戴震说：“六书的道理在汉人时也有所修改，何况魏朝。”说明对待资料，就其是非而定，而不是惟古是从。由于以上原则，戴震治学要求严格，曾提出“学贵专精不贵博”。

戴震在音韵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他在古音研究方面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观点，并且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解决了诸多疑难。“音韵的流变关乎时代和地域”；“不可以今音乱古音，亦不可使古音没今音”；“音之流变有古今，而声类大限无古今”等，皆从历史比较观点出发，深究音变之规律，通览时空之变化，得其音理之实，启导后学。

其成就有三：韵类分部系统把入声列而不附，也即入声独立，认为入声不仅是调类，提高入声在韵部系统中的地位，加重入声在韵类中的分量，形成阴、阳、入三分的鼎立格局，体现上古汉语韵类结构特点和语音的近似状况；进一步独立祭部，形成四声一贯的完整声韵体系；把古代音的韵尾分成二十五部，并提出阳声韵与阴声韵共同配合于入声韵部的理论。并称之为“两两相配，以入声为相配之枢纽”。在这基础上，戴震又创立了阴、阳入通转的学说。

戴震的音韵学研究方法是全面的、系统的。在古韵部的分类及《广韵》的厘定方面注重古音、方音的实际情况，运用转语之法处理考据上，诸多疑难问题，都具有开创性的新思路和突破性的新进展。在古音韵部研究方法上，归纳与演绎并用，考古与审音并重，既有推理，又有实证，不仅在音韵理论研究上卓有建树，而且能在考据实践中实际操作，使自己的古音研究有学有用，别开生面而独具特色。看问题站得高，故见解深，视野阔，成就大。

戴震追溯训诂之始，明《尔雅》《说文》为解读六经工具，对训诂产生原因阐述最明。语言是历史发展的范畴，古今语言的隔阂必须由训诂来完成。那么，训诂的证据以时代相同的材料最为可靠，对于古代的文本也只有利用古代的解释语言才能明白，因此他指出“今古悬隔”使得“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天算、水地、名物、制度者，多不知其本来，甚至曲解成误，而正确的训诂应当是以古证古，以经证经，助之以“古籍之存者”，本之以六书、音声，综核条贯，才能得其真义。

戴震训释古文，信而有征，或以形索义，或因声求义，或征引汉魏古注参互校证，绝不迷信前人旧说，而以考证得实为要。他以贯通的思想、缜密的方法，指出训诂应以音义互求为根本，由古音以通古义，博稽经史而通世变，谨守约用，触类发明。例如在归纳《诗经》用字规律时，他对“道”、“行”、“路”三字在把握字形寻求字义的同时，又从其他语言材料中找出扎实的旁证，既指明道路之本义，又辨析“字意旁通”的引申义，即行走、行为等今天的常用义。针对当时对汉儒传注株守笃信的学术倾向，提出“志乎闻道”的为学宗旨，主张寓义理于考证，在对儒家经典的训诂中去求义理。

戴震由小学而入经学，用文字训诂来解读经义，其“以声求义，以义正音”的训诂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对后学者的广泛影响，使清代训诂学得以全面发展。其训诂学主张，对于清代训诂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参证、语法修辞等方法的综合运用，使当时的训诂学能真正做到推原文字根柢，归纳古书条例，总结声训规律，破除疑难和谬误，以求经义本真。

戴震在《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一文中，起例发凡，除了指出三种声训方法外，还指出五种讹误现象，并提出相应的校勘方法：其一，讹舛相承，如飀（liú）与枢；其二，异字异音绝不相通，而传写致讹，混淆莫辨，如“惨”与“懆”；其三，韵在句中者，韵下用字，不得或异，如“思”与“息”；其四，本无其字，因讹成字，如“鍊”与“錬”；其五，字虽不讹，本无其音，讹而成音，如“鷕”。戴震总结归纳的五种讹误现象，可谓综贯深究，发疑正误，启导了后世校勘古书时特别重视通例归纳的方法，如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古书疑义举例》、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等，皆由此路而来。

戴震的校勘法端绪既开，启导途辙，他的许多校勘实例，成为此学科中的典型例证。如《辨尚书考工记锾锊二字》识别“锾”、“锊”二字，戴震从数学考据入手，从字形、字音与文献中的衡制内容上综合辨析，别其是非。他的识断与计算，精确有据，孙诒让《周礼正义》、林尹《周礼今注》等皆取以为证。又如《毛郑诗考正》“民虽靡膴”下，戴注：腜与谋皆明纽之韵，膴，晓纽鱼韵，从声韵而言，以“腜”较“膴”为正。左思《魏都赋》“腜腜坰野，奕奕菑亩”下，李善注引《大雅·绵》亦作“周原腜腜，堇荼如饴”，与传本作“膴膴”异。《诗经》校注本也多取戴说，如金启华《诗经全译》、程俊英《诗经译注》皆以“腜”字为正。戴震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实得益于他的博通淹贯。

戴震的文字学研究不是单纯的文字形体研究，而是语文学的研究，即综合文字形、音、义，并且在训诂中考订深研，是活的研究法。他指出文字是语言的载体，必须贯通形、音、义，才能寻根穷变。戴震既注重文字在具体文献资料中的本原之义，又能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语言的变化，意识到今古文字的差异性和语言内部的统一性，提出“以经考字，以字考经”的理论方法，明确了以文字考证为津梁、通经致道为目的，批驳“宋儒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秉承汉儒实事求是的风格，将文字学的研究向纵深推进，最终纳入到通经致用的正确轨道。戴震在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传统的六书理论，从自己的学术实践和理论体系出发，提出文字的使用规范，运用古文字成果为考经证史服务，建立起新颖的文字学理论构架，开辟了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戴震在研究中认识到使用文字的实际情况异常复杂，对前人“六书”中的情况有清醒认识，以音义互求的全新观点来看待古六书理论，以解释字体有限与用字无限的矛盾关系。《答江慎修论小学书》就是从文字特点和运用的角度，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四体二用”学说。戴震认为古人依据事与形，构造出指事字和象形字，而声与字又以可“通”之意与可“调”之声，博衍出谐声字与会意字，此为造字四法。而转注与假借是形体之外的用字法，只可“造意”，不能“造形”。戴震将“体”与“用”的概念具体到“六书”中，也是哲学体用论与文字使用法的结合。“四体”有限，而“二用”无限，静态的文字形体与动态的语言运用在此得以有机统一。戴震将社会和自然科学互相贯通，在认识论上能高瞻远瞩地看待事物，在方法上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和条理，注重自然与简易法则，体现出自然观与认识论的一致性。“四体二用”说的提出，为清代以后的语言文字学开创了一个全新局面。

在史地学方面，戴震校勘整理了《水经注》武英殿本；撰著了《水地记》；编纂了《直隶河渠书》；主修了《汾州府志》，并对地方志的编修，提出了比较系统而又很有价值的意见，被认为是修志理论中“地理学派”的重要代表。其治地理思想方法的内在逻辑，如段玉裁所说：“令众山如一山，群川如一川”。然后由总而分，以水领山。在解释中，“《尚书》《周官》《春秋》里的地名，以及战国至今，历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纷错，无不依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帖，极其深奥微妙而并不混乱。”

戴震治学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即史地学必须以大地为对象，也就是段玉裁所说的“以山川为主”，把对象的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上。在“山川为主”中戴震又更深层地处理山和水的关系，即以水领山的。这一指导思想使戴震的水地研究除了为解经服务外，还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和门类科学。例如《水地记》的二十四条目的确立及条目间的关系，完全贯彻了“以山川为主”的思想，同时也努力贯彻“以水领山”，无水源可寻时则叙述其山脉走向。《水地记》在戴震的学术谱系里是作为独立的史地学而存在的。《水地记》成为学人研治相关内容的依据，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陉”字下即引据戴说。《水地记》也是清代史地学史上以水为主的奠基之作。

“史地相通”则是戴震研究地理的主要原则，他以治史的考证严谨态度运用于舆地之学。其史论则渗透在修志、撰谱牒、校《水经注》的实践中。至于戴震重史实考订，更是历史学的基本功。在《水地记》中，戴震以相应的历史事实傅之于山川，写山川实际上是写历史事实。写阴山时通篇从赵武灵王一直写到唐代天宝年间，援引大量史实有力地论证了阴山为军事要道。这一精神和顾炎武言山川重视历史的态度某种共同之处。在《汾阳县志例言》中，戴震指出地方志用于说明地理位置、地名沿革等问题时，尤须重于历史地理的研究，如地史沿革有误，整部地方志也会失去价值。在戴震看来，也只有从俗并考其地理沿革以求实，才能使史志发挥“雅”的作用。而这些又服从于修志以“利民”这个总要求。

戴震在自然科学方面对西学的融会贯通，是他学术中另一突出贡献。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不少深入研究和新见。

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几部古代算经，经其校订，使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在算学方面的贡献除辑佚古算书外，取梅文鼎所著《三角法举要》《堑堵测量》《环中黍尺》三书，作《勾股割圜记》三篇。其中，《勾股割圆记》是戴震最完整、篇幅最长的数学著作，以特有的方式系统推演了平面三角形和球面三角形的勾股原理，大大发展了自《周髀》以来的勾股弦求法，戴震的传统勾股学达到了同时代的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函数学的水平。

戴震在天文学方面有不少创见，使古代天文记载的某些实际内容得以明晰。《尚书·舜典》中有“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一句。除“七政”外，“璇玑玉衡”一概念没有明晰正确的解释。戴震以对古籍的理解，综合西方传入的天文学知识，对这一概念作了简明的阐释。他指出赤极即是北辰（北极星），黄极即是北斗星（大熊星座），也就是“北极璇玑”。戴震又说：北斗星每昼夜绕北极星像圆规一样行走一周，符合地球自转时所见到的天体现象。戴震进一步指出北极一年过360度又回复到本位。这是指地球公转时所见北斗星移动位置的现象，同样是符合科学的论述。

作为天文研究的内在逻辑，戴震关于日循黄道周年视运动的右旋说则使他获得了巨大成功。天文学史上有过右旋和左旋之争，但左旋说只看到日月的周日视运动，而右旋说则主张太阳周年视运动才是真正的循黄道的运动，因而右旋说在制订历法等方面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右旋说”不仅较为精确他说明了天象的视运动，为制订历法提供了较可靠的依据，而且是对宋、明以来理学家们不顾天象事实的“左旋说”的批判，为他后来全面批判宋儒奠定了自然哲学的基础。

戴震自幼聪敏，过目成诵，十岁日读书数千言不休。一次，老师讲授《大学章句》到“右经一章”以下，戴震问：“这怎么知道是孔子的话而曾子转述的？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学生记的？”老师回答说：“这是朱文公（朱熹）的解说。”戴震接着问：“朱文公什么时候人？”他说：“宋朝人。”“孔子、曾子是何时的人？”他说：“周朝人。”“周朝、宋朝相隔多久了？”他说：“几乎二千年了。”“那么朱文公怎么知道这样？”老师无言以对，说：“这不是一般孩子了。”

戴震年轻时便不甚研究时文，没有对科举的追求。二十九岁时，族人怂恿他参加考试，题为“乡人傩”三个字，戴震旁征博引，考证详细说明。考官虽然欣赏他的文章，但因为不知道戴震用典的出处，甚至怀疑他是抄袭的。发榜时，考官亲自对质戴震，戴震一一列举经典，如数家珍。考官大为赞赏，把官服送给他说：“努力吧！你将来的成就，应当胜我十倍。”

乾隆十七年（1752年），休宁境内大旱，一斗米值一千钱，戴震想到休宁地处偏僻山乡，单靠吸水灌田，所需劳力多而对舒缓旱灾没有作用，于是变通古法，制造自转车和螺旋车，以利于农田。螺旋车外围用木廓，中轴嵌入螺纹板，斜放在水边，用水力或者人力转动，水沿着螺纹而上，用力少而功倍，与西方式吸水机相吻合。至于自转车，车轮在河边，利用流动的水的力量来运水，水上升高可以到达约二三丈的地方，丝毫不需人畜的辛劳，灌溉能日夜不息。其制法详细在戴震所撰的《螺旋车记》、《从转运车记》里。到民国年间，休宁县西北乡，在河旁边河岸的土地，多用自转运车，解决了干旱的危害，各地方模仿的很多。戴震为了研究天计算的使用，还曾经遵循古法制造浑天仪。

洪榜：①先生行己严介，不苟然，必絜以情理，不为矫激之行。先生接物待人以诚，谋人之事，如恐其不遂，扬人之善，如恐其不闻。其教诲人，终日矻矻，不以为倦也。先生之言，平正通达，近而易知，博极群书，而不少驰骋，有所请，各如其量以答之。凡见先生者，未尝不有所得也。先生之学，虽未设施于时，既没，其言立，所谓不朽者与！②盖先生之为学，自其早岁稽古综核，博闻群识，而尤长于论述。晚益窥于性与天道之传，于老庄释氏之说，入人心最深者，辞而辟之，使与六经孔孟之书，截然不可以相乱。（《戴先生行状》）③要之，戴氏之学，其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闲，必自戴氏始也。（转自《国朝汉学师承记》）

钱大昕：①平生无他嗜好，惟专于读书，虽词义钩难晓者，一再读之，辄已涣然冰解，旁观皆惊为㝛悟，要由精诚所致。其学长于考辩，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果不可易。②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彻其原本。既乃研精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辩，以排击前贤。（《戴先生震传》）

王昶：东原之学苞罗旁蒐于汉魏唐宋诸家，靡不统宗会元而归于自得；名物象数，靡不穷源知变而归于理道。本朝之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折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戴东原先生墓志铭》）

凌廷堪：①先生所著书，文辞渊奥，兼多微见，其端留以俟学者之自悟，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②先生则谓义理不可舍经而空凭胸臆，必求之于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然后求之故训。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故其为学，先求之于古六书九数，继乃求之于典章制度；以古人之义，释古人之书，不以己见参之，不以后世之意度之；既通其辞，始求其心，然后古圣贤之心不为异学曲说所汨乱。盖孟荀以还所未有也。（《戴东原先生事略状》）

任兆麟：君于学靡所不通，为世儒宗。制义抑其末也，顾识趣体格并臻极至。言性诸篇，与所著《原善》相表里，蒙尝憾近世考古家，于时艺多不屑为，或为之不工，工矣又不尽传。东原数艺俾长留天壤间，讵不幸与！（《戴东原制义序》）

汪灼：①先生名成于征聘，而学之成原于两馆余家。当是时，室人无北门之叹，又得通博艺林，先严力助之也。先生目直视，光炯炯射四座。学宗汉郑君康成，六经、秦汉之书无不读，随读研究，析疑义，明制度，岂非考之约，而览之博与？②先生与东方日俱起，所读之书五色灿然，终朝握管，考核礼经，为古文辞，不作一行草字。夜则起视星斗，占人事得失。所著《勾股割圜记》，集《天官书》、梅氏、利玛窦之大成，尤精《水经》、律吕、音韵。（《四先生合传》）

洪亮吉：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余年，鸿伟傀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征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及四库馆之开，君与戴君又首膺其选，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内之士知向学者，于惠君则读其书，于君与戴君则亲闻其绪论。向之空谈性命及从事帖括者，始骎骎然趋实学矣。（《邵学士家传》）

汪中：①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为攻古文者，阎氏（阎若璩）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国朝六儒颂》）②迨乾隆初纪，老师略尽，而处士江慎修崛起于婺源，休宁戴东原继之，经籍之道复明，始此两人……戴君游京师，当世推为儒宗。后数岁，天子修四库之书，征领局事。是时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向于学矣，盖自二人始也。（《大清故贡生汪君墓志铭序》）

章学诚：①凡戴君所学，深通训沽，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君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之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章氏遗书》）②戴东原训诂解经，得古人之大体，众所推尊。其《原善》诸篇，虽先夫子亦所不取，其实精微醇邃，实有古人未发之旨。③近三四十年，浅者勤学而暗于识，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不可救药者也。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有其学识。（《又与朱少白书》）

卢文弨：吾友新安戴东原先生，生于顾亭林（顾炎武）、阎百诗（阎若璩）、万季野（万斯同）诸老之后，而其学足与之匹。精诣深造，以求至是之归。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群言，而无徇矫之失。其著为说也，未尝使客气得参其间，泠然而入，豁然而解。东原之书出，天下后世必有能阐扬之者。（《戴氏遗书序》）

阮元：所为步算诸书，缜密简要，准古作者……盖自有戴氏而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指梅文鼎）下哉！（《畴人传》）

焦循：①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说者分别汉学、宋学以义理归之宋。宋之义理诚详于汉；然训故明，乃能识羲、文、周、孔之义理，戴氏得其全旨。（《寄朱休承学士书》）②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所以发明理道情性之训，分析圣贤老释之界，至精极妙。（《国史儒林文苑传议》）

段玉裁：①盖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知无所蔽，行无少私，浩气同盛于孟子，精义上驾乎康成、程朱，修辞俯视乎韩欧焉。其他文字，皆厚积薄发，纯朴高古，如造化之生物，官骸毕具，枝叶并茂。（《戴先生年谱·附著述辑要》）②先生之治经，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数、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成。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③先生以古学唱三十年来，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盖其兴起者盛矣！称先生者，皆谓考核超于前古。（《戴东原集序》）

李斗：震为汉儒之学，精于音均律算。少与江慎修游，得其底蕴。后来扬州，为公坐上客，惠栋、沈大成见之，目为奇人。（《扬州画舫录》）

包世臣：近世学者宗亭林，虽吉士（戴震）不敢先也，然亭林传书时有躇驳。至乾隆、嘉庆之交，学问门径豁然开通，吉士揭之，嘉定詹事钱大昕昌之，而吉士弟子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又为推波助澜，则一画一声、长短疾徐之间，意义顿殊，虽不无凭臆之谈，而体例明备，横通纵达，较吉士若或过之，摧枯朽者易为力也。

李汝珍：彼时大儒，祖居新安。其书阐发孔孟大旨，殚尽心力，折衷旧解，言近旨远，文简义明。一经诵习，圣贤之道，莫不灿然在目。汉、晋以来，注解各家奠此为善，实有功于圣门，有益于后学；即偶有一二注解错误，亦不能以蚊睫一毛，掩其日月之光。总而言之，尊崇孔子之教，突出孟子之力；阐发孔孟之学，却是新安之功。（《镜花缘》）

戴清泉：族祖东原公，本考据学、算数学、制造学经世实用之旨，发为哲学家言。其所论著，远足以补汉宋儒者之偏弊，近足以导欧美文化之先河，是固海内学人所公认者也。公之生迄今二百年矣，人往风微，崇拜热忱，久而弥挚。（《戴东原先生轶事》）

皮锡瑞：雍、乾以后，古书渐出，经义大明。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戴震著《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仪礼正误》、《尔雅文字考》，兼通历算声韵，其学本出江永，称永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经学历史》）

支伟成：先生生平著述，以《孟子字义疏证》《原善》二书为最精深。本汉学之性理，易宋学之空言，诠明理欲之真。谓理在事情，不在意见。所言多发明公理，排斥专制，与近日哲儒所言平等共和之说相合。其治经力求新理，独有心得类如此。（《清代朴学大师列传》）

梁启超：①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也，吾名之曰正统派。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者”，而戴则“作者”也。②当时巨子，共推惠栋、戴震，而戴学之精深，实过于惠。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③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④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清代学术概论》）⑤戴氏治学，精锐无前，最能发明原则，以我驭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⑤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推其所自出，则亦食戴学之赐也。当是时，东原实总馆事，彼之学既足以睥睨一世，而复祭酒于首善之区，以是戴氏学掩袭天下。清之汉学家，不复与宋争席。惟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以与新安、姚江争，则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此其言颇有近于泰西近世所谓乐利主义者，不可谓非哲学派中一支流。虽然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节之犹俱不既，而岂复劳戴氏之教猱升木为也。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刘师培：①近代以来鸿儒辈出，鄞县万氏、萧山毛氏，渐知宋学之非，或立说著书以与宋儒相诘难，毛西河专与宋儒为难，皆即忠恕也。已开戴氏解理字之先，焦氏絜矩说亦本之。而集其成者实惟东原戴先生。（《东原学案序》）②戴氏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立一说，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以辨物正名为基，以同条共贯为纬。论历算则淹贯中西，论音韵则精穷声纽，论地舆则考订山川，咸为前人所未发。而研求古籍，复能提要钩玄，心知其意。凡古学之湮没者，必发挥光大，使绝学复明。凡古义之钩棘者，必反复研寻，使疑文冰释。凡俗学之误民者，必排击防闲，使巵言日绝。且辨章名物，以类相求，则近于归纳；会通古说，匡违补缺，则异于拘墟；辨名析词，以参为验，则殊于模棱；实事求是，以适用为归，则异于迂阔。而说经之书，简直明显，尤近汉儒。（《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据学不同论》）③治经之要，识字为基，正名辨物，大道乃窥。探赜索隐，广业甄微，功迈郑、朱，亦儒亦师。提要钩玄，郑、朱以还，（戴氏）一人而已。（《戴震传》）④东原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诠明理欲，竞胜宋儒，近世经师莫之或先矣。

章太炎：①铨次诸儒学术所原，不过惠、戴二宗。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②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③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顾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馗书》）④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不可救。（《释戴》）

蔡元培：阳明以后，惟戴东原，咨嗟于宋学流弊生心害政，而发挥孟子之说以纠之。不愧为一思想家。其他若黄黎洲，若俞理初，则于实践伦理一方面，亦有取埋蕴已久之古义而发明之者。（《中国伦理学史》）

黄侃：戴氏之于小学，可谓能集其成。其《转语序》一书，实可攀古括今，后戴氏之学人无能出其范围者。至东原戴氏，小学一事遂确立楷模。

胡朴安：二百年来，确有治学之方法，立有清一代考据学之基础，衣被学者，至今日犹享受之而未尽，则休宁戴东原先生其人也。（《戴东原先生全集序》）

钱穆：①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②乾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于此而趋风气，趁时局，则治汉学者必以诋宋学为门面，而戴东原为其魁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宝琮：震于学问之事颇知其中甘苦。其劝戒后进论学书札，类皆至理名言，堪为学者圭臬。

胡适：①从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朱子，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戴东原。②戴震建立起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戴东原的哲学》）

冯友兰：①清代汉学大师首推东原，东原师婺源江慎修永。永有《近思录注》，盖犹兼为宋儒性理之学者。而东原则举宋儒之学尽推翻之。②东原未能以此为中心，尽力发挥，因以不能成一自圆其说之系统。此东原之学不能与朱子阳明等匹敌也。（《中国哲学史》）

梁漱溟：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五四运动以来，所以遭受“吃人礼教”等诅咒者，事非一端，而其实要不外此，戴东原责宋儒理学“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其言绝痛。（《中国文化要义》）

张舜徽：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识大之贤，学有自得。降至乾嘉，学尚专精，名家辈出，若戴震之治经、段玉裁之治《说文》，皆自得之学也。

萧一山：①清代学者之最大贡献，校勘训诂而已，戴氏提倡之功实居多也。使清代而无戴震，充其量由惠派学者之发展，不过汉学复兴耳，其何与于经学之进步哉。②戴震继起，由好古进而为精核，由信古进而为创造，提倡考据之精神，建立治学之方法。其弟子继之，益精核无伦，而清代考证之精神乃确立矣。故论乾嘉学派者虽不能不推惠栋有创始之功，若言夫真正建设，则应以戴震为大宗。（《清代通史》）

白寿彝：戴震是清代考据学的一位中坚人物和巨擘，这是同时代以及后人公认的。戴震对《诗》、《书》、《易》、《礼》、《春秋》都有研究，他的考据学成就表现在训诂、声韵，古代车服制度以及地理沿革等各方面。至于作为考据学大师，同时具有进步的人民性的思想，则更为同时代的学者所不及。（《中国通史》）

侯外庐：①戴震不仅是一位汉学家，而且是有他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这是没有人怀疑的。但是，戴震哲学的历史地位，是不能作为清代哲学的建设去评价的，仅能说是清初学说运动狭隘化以后的一种复兴的先导。②戴震所谓“人等于我”的社会哲学思想，和他借用商业资本活动中的术语如“权衡轻重”的方法……正是这位汉学家最有特色的地方。严格地说，在这一点上，他复活了十七世纪清初大儒的人文主义的统绪，启道了十九世纪的一线曙光。他的历史价值就在这里。（《中国思想通史》）

周辅成：戴震，是中国哲学史上有最鲜明色彩的唯物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战士之一。（《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孙叔平：戴震以考据学为阵地，以唯物主义为武器，对官方的程朱理学，特别是程朱的理欲之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戴震的思想比较明显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利益。他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后的重要代表。（《中国哲学史稿》）

张岱年：①程、朱学派中有理（“理具于心”）的学说曾经发生很大的影响，许多著名的唯物主义者（如罗钦顺与王夫之）不能够摆脱这个学说的束缚。戴震明确地反驳了这个学说，这是他的独到的贡献。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学说充满了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戴震的唯物主义学说蕴含着反抗专制暴政的实质。他们都是同情人民的进步思想家。（《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②为清代学术之主潮的仍是考据学。于考据学有很宏伟的贡献，同时在哲学上有重要建树的人是戴震（字东原）。戴氏的哲学理论，与颜、李走同一方向，论证稍缜密。他也是主唯气的（即一种唯物论），反对程、朱的理在气先之说，更反对陆、王的主观唯心说。认为理实外在于事物，人必有精密的观察分析方能知之。其人生思想则是主情的，反对宋、明以来的理欲之辩，而认为理在于欲之谐和。王、颜、戴之学在圆融精密上都不及朱、王，但确实走了一个新的方向，较合于现代思潮。③性一元论之大成者是戴震。戴东原的性论，分析较细，论证较详，在中国过去人性论中，实是最缜密的。（《中国哲学大纲》）

蒙培元：戴震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又是一位很有战斗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继王夫之之后，对朱熹理学的又一次批判性的总结，在他的哲学思想里，具有更加鲜明的启蒙主义特点。他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也是理学演变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虽不及王夫之那样“博大”，但也很“精深”。他比王夫之晚将近一个世纪，由于历史的发展，使他有可能深入的批判和揭露理学唯心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戴震完成了王夫之没有完成的任务，正式宣告了理学时代的终结。（《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 》）

萧萐父：戴震作为考据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18世纪具有科学的知性精神的学者杰出代表。他鲜明地提出了“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近代命题，以科学的精神去破除中世纪蒙昧主义所造成的种种假象；他提出了“分理”的范畴，引导人们去详细周密地研究具体事物，“寻其腠理而析之”以获得对个别或特殊的事物的性质的认识，从而突破了把宇宙作为总体来把握的朦胧而抽象的思辨哲学的局限”。

许苏民：①戴震是18世纪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②戴震全面批判程朱理学，建立了一个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伦理学的严整的思想体系。他所使用的建立哲学体系的方法。是西方近代启蒙学者笛卡儿、斯宾诺莎所使用的几何学的公理演绎方法。近代学者惊叹，像这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其思想也不像中国思想，甚至还有人说戴震的学说“纯属西洋思想”。

任继愈：戴震在当时也以考据学家闻名于世，他对古文字、音韵有深入研究。对天文、地理、历算等自然科学也有精湛造诣。戴震不同于一般考据学家，他能够冲破当时反动思潮的控制，提出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成为反对封建腐朽的程朱理学的战士。（《中国哲学史》）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八编　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1644-1839）

吴根友：戴震，这个出身在以商业闻名的徽州地区的小商人家庭，且曾从事过商贾之业的思想家，便被历史偶然选中为继续从事“推故而别致其新”任务的优秀选民，从而成世纪新思想的为一面旗帜。以他为例，他的思想虽不及李贽对晚明思想界、文艺界产生了那么巨大的社会震撼力，然而从其理论成就和对宋儒思想批判的深度这两个方面来说，都远远地超过了李贽。他继承了明清之交的大思想家追求理欲统一、情理统一、公私统一的价值理想，在情与理、欲与理的辩证关系及其理论自身的自恰性两个方面，都超过了上两个世纪的思想成就。（《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

王茂：戴震因揭出“以理杀人”，而震撼天下后世。对理学的批判，至此已达到顶巅。就这个意义说，可以说戴震终结了理学。“五四”时期对“教吃人”的谴责，实为“以理杀人”的延伸。戴震所见，其实与吕坤、王夫之基本一致。不过戴震超出于吕、王者，在于他揭出了“以理杀人”的哲学根源和封建等级制的社会根源，理论上具有更大的深刻性。（《清代哲学》）

余英时：①然东原斥程朱即所以发挥程朱，实斋（章学诚）宗陆王即所以叛离陆王，取径虽异，旨则归一，则两家之貌异缓和疼不能掩其心同。②戴震一生治学，力戒凿空，不存汉、宋时代之见，这一点在早期作品《经考》中屡屡可见。有“比月书日食”“周正朔”等数条可证戴震不盲从汉儒，在方法论上极其严谨，以科学客观的方法整理古经。③东原一方面以考证为当世所共推，另一方面则以义理独见赏于章实斋，一身而兼擅考据与义理，在乾嘉学术史上为仅有之例。（《论戴震与章学诚》）

（美）艾尔曼：戴震社会批判学说的惊人影响为西方汉学界长期忽略，他以《孟子》为批评武器，建立哲学体系，与朱子正统学说相抗衡，这具有重要政治意义。戴震尽管必须小心谨慎，仍然自由地发表了《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向清代正统学说提出挑战，该书是在清代文字狱空前严酷的乾隆朝完成的，当时，他已是著名考据学者。（《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

徐道彬：戴氏少为稗贩，勤苦治生，宿志求学，故而渊博精审，著述宏富，堪称乾嘉学术第一人，因其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后世对其研究几乎及身而至。清代考据学能够承接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而卓然蔚成一代学术之盛，戴震实为首功。（《戴震考据学研究》）

朱筠：（《孟子字义疏证》）可不必载，唯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乎！戴氏所可传者不在此。（摘自《国朝汉学师承记》）

江藩：东原之学，以肆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钱大昕）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实狂妄也。

王鸣盛：余二人道不同不相为谋，戴氏为人信心自是，眼空千古，殆如韩昌黎所谓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必谓郑康成注不如己说精也，是古之狂者、妄者，其学于世所称十三经注疏者检阅尚未周，而轻于立解。（《蛾术编》）

程晋芳：①近代一二儒家（指戴氏），又以为程朱之学，禅学也。圣人之教人也，顺乎情而已。宋儒尊性而卑情，即二氏之术；其理愈高，其论愈严，而其不近入情愈甚；虽日攻二氏，而实则身陷其中而不觉。为斯说者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其大祸仁义又在释老上矣！（《正学论》其二）②匡张孔马迫于时势而诡随，马融蔡邕迫于威力而丧节。亦可以不得已谅之乎？今士大夫一语及讲学，则哗然应之曰，人以躬行为尚耳。奚讲之有，其言诚是。及退而察其所行，则无一事可质之人者，此又何说耶？（《正学论》其三）

刘开：顾炎武尊康成而不及宋儒，阎若璩论程朱而不敢讥议，朱彝尊则微词窃诋以扬其波，毛奇龄则肆言力攻以煽其焰，及戴震东原氏出，以浪雅之识负宏通之誉，又承天下厌故喜新之后。于是考绪诸经， 精小学、明度数，证前代之遗制，力亦勤矣。然其学则博，其言则偏，以躬行为不足尚，以程朱为不足法。而司风化者又羽翼之士，于是乎外行而内文，先利而后义，能博而不能通，学则不切于身，用则无关于国，风气之患及乎朝野，中乎人心，则东原成之也。

翁方纲：近日休宁戴震一生毕力于名物象数之学，博且勤矣，实亦考订之一端。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乃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驳戴震作》）

姚鼐：①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之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再复简斋书》）②戴东原言考证岂不佳，而欲言义理以夺洛闽之席，可谓愚妄不自量甚矣！

章学诚：①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巨懦，而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②抑知戴氏之言，因人因地因时，各有变化，权欺术御，何必言之由中.....戴氏笔之于书，唯辟宋儒践履之言谬尔.....至腾之于川，则丑詈程、朱，低侮董、韩。自许孟于后之一人，可谓无忌惮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戴君笔于书者，其于朱子有所异同，措辞与顾氏宁人、阎氏百诗相似，未敢有所讥刺，....其异于顾、阎诸君，则于朱子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面口谈之谬，乃至此极，害义伤教，岂浅鲜哉！

方东树：①戴氏非能有老庄元解，不过欲坚与程朱立异，故其说惟取庄周言‘寻其腠理，而析之节者有间’等语，解“理”字为腠理，以辟程朱无欲为理之说，则亦仍不出训诂小学伎俩。②程朱所严办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泅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通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汉学商兑》）

王国维：东原学问才力固自横绝一世，然自视过高，骛名亦甚。其一生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等书……此等学问上可忌、可耻之事，东原胥为之不顾，则皆由气矜之一念误之。（《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

孟森：欺世盗名之徒，终有大败决裂之日，亦可谓天网恢恢矣。……在江慎修先生，必不愿戴为其弟子，正当以其不认为幸。其有挟欺人之素志，自然首书为为其借手见长之地。为此之故歹欺尽一世，上自帝王，下至百余年承学之士 。戴之冒大典以窃全赵为无耻。

余嘉锡：戴氏虽经学极精，而其为人专己自信。观其作《孟子字义疏证》，以诋朱子；及其著《屈原赋注》，只是取朱子《楚辞集注》改头换面，略加窜点，以为己作。于人人习见昔贤之名著，尚不唯公然攘取，况区区赵一清，以同时之人，声誉远出其下者乎？（《四库提要辨证》）

参考资料：

戴震撰成《筹算》《勾股割圆记》《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及《考工记图注》《原善》《尚书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诗经补注》《声类表》《方言疏证》《声韵考》及《孟子字义疏证》等，并应聘请，纂修《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先后经手校订《水经注》《仪礼集释》《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海岛算经》及《五曹算经》诸书。

主词条：戴震纪念馆

戴震纪念馆原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隆阜正街118号。民国十三年（1924年），戴氏后裔建此屋为“隆阜私立戴氏东原图书馆”。1983年，正式命名为“戴震纪念馆”。占地108平方米，为砖木结构。后于2003年移址至屯溪老街立新巷1号，占地427平方米，共两层。门楣上嵌“戴震纪念馆”，由张恺帆书。馆内设有休息室、瞻仰厅、藏书楼、阅览室等。

瞻仰厅中间展览柜中，存放有戴震手稿、乾隆手谕（影印件）等文物。厅两厢是藏书室。藏有《四库全书》和多种版本著作，还有上万册经、史、子、集等类书籍。厅堂正面悬挂端木蕻良撰的“盖代大师”漆匾，左右有戴逸撰写楹联。纪念馆为屯溪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被评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2年获“全国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称号。

主词条：戴震公园

戴震公园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中心延安路北华山岭。公园建于1982年。原名华山公园，1988年，因纪念戴震而更名。园内有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动物园和戴震塑像等景。

主词条：戴震墓

戴震墓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商山乡东北几山头。墓地面积40平方米，土冢。墓向朝北，地面封土堆高1.5米，墓前有其子嗣所立的青石碑一块，上有“隆阜戴氏，皇清特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东原府君，先姚朱氏孺人合墓”字样。碑文系段玉裁（戴震得意门生）的女婿龚丽正所书。墓前有红砂岩砌成的约20平方米的享堂，堂口宽1.2米。

1961年列为安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休宁县人民委员会曾予修缮并立有碑记。

1986年5月7日-10日，戴震学术讨论会在屯溪市举行。会议对戴震的哲学思想，学术成就以及产生它的历史背景和它地位，进行了交流和探讨。成果汇集为《戴震学术思想论稿》。

2014年10月18日-20日，由黄山学院主办，黄山市戴震研究会、黄山市屯溪区戴震纪念馆承办的“戴震诞辰290周年纪念暨2014戴震学术研讨会”在屯溪召开，各地戴学专家学者、各地戴氏宗亲约二百二十多人参加大会。大会主要围绕戴震思想精神、治学方法、生平交游以及戴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等展开讨论，成果汇集为《2014戴震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乾隆三十年至三十七年（1765年—1772年），戴震自己校订了一次《水经注》（“微波榭本”）。戴震纂修《四库全书》之时，赵一清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著成的《〈水经注〉释》也被征入编纂局。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戴本《水经注》被列入武英殿出版，而戴震在此本中陈言自己是完全以永乐大典本为参照的。到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毕沅主持《〈水经注〉释》刊行。人们发现“武英殿本”却和赵本有较大雷同。“戴、赵相袭案”迅速引起学者关注，持续两百多年。

戴震弟子段玉裁致信赵本整理者梁玉绳，称与其弟梁履绳根据戴本校勘赵本。赵一清同乡孙沣鼎则针锋相对。道光年间，魏源在《赵校水经注后》指出赵本原本和刊行本并无二致，戴震在四库分馆校勘，便借阅览各省进献遗书的便利事先预窃。张穆在看到《水经注》永乐大典本和全祖望本后，指出不仅戴震抄赵，赵一清也涉嫌抄袭全祖望。光绪年间，王先谦认为前人聚讼一词，存而不论；以杨守敬为代表的地理学派虽潜心治学，但也认为戴震抄袭铁案无疑。

民国十三年（1924年），为纪念戴震两百周年诞辰，《国学季刊》特出《东原专号》。3月，王国维发表了《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称戴震托引用《永乐大典本》之名，实则剽窃赵、全二家。把两家学说全都说成是从《大典》本中找到的。还推断赵本和全本戴震修直隶《河渠书》时在直隶总督衙门都能看到。余嘉锡则认为戴震想要袭赵非常容易，并将戴震视作心胸狭隘之人。梁启超试图平息论战，认为戴赵两人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其雷同纯属巧合。且三家门下出于各自尊仰的先辈，流于论战而疏于论学甚是无谓之举。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永乐大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5月7日，海遗氏一篇《介绍永乐大典水经注》再次提出戴书袭赵。次年，郑德坤在《燕京学报》上证明戴震确见赵书，并间接见到全书，其剽窃全、赵，伪托大典本的罪名可以判决。孟森在《益世报》上指出戴震以《大典》作为后盾，为了毁灭证据竟删改冒托《大典》。他还认为戴震得知《大典》中有全部《水经注》，适又因抄袭赵书，担心败露。便将大典本中讹谬改正，以符己说。

而胡适则极力拥护戴震，他搜集《水经注》的各种版本，汇集大量文献材料，对各种指控戴震的论据进行浩繁的梳理和分析。写了大量的文章。于《乾隆郦学全、赵、戴三家札记——三家研究<水经注>独立同归探讨》（1943）中指出戴震并未能在四库全书馆看到赵本，而且王国维等人认为戴震抄袭依据的全祖望本是由王梓材根据赵本和戴本伪造的。1960年，还写出《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八篇水经注跋尾——重审赵戴水经注案的一次审判》，奋力将铁案转作了疑案。对立者、嘲讽者如杨家骆、于大成、吴天任等仍持异见。

20世纪80年代，经过郦学家陈桥驿最终的补上定论，即“武英殿本”融合了赵一清本和全祖望本的部分结论，戴震同样发挥了作用，代表了清代校勘的最高水平（《论戴震校武英殿本〈水经注〉的功过》），争论方才结束。在这场论战之中，也有少数知名学者，以学术研大局为重而对这种细枝末节“存而不论”。同时，也有少数置身于论战以外，如汪辟疆、熊会贞等人，努力从事于郦学本身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扎实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