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从《城堡》这部小说没有结尾的结局来看，它就可能昭示着现代人类对一个从不存在的上帝的诉求的失败，小说完全强调的是现代和后现代意义，这部小说就是关于意义本身的小说。对于事件，时间及其空间的多重阐释构成了无限混杂和变化多端的意义网络。卡夫卡所设计的迷宫其实也是一座语言的迷宫，因为语言从本质上来说是寓言性的。他的话语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宗教观的折射。“《城堡》和《天路历程》一样，是一部关于宗教的寓言。”因而作品的意义也是开放的，上帝的缺失可以让很多人为的因素得以介入。

积极的绝对权威意义似乎并不存在，这在《城堡》中可以得到例证，譬如当K到达村子，拿起电话——他听见无数的声音。村长解释说．当一部电话被接通后，城堡以及村子所有的电话同时被接通，谁也无法保证听到的声音来自城堡。这就是说村长和K一样其实对城堡的概念摸糊不清，很多权威都是虚无飘渺的，而且是在一连串不确定的声音中建立起来的，并不断地在一种错误的方式中得到巩固的。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悖论。

《城堡》事实上可以认为讲述的是整个人类的故事。他揭示了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面对上帝的缺失，我们怎么才能拯救自己？现代主义彻底地否定了人类社会的传统信仰，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可是由于其形而上的欲望仍然存在，他们仍然执著地追求某种所谓的“意义”。然而，这种追求注定必然会导致失落。《城堡》正是以其平静稳重而彻底的绝望成为这一表现的具体实现。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绝望而又绝妙的悖论。陷入城堡这样一个未知的荒诞世界，一切都是虚妄的，都是徒劳的，永远也达不到任何的目的，这不仅反映了个人与上帝的疏远，也搁置了意义，并把对意义的追问变得遥无踪迹。

K的身份是孤独的，他在追求进入城堡的过程中，一直是单枪匹马，孤立无援。但是当这种努力化为泡影后，孤独本身却变成了他的追求。卡夫卡是位自传性色彩很强的作家，孤独是卡夫卡创作的动因。《城堡》中这种孤独感表现到了极致。K或许可以代表生活中真正的卡夫卡，K开始需要孤独，于是他就迫寻孤独。但是K找到孤独了吗？没有。既然K连自己的工作、身份都没有着落，却被城堡派来的两位助手时刻跟在身后，他们不仅不帮K，相反还需要K及其情人弗丽达的照顾，使得他们没有片刻独处的时间。这时，K的悲哀已经不是孤独的厄运，而是孤独被侵犯的苦境。在这里，卡夫卡显然以人物K的遭遇来诉说着人类对孤独的渴望与追求。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变形记》中的格利高尔身上，他在变形后感到弧独，但孤独使他逃避了苦役般的推销员生涯和作为长子的责任感，因此，虽然遭到家人的冷遇，却也安于虫类的生活乐趣，与《城堡》中K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K展示了绝望中的一次次的反抗，其根本原因就是拯救自己身处的窘境。当这种拯救的努力归于失败时，测量员的形象只能留在了人们关于宗教的想象中。

K的失败留给读者的是痛苦的沉思和无言的悖论。卡夫卡似乎在向人们揭示，当上帝的权威一旦坍塌，孤独个体的命运便朝不保夕，梦幻与现实在个体对世界的存在体验中达到了统一。在《城堡》里，“上帝之死”的结局使我们变得没有泪水，也没有笑容，有的却是对K追求和欲望的误解和嘲弄，还有对作为宗教本身的一种深深思索。作为20世纪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城堡》似乎在暗示警醒个人类的命运。

权力专制

小说描写了普通人与行政当局之间的对立。在森严的行政当局面前，在极度官僚主义和窒息人的社会关系面前，在腐败的奥匈帝国统治下，普通人的普通愿望也常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在层层机构的官僚作风下只得窒息而死。既然没有聘请K，却给他派来了两个助手；K尚未到任，却收到了城堡当局对他工作表示满意的表扬信，而这封信是从废纸篓里拣来的，信差也很久没见过城堡官员了，而且他根本没有资格主动见到那位高不可及的克拉姆。这是一座寒酸的、破败的城堡，“既不是一个古老的要塞，也不是一座新颖的大厦，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群”，但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仍然高不可及。城堡官员常常到专供他们淫乐的赫伦霍夫旅馆来寻欢作乐，女侍者们竟以此为荣。巴纳巴斯的妹妹阿玛利亚拒绝了某官员的追逐，竟至于全家在村里被人们看不起，因为她竟敢反抗威严可怖的统治者。K的失败在于城堡当局惊人的官僚作风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在于周围人的冷漠。他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也没有表示过任何同情心。既然如此微小的目标都难于达到，那么人生意义何在，从这个角度看来，卡夫卡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揭露。

另一方面，城堡又是某种抽象理想的象征。不仅城堡显得虚无缥缈，朦朦胧胧，人物形象和故事本身也是飘忽不定，既谈不上典型性格，也谈不上典型环境，但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依然受到尊重。进入城堡的努力象征了人对美好事物的追寻，K的失败是作者悲观厌世的产物，是作者对人生的否定和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否定，这就使得小说通篇贯穿着痛苦惶恐和压抑绝望的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情绪使卡夫卡生前不为世人所理解。在《城堡》中，卡夫卡以冷峻的笔调叙述了一次绝望的挣扎，由此揭示世界的荒诞、异己和冷漠。

在《城堡》中，卡夫卡并没有对“政治”进行直了当的描写，而是经由人物悖论性的语言或交织、或组合，把它置放于一个庞大的悖论性语言环境内。这部小说的最大意义，莫过于蕴含其中的悖论思维如何戏剧化为作者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方式。无论是客栈老板、老板娘，还是巴纳巴斯、弗丽达、教师等，他们对于城堡世界的盲目遵从，以及村子里中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问题”。所以，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没有那么多、那么深的关于人性的探讨，有的只是K与城堡世界的关系处理过程中遇到的许多荒涎的事情。而促成这些荒诞事情发生的正是卡夫卡创作中的相悖事，即他如何运用跳式思维，宣指人物命运，进而显示特定制度与个人命运之间，政治与个体因素的相悖。

《城堡》通过对话的形式，实现了对于传统小说叙事方式的挑战。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模式，又称之为时间方式，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或主人公经历事件的因果关系来组织故事情节的。这种方式也被称之为“转喻”。其小说结构就像“糖葫芦”：以主人公的经历串起一个个事件的“糖葫芦”。而且，只要竹签足够长，事件可以被无穷地串下去。因此，传统的线性结构模式的根基和底部是无数的事件。《城堡》与传统的叙事方式截然不同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主人公K作为小说轴心式人物，他所连接的不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事件，而是小说中不断出现的人物。通过对话，这些人物不断地打开了K的视野，并且通过对同一事件的不向叙述使得故事的进展变缓。第二，小说中的叙事方式与传统小说连贯、统一、清晰的叙事方式大相径庭。通过K与不断相遇的人物的对话，冲击着原先对话所形成的叙事线条，造成了文本内部的相互矛盾和冲突。由此“对话”在文中已成为一种解构中心话语的途径和方式。

主人公K与小说中人物的多重对话——尤其是较长篇的对话，如同给主人公K打开了一扇扇的窗子，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我们“所见”的和所“经历”的一切。不仅如此，“对话”还扩展了《城堡》的时间和空间。

因此，《城堡》以其占到小说一半以上篇幅的“长篇对话”，形成了对于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的挑战。这种独特的对话结构方式给我们打开了无限“隐喻”的空间，使得我们对于小说的线性结构形式的假想受到冲击。与此同时，对话也不再是传统小说所假设的消晰、连贯、统一的形式，而是在悖谬和相互矛盾中跟随K完成对“城堡”的立体的建构。

《城堡》中大篇幅的长篇对话，使得小说的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形成落差。美国学者库楚斯就《城堡》的情节结构特点指出：《城堡》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仅仅58页的篇幅，就几乎占去了叙述内容所包涵时间的一半；而其余的十七章，篇幅多达303页，叙述内容包涵的时间并不比前三章多多少”。这即表明，《城堡》中的“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按照美国学者库楚斯关于《城堡》的文章情节结构特点和时间（包括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关系展开的讨论，得到的结论是：从情节的衰减到对话的繁复的演变，说明K在现实中的行动越来越少，K进入城堡的可能性也因此越来越小。因为《城堡》中的长篇对话，已经涉及小说故事时间之外的事。其中，有涉及故事开始之前的“往事”的。例如，K和村长的谈话使我们得知土地测量职业的来历。有涉及的故事结束以后的“未来”的。如K同孩子汉斯的谈话表明K目前虽然还地位低下，令人退避，但将来——当然这个将来要远得很，还在虚无飘渺中——将来他终将出人头地”（第十三章）。

因此，“对话”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眼中的“现实”，不但没有指向K现有的处境和道遇，许多还指向了过去和未来，从而使得小说的情节发展在后十七章中变得迂回繁复。

从小说的情节结构上来讲，《城堡》中的对话使得小说的基本构架显得臃肿、繁琐。与传统小说中的对话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传统的小说中的对话是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的重要手段。往往讲求“口语化和个性化”，穿插于情节之中或本身构成情节，力求简练，讲究节省。《城堡》中的对话长篇累牍、毫无精炼可言。这些对话的存在，使得本来就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的故事显得更加迂回曲折，饶舌反复。也可以说，由情节到对话的演变，说明K在现实中的行动越来越少，叙事者对于当前时间的意识在不断地缩小。而且，那些主要涉及遥远的过去或未来长篇对话，使得K最终耽于行动；小说越往下发展，K离他所追求的日标也越遥远。因此，《城堡》中的对话指向了情节之外，并且打破了小说的基本情节的发展轨迹。

如果说关于卡夫卡的研究在过去更多提及“荒诞”和“异化”的话，那么“悖谬”无疑是值得人们进一步关注的焦点。自叶廷芳先生提出这一问题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予以认同。对于《城堡》而言，“悖谬”是贯穿于全篇的，例如从叙事的层面来看，叙事线条的交错、蔓生形成了小说文本的开放性，这是叙事的情形；从内容的层面来看，小说情节之间的相互矛盾冲突形成了真相与表现的杂烩，这是内容的悖谬；从小说的整体寓意来看，扑朔迷离、纷繁复杂是主题的悖谬，最后从小说的思想内涵来看，“对话”最终指向了非对话性，这正是文本内涵的悖谬。

《城堡》是一部开放性的小说，因为文本通过“对话”早已实现了小说的无中心和无边界的特征。假如把K与之交谈的人物比作一个叙事的亮点的话，读者便是跟随主人公K从一个亮点游历到另一个亮点，新的亮点与前亮点之间相互对立且相互消解。随着前亮点的淡出，其叙述的情节也就如同融入黑暗一般变得依稀含混。从而新亮点从另一个视角确立叙述，并构成对前亮点的消噬。而后一个亮点在继续确立新的叙述的同时进行着消解。依此往置，构成了小说文本。从形式来看，小说的“未完成”的结构依旧不影响小说的完整性。《城堡》发表于1926年，而后人无人热衷续写其未完成的部分，这大概也正是《城堡》的“对话模式”特点所决定的。

从时间意义上看，与K的有关及其产生的图像都是以城堡为核心展开，叙述所够及的故事属于不同的时间层次，因而不同人物的“回忆”成了揭示城堡世界最好的图像。这瞬间产生的图像对不同人物生活的补充及其相互之间的重叠，消解了线性时间的叙述，也丧失了叙事内容方面的连贯性。但这些图像的排列和组合却不断加深着读者对城堡世界的印象，加强了故事空间叙述的可能性。如果故事中的“城堡”是主要的图像，而其他人物的不同图像以循环形式反复出现，零散点缀在周围，就构成了一幅城堡世界因，这是因为读者感受到的已不仅仅是K的故事，而是看到了K以及村民们为城堡画的“图像”。它们在消解时间的同时，表现了人的心理和情绪，深刻细致地刻画了城堡世界。

对于卡夫卡来说，《城堡》的各种叙事因子都是在“政治化”社会的标尺下进行的，在强化角色的政治特征的同时，削弱了与此存在的其他特征，促成了小说中人物的类型化和日常生活的单向度。这样，卡夫卡就把K放置于一个明显的政治化社会里，却又让每一个村民在交谈时显得竭力为他们的处境做出辩解。因而，文本内的人物话语就不只是为了说明他们的生活状况，更是为了揭示他们生活的“政治化”和简单化，而采取的一种反相位突冗。通过人物间的交谈揭示了城堡政治的强大统治。或者说，通过类型人物的塑造，取消了人物间的其他会因素差别，取消了各种生活观等方面的冲突，转而围绕与城堡之间的矛盾的产生来组织故事，显得十分有意义。

《城堡》以相当大的篇幅描写妇女的遭遇和命运，桥头客栈老板娘的自述，奥尔加叙述自己和阿玛利亚的故事，弗丽达的故事，各占了一整章甚至几章的篇幅，妇女的故事在一篇小说中占如此大的比例，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

《城堡》写于1922年，是卡夫卡最后一部小说。它不仅是卡夫卡生命体验与哲学思想的总结，也是卡夫卡创作风格成熟与定型的标志。这部小说最能体现卡夫卡的创作风格和特征，故一向被认为是卡夫卡创作的压轴之作和代表作。卡夫卡作为“现代艺术的探险者”，一反传统小说的创作模式，采用全新的审美视角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构筑了这部现代艺术的迷宫，使《城堡》具有高超的艺术性和美学上的震撼力。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是一位用德语写作的业余作家，国籍属奥匈帝国。他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卡夫卡一生的作品并不多，但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却是极为深远的。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