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帝发动驱准保藏之役（驱逐盘踞西藏的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年羹尧积极表现，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保障了清军的后勤供给，为清军的最终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他还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上奏，强调四川军政腐败，并请求康熙帝“暂加臣以总督虚衔，并求赐以孔雀翎子，令臣节制各镇，一年以后，营伍必当改观”。康熙帝当即允准，提拔他为四川总督。驱准保藏之役成功后，年羹尧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在热河觐见康熙帝，康熙帝升他为川陕总督，并在他临行陛辞时御赐弓矢等物。康熙帝对他“推心置腹，无可比伦”，并说：“朕再无疑尔之处，尔亦不必怀疑。”年羹尧回顾这段经历说“极世人之遭逢，非梦想所能到”。

年羹尧所在的旗分佐领（陈继范佐领）本来属于肃亲王豪格的的庶支贝勒延寿。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第四子胤禛受封和硕雍亲王，依例获得镶白旗的部分佐领，年羹尧所在的旗分佐领也包括在内，就这样从延寿转移至胤禛属下。不久后，年羹尧的妹妹就被纳为胤禛的侧妃，他由此与胤禛建立起郎舅关系。不过当时他在四川任职，与胤禛的联系并不密切，保持了一定距离，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都没有收到过来自胤禛的任何赏赐，甚至还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收到了胤禛训斥他的信。胤禛在信中指责年羹尧给自己写信时落款只称职衔，不称奴才，且屡教不改，在自己的母亲德妃乌雅氏六十大寿和儿子弘时新婚之喜，年羹尧不但没有送礼物，连个道贺信札也没有，毫无主属之谊。此外还提及孟光祖案以及年羹尧过去写给自己的信中有“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之不负王爷”这种居心叵测的语句。最后他要求他年羹尧将随任的十岁以上儿子、弟侄全部送到京师，侍奉年遐龄。年羹尧听从了胤禛的指示，将成年子侄都送到京师。

驻准保藏之役中，受任抚远大将军的皇十四子胤禵的威望空前高涨，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一月凯旋京师，但半年后又被调到西北。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驾崩，遗诏传位皇四子胤禛，胤禛在七天后即皇帝位，改元雍正，是为雍正帝。有观点认为，年羹尧在外为雍正帝夺嫡出力，牵制胤禵，使其不能有大作为，与在北京的隆科多互相配合，确保雍正帝顺利登基。雍正帝即位第二天，雍正帝即下旨召胤禵还朝，安排贝子延信管理其印信，并会同川陕总督年羹尧一起管理西北军政事务。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年羹尧来京为康熙帝奔丧，雍正帝加年羹尧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三月，又加太保衔，旋即晋封三等公。此外，年羹尧的妹妹被册为贵妃，在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乌拉那拉氏，赋闲多年的年羹尧长兄年希尧被起用为署理广东巡抚，年羹尧的妹夫胡凤翚被任命为苏州织造兼苏州浒墅关监督，年已八旬的年遐龄也获加尚书虚衔。四月十二日，年羹尧离京，途中曾汇报山西灾情，请求及时赈济，雍正帝批示“阿弥陀佛四字，但愿年年岁岁书赐你也”。

胤禵离任后，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酋长罗卜藏丹津蠢蠢欲动，西北局势紧张，雍正帝决心继续用兵西北，不仅是安定边疆起见，也试图通过打胜仗来稳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在西北有宗室延信和自己的妻舅年羹尧两人坐镇的情况下，他选择出身汉军旗的年羹尧挂帅。先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下令将川、陕、甘、云四省的“一切事务，俱降旨交年羹尧办理”。不久，雍正帝又以延信驻扎甘州、指挥不便为名，免去了他西安将军的职务，改命年羹尧继配夫人的叔叔、毫无军事经验的宗室普照署理西安将军，等于将西安八旗驻防军的指挥权也交给了年羹尧。八月，罗卜藏丹津正式起兵反清，雍正帝一边命年羹尧等人派兵接应被罗卜藏丹津袭击的亲清王公，一边命在西宁的侍郎常寿赴罗卜藏丹津军中宣谕，令其罢兵。而罗卜藏丹津叛心已定，将常寿拘禁起来，然后率兵急攻西宁及其周边地区。十月，雍正帝正式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军赴西宁救援，与罗卜藏丹津作战。起初战局对清军不利，年羹尧困守西宁，他率左右数十人坐于城楼上，毫不慌张。罗卜藏丹津以为有诈，率军引退。年羹尧令兵攻击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认为年羹尧兵少，不为防备，驱桌子山藏族人当前队，年羹尧令军士开炮，藏人死者无数。岳钟琪兵至，直攻敌营，罗卜藏丹津败逃，仅率百人遁走。在年羹尧困守西宁期间，国舅隆科多曾向雍正帝秘密进言，认为应派人牵制年羹尧，以防他倒戈造反，而怡亲王允祥则表示反对，说既然已经把大军交给年羹尧，派人掣肘对军事行动不利。雍正帝采纳了允祥的意见。年羹尧没有辜负雍正帝的期待，在奋威将军岳钟琪的辅佐下，逐步扭转被动局面，于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击溃罗卜藏丹津主力，平定青海。捷报传来时，时值清明，雍正帝正在景陵祭奠，他大喜过望，晋封年羹尧为一等公，并称年羹尧以下所有立功将士不仅是自己的“功臣”，更是“恩人”。

年羹尧平定青海后，继续镇守西北，处理善后事宜。在此前后，朝中的一切大事、要事，哪怕与军事活动毫无关系，雍正帝都要私下与年羹尧商议，听取他的意见。如耗羡归公之事，雍正帝同意山西巡抚诺敏的提议，但廷议不允。雍正征求年羹尧的意见：“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又如雍正帝欲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入祀孔庙，但康熙帝先已将朱熹入祀，雍正帝觉得如将周、程置于朱熹之前，于乃父面上有妨碍，委决不下，要年羹尧“详细推敲奏来”。对于年羹尧的意见，雍正特谕大臣们，说年羹尧“读书明理，持论秉公”，要他们仔细参考他的意见。甚至翰林院庶吉士的散馆考试，核定等第、名次之事，雍正帝也会征求年羹尧意见。

年羹尧在炙手可热的同时，也与掌握人事权的吏部尚书隆科多和掌握财政权的怡亲王允祥之间关系恶化。在平叛期间，年羹尧不断以军功名义要求朝廷为他保荐的人员加官晋爵。他开列的保举名单通过密折直递雍正帝面前，再由雍正帝以圣旨的形式下达给吏部。因为年羹尧每次推荐的官员太多，吏部不得已为其专立一档，谓之“年选”，而这触犯了隆科多的利益。而允祥在主持清查国库亏空之际，年羹尧屡次请求免除川、陕各项赔补，并免除陕西亏空官员就地解职的处罚，都得到雍正帝的批准，而这种做法也被其他省所效仿，使允祥的工作出现困难。雍正帝也深知年羹尧、隆科多、允祥三人之间的矛盾，为了调和矛盾，雍正帝把年羹尧之子年熙过继给隆科多为子，又在雍正元年（1723年）夏给年羹尧的批答中说允祥想念年羹尧，试图培养两人的感情，后来又借赏给年羹尧珐琅鼻烟壶（允祥主管的造办处所造）的机会说“怡亲王可以算得你的天下第一知己！他这一种敬你、疼你、怜你、服你，实出至诚”。但年羹尧对此没有积极的回应。另一方面，雍正帝的政敌、康熙帝皇九子允禟以军中不可无皇子为由，被安排随从年羹尧出征，实际上是要年羹尧监视他。年羹尧在康熙朝与允禟有交情，因此并未认真监视，也没有罗织陷害允禟的罪名，这也引起雍正帝的不快。除此之外，年羹尧爱慕虚名，喜欢自我标榜，又喜奉承，不能拒贿，很快就出现了荐举太滥、甚至因贿而荐的问题。以上种种因素，导致君臣嫌隙渐生。

罗卜藏丹津之乱平息后，年羹尧曾以自己视力不好、写奏折需要戴眼镜以及心脏不好等身体健康方面的理由，请求交出兵权，调他回京。雍正帝一面强调自己是如何心疼，给药给方，让年羹尧好好调养身体，一面要求年羹尧留任，以免外界猜测君臣不和，“当做一个千古奇榜样与人看方好”。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年羹尧进京请训，汇报西北情况，这是他外放后第三次入朝觐见，为期一个月有余。年羹尧进京之初，雍正帝高度重视，专门让礼部拟定仪注。礼部侍郎三泰所拟仪注让雍正帝不满意，被降一级。年羹尧“进京陛见，沿途垫道叠桥，铺面俱令关闭”，陕西巡抚范时捷、直隶巡抚李维钧跪地迎送，他从广宁门（广安门）进京，王公大臣亦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羹尧策马而过，毫不动容。王公下马问候他，他也只略点头而已。进京后，雍正帝赏年羹尧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物。年羹尧在京期间，雍正帝让他与总理事务王大臣、中枢近臣们一起面承上谕，下达圣旨，理由是年羹尧“记性甚好，能宣朕言；下笔通畅，能达朕意。且秉性鲠直，不徇情面”，有考察年羹尧能否胜任中枢大臣之意。年羹尧在外已久，对于这种活动无法适应，而且他礼仪铺张，举动傲慢，令同僚反感。更有甚者，是在与雍正帝会面时御前“箕坐无人臣礼”，而雍正帝都予以“优容”。年羹尧更大的问题是在京中招权揽势，四处插手各项政务，宣扬自己的权威、功绩，连他的家仆魏之耀也倚仗主势，作威作福。有一次，年羹尧到怡亲王府上拜会，后来对自己的亲信直隶巡抚李维钧说：“怡亲王府邸外观宏敞，而内草率不堪。矫情违意，其志可见。”雍正帝对年羹尧的言行既看不过去、又不便明说，只有当着年羹尧和文武百官的面发表一通上谕，大谈“为君难、为臣不易”，提到外界流传年羹尧功高震主，足以左右朝政，但都是无稽之谈，实则暗中敲打年羹尧。但年羹尧并未察觉出雍正帝的言外之意，没有就此做出任何谢罪、请辞之举。十二月，年羹尧回到西安。据说此次年羹尧来京期间，有个雍正帝的亲信（可能是禅僧文觉）建议扣留年羹尧，但雍正帝相信自己能掌控局势，并未采纳。不管怎样，雍正帝由此萌生除掉年羹尧的心思。

主词条：年羹尧案

年羹尧离京时，雍正帝还特赐年羹尧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由次子年富世袭），褒奖他平定青海及其他少数民族叛乱的功劳，同时警告他：“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另一方面，雍正帝开始在与封疆重臣们的密折批示上表达自己对年羹尧的不满，并明示相关大臣要及时表态，最好还能就己所知揭发其大小罪过与劣迹。这些人有湖广总督杨宗仁、河道总督齐苏勒、直隶总督李维钧、安徽巡抚李成龙等。从雍正三年（1725年）初开始，雍正帝公开批评年羹尧，代表性的是金南瑛事件和朝乾夕惕事件。当年正月，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劾了一位下属官员——陕西驿道金南瑛，雍正帝却说这是“妄参”，因为金南瑛曾经是怡亲王保举过的会考府官员，而年羹尧被指为幕后主使，被点名批评，并交吏部议处。三月，北京城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天象，督抚大臣上表称贺，雍正帝特意看了年羹尧的贺表，发现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雍正帝说年羹尧不是个粗心的人，他的贺表写成这样，是故意的。他不愿意用“朝乾夕惕”这四个字，这是“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与此同时，雍正帝还不断挖年羹尧的墙角，拉拢了曾与年羹尧过从甚密的史贻直、伊都立以及年羹尧的政敌四川巡抚蔡珽等人，他重点拉拢的是年羹尧的部将岳钟琪，甚至谎称岳钟琪之父岳升龙是被年羹尧陷害，年、岳二人有世仇。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雍正帝免去年羹尧川陕总督兼抚远大将军之职，调任杭州将军，而岳钟琪则接任川陕总督。年羹尧曾指使西安官民挽留自己，但雍正帝不为所动，并称自己是因为有“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的谶语才命年羹尧到杭州，验证是否属实，“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颇有挖苦之意，

年羹尧离陕之前，与岳钟琪有几次私人对话，被岳钟琪一一上奏给雍正皇帝。如五月十三日，年羹尧对岳钟琪说：“我的事皇上曾有谕旨否？你我相与一场，你须实实告我。”岳钟琪答曰：“并无。”年羹尧随后哭泣不止，感叹：“我将来身家性命是不能保了……我的病不好，每夜出汗，饮食减少，身子很弱。”岳钟琪不过虚言安慰说：“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即加罪，调升将军，从此若能悔罪改过，诸事安静，自然无事了。”十六日，二人又一次单独会面，年羹尧要求他照应河东盐商傅斌，岳钟琪谢绝。五月十七日，年羹尧离开西安，上了一道奏折，承认自己“以愚陋之姿，器小易盈，又不能谨言慎行，处己昧于谦卑，办事日多悖谬，是臣之罪责，已无所逃”，请求在仪征听旨。雍正帝不许，于是他只好前往杭州赴任。在这期间，内外官员对年羹尧的弹劾奏章如雪花片般呈上，雍正帝多次让年羹尧明白回奏他被弹劾的罪状，年羹尧以“臣之所无者，既得据实自陈；臣之所有者，亦已据实自认”原则逐条“剖辩”，但再也无法扭转雍正帝处置他的决心。七月初二日，年羹尧抵达杭州接任，据说他“仍似大将军气象”，而且随从尚有千余人，要另建房屋百余间才能容纳。七月二十七日，雍正帝借口年羹尧的奏折中只汇报了接任日期而没有谢恩之语，罢免其杭州将军之职，贬为闲散章京，看守杭州东门庆春门（太平门）。与此同时，年羹尧的爵位也一降再降，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从一等公降为一等阿达哈哈番，到九月二十二日被革去全部官爵。

另一方面，内阁、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多次奏请严惩年羹尧。雍正帝不置可否，而是命内阁下旨询问各省将军、督抚、提督、总兵的意见，要求他们公开具题，表达对年案的态度。时机成熟后，雍正帝于十月初五日正式批准将年羹尧锁拿进京，交三法司问罪。而在此之前的九月二十八日，散秩大臣拉锡就已奉雍正帝密令，抵达杭州，逮捕年羹尧及其家属。当晚，拉锡等派去的差人来到庆春门，叫醒已经入睡的年羹尧，骗他说北京有使臣到普陀山进香，已经到了杭州满城内将军衙门住下，让他去见见面。很快，年羹尧就随着差任来到了将军衙门，被要求跪下听旨，拉锡随即宣读收押他的圣旨，随后将年羹尧锁拿，连夜抄没家产，逮捕其妻妾子女家奴等人。年羹尧在被捕过程中毫无惧色，屡次强调自己的清白“日后可明”“久后自明”，还对自己的儿子们说：“尔等毋惧！”与看守官兵谈笑风生。十一月初五日，年羹尧及其家属被解送到京，关入刑部大牢。十一月二十三日，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病死，十二月十一日（1726年1月13日），也就是年贵妃去世后的半个月，议政王大臣、刑部奏上年羹尧大罪九十二款，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其中重罪包括与静一道人、邹鲁等图谋不轨，私藏军用物品，伪造图谶妖言等，此外还有乱穿衣服、滥用龙纹、排斥异己、贪污腐败、非法经营等各种罪状。同日，雍正帝派遣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步军统领阿齐图向年羹尧宣判其死刑，称九十二款大罪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平定青海之功，开恩赐其狱中自裁。据说当时年羹尧迟迟不肯自尽，想见雍正帝一面再死，蔡珽厉声斥责，他才自尽。此外，年遐龄、年希尧夺官，免其罪，斩年羹尧之子年富，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云贵、广西之地。年羹尧幕客邹鲁、汪景祺先后皆斩，亲属给披甲为奴。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以年羹尧昔日平定青海之功，赦免了年羹尧诸子，交年遐龄管束。

年羹尧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这十二年间任四川的封疆大吏，初为巡抚，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升总督。四川少数民族众多，而且经过湖广填四川，所以康熙帝希望他能“以安静为要”，无为而治，不要生事。不过，年羹尧根据四川的实际情况，也有一番作为：

此外，年羹尧还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向康熙帝提出“耗羡归公”的建议，即在事实上认定州县官在正税之外加派给百姓的“火耗”为合法，但限定其比例，以免基层官员横征暴敛，再将这笔收入上解省城，充作公用，弥补战争造成的府库亏空。康熙帝批示“妥”，这被认为是清代耗羡归公政策落实的起点。同时，他还修建了成都满城（少城），供八旗驻防官兵居住。

主词条：清平罗卜藏丹津叛乱

年羹尧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京入觐时，康熙帝对他表示“欲将西海蒙古（青海蒙古）部落悉照北边（内外蒙古）分编佐领”，也就是将蒙古和硕特部驻牧的青海地区完全纳入清朝版图，而这项任务被交给新任川陕总督年羹尧。雍正帝即位之初，和硕特部的领袖罗卜藏丹津就图谋反清并统治整个青藏高原，年羹尧在北京奔丧时，罗卜藏丹津密谋通使于准噶尔共约反清的消息就传来，而年羹尧不相信罗卜藏丹津即反，又认为“元凶”是罗卜藏丹津的侄子亲王察罕丹津，后来又力言罗卜藏丹津不会入藏。但雍正帝不赞成他的判断。八月，罗卜藏丹津果然起兵反清，攻击亲清王公，年羹尧主张“息事宁人”，先派人去调解，自己不动声色，“养威不用”，等来年春草萌生时以会盟为词，视罗卜藏丹津从违与否而定，故他在西安不急于去西宁。雍正帝则认为，趁着对方羽力未成，且已得出师之辞，应立即用兵，如果罗卜藏丹津联合准噶尔入藏，局势将更加复杂化。在雍正帝的催促下，年羹尧于九月二十日年离开西安，十月初六日至西宁，十九日即遇上罗卜藏丹津突袭申中堡，包围镇海堡，赖少数满兵善战，西宁得以保全，然而雍正帝对年羹尧迟误不进、不听君命耿耿于怀，后来以此为年羹尧的罪状之一。半年后，年羹尧率岳钟琪等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远遁。雍正帝喜出望外，称“此一番事，乃国家翻手合手之事”（攸关清朝的国运），并称赞其平叛之速，“不但西藏，天下人皆不料此事如此完结也”。此役不仅将青海完全纳入清朝版图，而且震慑了西藏，稳固了清朝对西藏的控制以及西北大局的稳定，但另一方面，年羹尧听说塔尔寺、格隆寺（佑宁寺）等寺庙的喇嘛勾结罗卜藏丹津，便派人到那里镇压，期间焚烧格隆寺和郭莽寺（广惠寺），并滥杀喇嘛和当地平民至少数百人，受到诟病。雍正帝虽然批示“甚合理”，但也提醒他“惟杀喇嘛、毁庙、消除蒙古人之论存于心中，应匡正则匡正之”，不要做得太过分。

平定罗卜藏丹津后，年羹尧继续经营西北，主持善后工作。总原则是扩大清政府在西北地区的直接管辖范围，对甘肃、青海、西藏地区的蒙古部落势力进行严厉限制打压。他上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事》，主要内容包括对青海蒙古各部中的亲清势力论功行赏，对参与叛乱者严加惩处，按照康熙帝生前的构想，在青海蒙古以及其他未编佐领的蒙古部落编制佐领，推行札萨克制度；在西宁以北的广袤地区修建边墙、建筑城堡、招募民人耕种，设文武官员管辖，使“西番人等肆行据攘之区，悉成内地”；严格限制和硕特蒙古的游牧区域、喇嘛庙规模和僧众人数，以及蒙古与内地互市贸易的时间地点，并规定日后内地差遣官员到青海，不论该官员品级大小，只要是奉旨而来，青海各部王公就要跪接；私人相见则行宾主之礼；等等。雍正帝均予批准，并设置西宁办事大臣来管辖青海地区。除此之外，提出“防守边口八款”，将清军的长期驻防、屯种战线由嘉峪关西推至原为和硕特蒙古游牧的布隆吉尔，在当地建筑城池，并派文官管理民事。在年羹尧的建议下，甘肃原有的军事建制都在雍正二年（1724年）改为民政机构，将宁夏卫、凉州卫、西宁厅、甘州厅均改为府，下辖州县；又将当时是蒙古游牧地的古敦煌之地设置安西卫和沙州卫，并计划从内地大举移民。不久年羹尧去职，在嘉峪关以西设卫移民的任务由继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完成，但提议的是年羹尧。他的提议使敦煌继汉唐之后再次成为汉族聚居区。

赵尔巽：雍正初，隆科多以贵戚，年羹尧以战多，内外夹辅为重臣。乃不旋踵，幽囚诛夷，亡也忽诸。当其贵盛侈汰，隆科多恃元舅之亲，受顾命之重；羹尧自代允禵为大将军，师所向有功。方且凭藉权势，无复顾忌，即于覆灭而不自怵。臣罔作威福，古圣所诫，可不谨欤！

陈康祺：年虽跋扈不臣，罹大谴，其兵法之灵变，实不愧一时名将之称。

高阳：关于年羹尧的作为，后世只渲染其治军之严，并有些近乎神话的传说，以致“年大将军”令人有望之如天人之感。细细考查，此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否则亦不致连世宗那些令人肉麻的迷汤都分辨不出来，被灌得如中酒一般，沉醉不醒，自速其死。因此，在康熙年间所受天语褒赞，无非雍亲王故意替他说好话的结果。

关于年羹尧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解读。一说“尧”是字辈，“羹”取“调羹”之意，比喻宰相治理国家。另一说取自“羹墙见尧”的典故。其字“亮工”出自《舜典》的“钦哉，惟时亮天工”一句。

据说年羹尧的母亲是年家的婢女，而其兄年希尧则是嫡出。年羹尧出生后，年遐龄的正室夫人因妒忌而赶走年羹尧的生母，年羹尧也被一个仆人抚养，而年遐龄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儿子。后来，有个来自浙东的算命先生叫“史瞎子”的来到北京，年遐龄听说他遇男揣骨、遇女听声，算命很准，便请他到府上为自己的儿子年希尧算命，史瞎子说年希尧可以当一品官。在年府中，史瞎子已发觉到年羹尧，便对年遐龄说：“刚才我在门房那里发现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将来会位极人臣。”年遐龄大惊，便召他门房，问此子是何人，门房说这是一个家仆的养子，然后年遐龄将那个家仆和年羹尧召来，弄清了事情始末。年遐龄发现年羹尧果然“状甚雄伟”，便说服夫人接受年羹尧，养为己子。此后年羹尧的经历果然应验了史瞎子的预言。

相传某一天，康熙帝考察出身翰林的官员，出题是“西南垦荒防边事”，年羹尧将西南地区的地理险要回答得井井有条，康熙帝阅卷后大悦，不久便从内阁学士擢升为四川巡抚。

年羹尧不吃猪、牛、羊等四足动物的肉，只吃家禽和水产。他早年奉使朝鲜时，朝鲜方面就得知年羹尧这一饮食习惯，为此将宴会菜单上的唐猪酱泡代以水卵汤、唐猪炙（烤猪肉）代为卵炙（烤蛋）、唐猪盐水代以鸭子汤、唐猪雪阿觅（即雪下觅，一种开城特色的烧肉）代以唐鹅炙（烤鹅）、獐肉炙（烤獐子）代以海参炙（烤海参）。后来年羹尧在西宁指挥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期间，曾在奏折中提到西宁当地只有牛羊，他都吃不了，雍正帝特赐给他能吃的鹿尾，于是他“每饭必饱，精神如常”。

年羹尧军法极严，只要他下令，军中上下二话不说，严格遵守。有一天，他坐轿子出府，适逢大雪，给他抬轿的官吏的手上全是雪片，手指几乎要被冻掉。年羹尧可怜他们，下令：“去手！”他原来的意图是免得下属手冻僵，没想到抬轿的官吏全部抽出佩刀，砍断了自己的手。年羹尧为此非常后悔，从这个故事也反映出他“军令之严峻”。

年羹尧征战西藏的时候，一天晚上三更时分，忽然听到一阵疾风西来，过了一会儿就安静了。年羹尧急忙叫某参将率领飞骑三百，往西南方向的密林中搜捕敌军，果然一举尽歼。有人问原因，年羹尧回答：“一刹那就停止，肯定不是风，而是飞鸟振动翅膀的声音。夜半突然有鸟出来，肯定是受惊了。这里的西南方面十里有丛林密树，很多鸟在那儿栖息，我想叛贼肯定在这里埋伏，所以群鸟惊起。”

年羹尧征战青海时，一天查阅地图，知道前面的路有淤泥深坑，于是就下令说：“明日进兵，各人携板一片，草一束。”军中不解其故。等到第二天，遇深沟泥泞，下令军士将束草掷入，上铺板片，大军于是畅行无阻。原来当地反清的藏族人想要倚仗此为险，不料大军突然到来，遂捣破敌军巢穴。

年羹尧之兄年希尧因为热爱科学，与西洋传教士过从甚密，因此年羹尧也结识了穆经远等西洋传教士。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皇九子胤禟委派穆经远到军前去见年羹尧，托其照管胤禟在川陕的亲信。其间，穆经远曾询问年羹尧喜欢什么西洋物件，年羹尧回答：“我别的东西都不要，只爱小荷包。”胤禟便送了三四十个西洋荷包给年羹尧。穆经远趁机向年羹尧称颂胤禟“大有福气，将来必定要做皇太子的”，但年羹尧不以为然，说康熙帝曾骂过他，双方话不投机。

年羹尧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曾作为校录官参与编修《渊鉴类函》。后来亲自重订了《陆宣公集》。他还热衷书画收藏和品鉴，收藏过《荐季直表》《自书告身》《黄庭经卷》《青玉荷盘诗卷》《上京宫词》《四禽图卷》《张好好诗》《击球图》等名家字画，并在部分作品上留下自己的评语。

年羹尧向岳钟琪移交川陕总督大印时，相传有幕客劝他起兵谋反，年羹尧对此默默不语，然后夜观天象，浩然长叹造反不会成功，便交出了川陕军权，等到雍正帝对他的处分。

据说年羹尧在杭州看守城门时，当时杭州商贩畏惧“年大将军”的威名，都不敢从他看守的门出入。还有说法是年羹尧故意穿着黄马褂看门，按规矩，不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还得从他胯下而过，于是人们纷纷绕道从山门或清泰门进城，以致当时杭州民间曾流传“年羹尧管太平门（庆春门），冷冷清清”的歇后语。

年羹尧获罪后的雍正三年（1725年）十月初三日，一只老虎突然闯入北京城中，并直入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的年羹尧府邸，跑到年遐龄居住的后花园内。追赶老虎的步军衙门官兵一拥而上，终于用枪把老虎扎死了。雍正帝本来想免年羹尧一死，经过此事后决定赐死年羹尧（相传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也有观点认为此事是雍正帝夸大其词。

相传江苏的江都县有年羹尧的一支后裔，因惧祸，改“年”为“生”，认为“生”字是“年”字倒看，世代为江都县人。

1930年，故宫博物院曾在《掌故丛编》和《文献丛编》中挑出一些清朝档案中的年羹尧奏折。1971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年羹尧奏折专辑》。199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有所撰墓志《皇清册封郡主觉罗氏墓志铭》（墓主为康亲王爱新觉罗·杰书之女、纳兰揆方之妻）传世。此外，还有所辑兵书《治平胜算全书》传世。另有托名他所撰兵书《年大将军兵法》，据考证实为依据明代兵书《登坛必究》所伪托的作品。

年羹尧的生年在多数史书中没有记载，导致出现了雍正帝是他和德妃的私生子的传闻。有学者认为年羹尧只长雍正十余岁，也有学者根据《永宪录》中年羹尧当四川巡抚时“年未三十”而推断年羹尧比雍正帝小三到五岁，后来又有学者发现在《康熙三十九年进士登科录》中明确记载年羹尧二十二岁，而朝鲜使臣李宜显的相关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由此确认年羹尧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登科时虚岁二十二岁，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比雍正帝小一岁，而野史谣言也不攻自破。

关于年羹尧获罪赐死的原因，史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年羹尧的罪状之一是在陕西郃阳害死八百余名无辜平民，但此事颇具争议，雍正初年，为了增加盐课收入、满足战争需求，年羹尧的亲信、时任西安知府的金启勋强行将郃阳县用盐从“民运民销”改为“官运官解”，引起当地绅民的强烈不满。在郃阳籍官员范光宗（曾任福建学政）家人的带领下，一些百姓冲入县城，砸毁县衙，要求官府收回成命。金启勋等人无计可施，只好听从陕西布政使胡期恒的安排，与民众达成妥协，仍许当地食盐民运民销。不久，金启勋经年羹尧保举，由西安知府升任河东盐运使，成为负责河东盐政的长官。他指称郃阳县内盐枭横行，请求年羹尧准许他带领官兵前往抓捕，年羹尧予以批准。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金启勋带兵来到郃阳捉拿盐枭。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前陕西巡抚范时捷在雍正帝密奏金启勋在捉拿盐枭时因为处理不当，导致当地无辜百姓畏惧惊惶，甚至有多人跳崖或投井自杀，请皇帝下旨年羹尧确查。雍正帝将范时捷的奏折发给年羹尧，让他查明，年羹尧派陕西按察使黄焜等人再查此事，并在两个月后奏报说：去年八月官兵突至郃阳，虽然并无威逼之事，但该县老幼妇孺共六人因为惊吓，或自缢、或跳崖、或触发旧疾病死，当时俱未报官，所以自己并不知情，如今既经查出，自请处分。对于年羹尧的奏报，雍正帝未置可否。五月中旬，年羹尧从西安离任，新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又奏称，据按察使黄焜禀报，郃阳县因官兵突至横死者，老幼共计十二人。经过不断调查，到九月十五日雍正帝所颁谕旨中，称死亡人数达805人，并归咎于年羹尧。这个数据是钦差史贻直、高其佩上报的，每一个死亡人员都有“乡保甘结”和“该县册结”，似乎确凿可信。有学者认为这个数据水分过大，不合情理，不足确信，年羹尧对此事也没有直接责任。

年羹尧墓位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俗称年家山子，占地30亩。原建有祠堂，供奉年羹尧便装画像及牌位，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销毁。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驻扎成都的八旗官兵在喇嘛胡同中为年羹尧建立一座生祠，位置在今成都人民公园东北部，并把这条胡同改名叫祠堂街。年羹尧的生祠在年羹尧获罪死后即被拆毁，以后在原址改建关帝庙（当时在簸箕街也建有年羹尧的生祠，年羹尧死后在原址上改建文昌宫），但是祠堂街这个街名一直未改，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