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7月，他以题为《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的论文获得莱比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随之又转入柏林大学选修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音乐美学等课程，并同时在施特恩音乐学院研究作曲、指挥等。其研究范围之广，用功之勤，在当时都是少有的。1920年3月，他游历了瑞士、法国、英国、美国后回到祖国。他经过多年来对中外音乐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国音乐千百年来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音乐教育的薄弱。只有建立专业的音乐教育机构，培养出大批合格的音乐专门人才，中国音乐才能复兴、崛起、发扬光大。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很欣赏萧友梅的才干，邀请他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音乐讲师兼该校音乐研究会的导师。萧也很赞同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二人从此开始了愉快的合作。

萧友梅先生是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杰出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1902年自费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学习，同时在东京帝国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声乐，在此期间由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毕业，获广东省官费留学生资格，于是年7月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攻读教育学，并继续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1909年大学毕业后归国。1912年3月，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1912年11月公派德国留学，就读于莱比锡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同时在莱比锡国立大学哲学系学习。

1916年7月，萧友梅以论文《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获得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出国学习音乐而且留学时间最长的学生，同时也是第一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音乐家。1920年归国，不久应蔡元培校长邀请来北大从事教学、管理工作。1927年6月奉系军阀政府取消了北大音乐传习所。随后蔡元培提议在上海创设音乐院，于是萧友梅便来到了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门的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院。此后一直在该校任院长，从事教学工作，1940年病逝于上海。

萧友梅先生在北大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对北大早期的音乐教育以及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

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蔡元培于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成立了“北京大学音乐团”，转年更名为“音乐会”。1919年改组为“音乐研究会”，蔡亲任会长，设钢琴、提琴、古琴、琵琶、昆曲五个组。萧友梅加入后，曾开设乐理、和声、作曲法、音乐史等课程，加强了该会成员的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

1919年底，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国歌研究会”，办理审定新国歌事宜。国歌的歌词采用《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卿云歌》，并公开征求曲谱。经各界贤达的力荐，决定请王露、萧友梅、吴梅、陈仲子四人分别谱曲，择优采纳之。

王露是国乐名家，善弹古琴，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达六年之久。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在日本听了王露的演奏后曾慨叹：“国之无乐，蒙大耻辱久矣。朝枢乃甚无人，即不知有山东王露者何耶。”因此章太炎曾致电北洋政府教育部，力荐王露为国歌谱曲：“山东诸城王露为中国音乐家第一，自俗乐胡琴、琵琶、俗歌二黄梆子，上至琴瑟编钟、古音雅奏，皆能为之。嗣游日本，专肄音乐，西方声律能辨及微茫，日本人同学者皆敬重之。”1919年王露被聘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导师，教授琵琶、古琴。

吴梅是民初的著名学者、戏曲理论家、作家，研究曲律和文词，善制谱，曾任北京、南京等地大学教授。还曾是北大“音乐研究会”昆曲组导师。

杨仲子1904年赴法留学，入贡德省大学理学院攻读化学。毕业后，考入瑞士国立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作曲。他不仅学贯中西，还是我国杰出的书法篆刻艺术大师。在瑞士时，与徐悲鸿等人过从甚密。“1919年冬天，应杨仲子邀请，悲鸿曾去瑞士游览。这位才华横溢的杨仲子先生，当时在瑞士学音乐，他们的家就住在日内瓦湖的北岸。杨仲子先生因擅长金石书画，很乐于与悲鸿交往。在他的陪同下，悲鸿又一次领略了日内瓦湖山的秀美。”“杨仲子先生聪明过人，专攻音乐，又精于书画篆刻，悲鸿所用的许多印章，大都出自杨仲子之手。”回国后，杨也被蔡元培聘为北大“音乐研究会”导师，教授乐典、和声。1920年9月，他还曾与萧友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系科-音乐体育专修科，第二年成为独立的音乐科，后又演变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此四人同系当时中国音乐界之翘楚：

接到为国歌谱曲的重任时，萧友梅刚刚自德国回到北京不满一周。“国歌研究会”从应征的曲谱中，最后选定萧友梅谱曲的《卿云歌》为国歌。萧友梅因此名声大振，受到社会各界的注重。1920年10月经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由国歌研究会印制国歌曲谱，颁布至各省，从1921年7月1日起正式启用。1922年4月，刘天华应聘为北大音乐研究会的国乐导师，由于多位著名音乐家的加盟，该会的教学力量得以加强，活动日益丰富。

从音乐传习所到北大民乐团：传统与现代的薪火相继

北京大学民乐团在办公楼礼堂举行专场音乐会，在这场名为“东西南北风”的音乐会上，《西北组曲》、《苗岭的早晨》、《百鸟朝凤》、《后土》等著名民族乐曲上演，为北大的师生以及热爱中国民乐的观众带来一场民族音乐的盛宴。

此次演出具有双重的意义：纪念北京大学民乐团成立85周年暨北京大学学生艺术团成立25周年，也是为迎接北京大学110周年到来的献礼演出。

说起北京大学民乐团，就不得不提起成立于85年前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2年，中国近代民乐大师刘天华先生在北京大学创办“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这标志着北京大学民乐团的诞生。而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的历史渊源则还要更早。

1922年4月，刘天华应聘为北大音乐研究会的国乐导师。1922年8月，经萧友梅提议，北大音乐研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由蔡元培任所长。该所简章提出“以养成乐学人才为宗旨，一面传习西洋音乐（包括理论与技术），一面保存中国古乐，发扬而光大之。”开办之时共有学员44人，设甲、乙种师范科及各项选科，选学科目以音乐理论和西洋弦乐器为多，学习成绩采用学分制评定。

这是我国第一所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办所近五年，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早期的专门音乐人才。受其影响，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也相继设立了音乐系（科）。1922年全国实行新学制，将以前可上可不上的“乐歌”课，更名为“音乐”课，小学必修。音乐教育事业由此初具规模。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政坛上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接管了北京政权后，其教育总长刘哲以“有伤社会风化”，“浪费国家钱财”为由，下令停办了北京国立院校的所有音乐系科。萧友梅等苦心经营五年之久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也随之解散。

尽管存在时间不长，“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却在中国音乐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思想和开创性的努力也为后人所尊敬和传承。传习所的骨干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此，传习所本身也就体现了一种民族的精神，一种科学进步的精神。同时，北大音乐传习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着“平民思想”，即音乐要普及，要能被大多数人接受。当时，刘天华就主张，不同意把音乐就培养几个高级吹鼓手，只为少数人欣赏。

刘天华还主张音乐是有社会功能的，他不同意当时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艺术是高尚的、清高的、独立的，不强调它们与社会的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刘天华一开始就主张音乐是能够启发人的灵魂的艺术。认为音乐是代表一个人的思想的。而且作为一个民族，他说必须要有一种振奋和唤醒这个民族的音乐。所以，从这点来讲，刘天华的音乐，他不墨守于继承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时代的要求，不断地在探索革新。刘天华先生的艺术思想跟他所处的时代，所受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时期民主、进步、科学思想的影响，是很有关系的。

百年北大，历史沧桑。民乐社团的名目虽几经更迭，但民乐的火种却在一代代北大人手中得到了传承.正是在北大特有的自由、开放、包容的校园文化的滋养中，北大民乐团不断成长、壮大。85年来，北京大学民乐团不仅仅成为北大校园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力量，也在北大之外的华人社会甚至其他领域为中国民族音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京大学民乐团曾经出访德国、日本、美国、泰国、奥地利、英国、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为当地的北大校友、当地华人华侨以及国际友人带去了酝酿着中国上千年文化精髓的民族音乐。

现今，乐团的成员都是来自全校各个院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乐团常任指挥为我国著名指挥家王甫建教授，艺术总监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朱秋华副教授。经过不断地努力，乐团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今天的五十多人，已成为一支具有较高演奏水平和品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学生民乐团。

乐团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既注重对传统的继承、发扬，又不断开拓、创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在2005年的“首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中，乐团演奏的《后土》获得一等奖（民乐类第一名）。2006年，乐团的获奖曲目《后土》应邀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北京艺术教育论坛文艺晚会暨中国学生艺术团成立首场演出，深受好评。

同时，乐团在普及民族音乐、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曾多次为国外大学校长代表团演出，并出访了美国、泰国、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国家及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并在祖国大陆许多地方进行巡回演出，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作为一支学生团体，乐团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积极与专业院校及兄弟院校民乐团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