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自由民权运动推动下，188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翌年有开设了国会。但是朝政大权依然为少数藩阀所垄断。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这种政体越来越与时代的发展相违背。

3、日本资本主义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战，发展极为迅速。但随之产生的则是日本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城市中间阶层力量的增强。这些力量的增强，为大正民主运动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4、经过明治维新的努力，日本国民的受教育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对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也增加了，这为大正民主运动的产生提供了动力源泉。

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指导想是“天皇机关说”和“民本主义说”。

1907年，日本著名宪法家美浓部达吉在其《日本国法学》中提出了“国家法人说”和“天皇机关说”，认为国家的统治权应归属“主权在民”的民众，天皇只是作为国家这一团体的最高机构，继而他把国家机构分为直接机关和间接机关两大类。直接机关相当于立法、行政机构。其中议会的权力是国民赋予的，因此无需服从天皇的命令。1912年，美浓部达吉的《宪法讲话》问世，受到日本社会的普遍欢迎，“天皇机关说”也为广大人民所接受。

“民本主义说”是大正民主运动的另一理论指导。由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提出。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回避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家主权的归属问题。没有直接对抗天皇制，而是通过对“国家在法理上属于人民”和“国家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属于人民”的解释来宣传其“民本主义”。

1912年12月军部滥用特权，搞垮了政友会西园寺公望内阁，以桂太郎为首的军部内阁乘机上台，军阀官僚这种“非立宪行动”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以新闻记者、律师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为首，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要求实现政党内阁的护宪运动。他们提出“破除阀族，拥护宪政”的口号。其中以“民本主义”为为这一运动主要政治主张。这一政治主张与大正民主运动的斗争目标——普选权与政党政治确立相吻合，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成为指导这一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第一次护宪运动资产阶级借群众运动打到了藩阀内阁，为政党扩大在政府里的势力提供了条件，也为政党政治的确立开辟了道路。

米骚动，亦称米谷暴动，是指因米价上涨而引发的群众暴动事件。1890年和1897年北越等地曾发生暴动。典型的是1918年7月-9月间发展为全国规模的一场米谷暴动。当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出现通货膨胀倾向，实际工资下降，但是米价却暴涨，1918年8月达到战前的四倍。米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在寄生地主制下农业生产发展停滞和资本主义急速发展对米的需求增长之间的矛盾。直接原因则是政府决定出兵西伯利亚，米商和地主进行投机而导致米价上涨。7月23日富山县鱼津町渔民的妻女拒绝装船向县外运销大米，以此为开端，成群结队的向米商和村町公所要求降低米价、救济贫民。这个事件已经报纸报道，立即在8月10-15日间，在全国主要城市激起一系列要求降低米价的群众示威和袭击投机米商的暴动。8月中旬后波及农村、地方城镇和煤矿地区，各地接连发生劳资纠纷。以关中地区南部到北九州一带的外日本为中心，有三百多个地方发生暴动。政府不仅出动警察，甚至出动军队，在9月17日才把暴动镇压下去。参加暴动总人数达七十万以上，数万人被逮捕，七千七百多人被起诉。暴动虽然是自发的，但它成为后来一系列群众运动发展的基础。由于此次事件，被攻击为非立宪的寺内内阁终于总辞职，代之以原敬为首的政党内阁。

原敬和高桥是清两届政友会内阁仅执掌四年政权。1922年至1924年，元老先后推荐海军大将加藤友三郎、山本权兵卫和清浦奎吾组阁，中断了政党政治的正常发展。这说明藩阀元老仍不甘心丧失政治主导权，企图继续维持专制统治，与政党政治相对抗。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民众的愤慨和社会的不满，认为“这种内阁与立宪主义不相符”，是“贵族对国民的宣战”。连续三次被排斥于内阁之外的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联合起来，发动了第二次护宪运动，目标是“排除贵族专制，打倒清浦内阁”、“确立政党内阁”。护宪三派团结一致进行斗争，终于迫使清浦内阁奏请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结果护宪三派获胜，由众议院获得最多席位的宪政会首脑加藤高明为首相组成护宪三派联合内阁。第二次护宪运动是大正时代以来不断高涨的群众性民主运动的继续，它宣告了明治宪法体制下的藩阀专制统治阶段的结束。1925年3月，议会先后通过《治安维持法》和《普通选举法》，大正民主运动至此结束。

1892年，以大井宪太郎领导的东洋自由党为基础，组织成立了普选同盟会。以此为开端，社会民主党（1901年）、日本平民党（1906年）、普选期成同盟、社会主义同盟 日本选举

（1920年）等劳动团体和组织团体积极推进了院外的民主政治运动。这就是所谓的普选运动。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推行的的以增税和扩张军备为中心的财政经济政策，违背了一般产业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利益。产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在政治上急需实现普选，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也有同样的要求。特别是1918年米骚动期间，学生、工人、职员等市民团体广泛加入普选运动，大众性民主运动被动员起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日本的普选运动的性质有了显著的变化。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的经济在战时景气的推动下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新兴职业纷纷出现，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职业的出现、国民教育制度带来的文化普及、征兵制度导致的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日本成为一个群众社会，新的阶级利益和集团利益开始分离出来。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普选运动逐渐从观念和原则的阶段脱离出来，具有了阶级斗争的色彩。普选运动从之后的1919年开始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社会各个阶层都踊跃参与，日本的工人团体也首次参加了进来。但是随着1920年国会否决了关于实行普选的议案以及在之后的国会大选中普选派遭到了惨败，普选运动的热潮也就随之降了下去。从这时候起，普选运动开始发生变化，大规模的普遍性群众运动被议会斗争所取代。

议会中首次提出普选法案是在1901年的第16届议会，但是遭到了贵族院的否决，其后还曾多次提出，但都遭到了否决。直到1924年，“护宪三派”内阁的成立，为了兑现其在竞选中关于坚定实现普选的承诺，护宪三派在议会中与保守派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最后在做出重大让步和妥协的基础上，终于通过了普选法案。为多年的普选运动划上了一个并不完满的句号。

这里的《普选法》指的是1925年的《普选法》。与之前的选举法相比，增加了对议员候选人、竞选活动的内容、竞选活动费用等相关项目的规定。整部法律由13章150条构成，内容和条文数量都得到了扩充，除确定了男性普选权外，最重要的修改是首次导入了日本独特的中选区制。其主要内容包括：选举权的纳税条件被取消，凡年满25岁的男性帝国臣民都拥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年限仍维持在30岁。

在1925年的选举法修改中首次导入了日本独特的中选区制，即每个选区议员定额为3—5人，每12万人选出1名议员，总的议员定额为466人，投票方法继续采用1900年制定的大选区单记非转让式。导入中选区制与发展民主选举毫无关系，完全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大正民主运动是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日本资产阶级发展而政治上要求与之相适应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日本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同时也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功绩在于：它结束了日本藩阀专制的统治，制订了普选法，确立了政党内阁制；它孕育和成长起来的民主传统，成为日本民主运动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极大的促进了日本资产阶级民主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为战后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创造了历史前提条件和可能性。因此说它是日本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大正民主运动确立起来的政党内阁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使得政党政治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相比，都是不完备的，无法比拟的。它没有从根本上清除明治宪法政治体制中的专制主义因素，这种政党内阁制仍然是天皇制下的政党内阁制，它没有能够阻止日本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出现，反而其生存仍受到军部等特权专制势力的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它又是资产阶级政党同藩阀官僚势力妥协的产物。这些不完备的因素，都为二战前政党政治的崩溃，日本军部法西斯专政的建立埋下了隐患。但这并不能抹杀大正民主运动在日本政治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