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二年（1065年），陆诜担任广西转运使知桂州，征辟刘恕为广西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迁翁源（今广东翁源）县令。

治平三年四月十八日（1066年5月14日），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宋英宗让他自己挑选馆阁英才共同编写。司马光回答说：“馆阁文学之士确实很多，至于专门精通史学的，我所知道的，只有刘恕罢了。”当即征召刘恕为官署的僚属，迁著作佐郎，遇到有史实纷繁杂乱难定是非的，都由刘恕逐一考证、甄别。刘恕对魏、晋以后的事情考证，最为精准详尽。

治平四年（1067年）十月，刘恕等人又上所校正的《后魏书》。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因与刘恕有老交情，想要引荐他到三司条例司任职。刘恕以不熟悉钱粮为借口推辞，趁机对王安石说：“天子正托付您主持大政，应该张扬尧、舜之道来辅佐明主，不应把利益放在前面。”刘恕当面指责他的过失，王安石大怒，脸色变得如铁，刘恕却没有丝毫屈从。有时候在众人广座中，直言他的过失毫不回避，王安石于是和他绝交。当王安石主持事务，轻而易举地就招祸。高谈阔论的人，开始意见不同而后最终附和他，当面赞誉而背后诋毁他，口是心非的都像这样。刘恕奋厉不顾，直接指责其事，得失没有什么隐讳的。

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司马光出京掌管永兴军，刘恕也因为父母年老，请求监管南康（今江西星子）军酒来侍奉父母，朝廷答应到诏他在官任上修书。

熙宁五年（1072年）正月，司马光任西京御史台通判，刘恕请求拜见司马光，司马光留他数月才让他回来。

熙宁九年（1076年）四月，刘恕到达洛阳，见到了司马光。刘恕在在途中得中风之疾，以至于右手右足偏瘫。但刘恕仍然苦学如常，病稍好就写书，直到病情危急时才停止。十月，刘恕自洛阳南归，还未到家，母亲钱氏就去世了，于是抱病守孝，并且继续修《资治通鉴》。

元丰元年（1078年）八月，刘恕编定《资治通鉴前纪》，更名《外纪》，共10卷。不久，又作《资治通鉴外纪前后序》及《通鉴外纪目录序》，撰《十国纪年》四十二卷。九月二十九日（11月6日），刘恕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其父刘涣将他葬于星子城西。

元祐元年（1086年），《资治通鉴》写成，经司马光恳求，朝廷追录刘恕的功劳，授其子刘羲仲为郊社斋郎。

元祐八年（1093年）正月，刘恕之子刘羲仲以父亲参与编修《资治通鉴》而皇帝未赏赐《资治通鉴》为耻，恳求范祖禹奏请。于是，宋哲宗下诏赏赐《资治通鉴》。十一月，迁葬刘恕于江州德化之龙泉，其子刘羲仲请黄庭坚作墓志铭。

1.确定编修义例

关于《资治通鉴》，刘恕和司马光一样，反对在《春秋》笔法上下功夫。但是，对于魏、晋南北朝五代之际，几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指为僭伪”的主张提出了异议，主张“其臣子所称，亦从而称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破除“兴于汉儒”的所谓“正统之论”。

司马光在刘恕启发下，提出：“魏、吴、蜀、宋、齐、梁、陈、后魏、秦、夏、凉、燕、北齐、后周、五代诸国名号均敌，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国之法……周、秦、汉、晋、隋、唐尝混一天下，传祚后世……全用沃子法……刘备虽承汉后，不能纪其世次，不得与汉光武、晋元帝为例。”

刘恕对司马光这一想法表示支持，从而奠定了《资治通鉴》以魏纪年，称吴蜀为主的史法。但刘恕又提出把晋元帝与汉光武相比不妥，原因是“晋失其政，五胡纷扰，天命不常，惟归有德。若东晋德政胜，则僭伪之主必复为臣仆，而东晋与诸国异名号并正朔，是德政不相胜也。吴尝称臣于魏，魏不能混一四海，不得用天子法，而东晋僻在江南，非魏之比。又诸国符健、姚苌，慕客垂等，与东晋非君臣，东晋乃得用天子之法乎？若秦、夏、凉、燕及五代诸国，虽僭窃名号，皆继踵扑灭，其兴亡异于吴蜀南北朝，此黜之不当疑也。”

刘恕又提出：“晋末平吴，与吴抗敌，宜如魏世用列国法，晋传于宋，宋传于齐，齐传于梁，梁传于陈，当用宋、齐、梁、陈年号以纪诸国事迹。陈亡之后，用隋年号。隋末平陈以前称陈主而不名，萧琮为后周附庸，与梁陈非君臣，梁不当名萧琮也。”

关于称呼，刘恕建议：“周、秦、汉、魏诸侯称薨，至晋以后，惟王爵及三公宰相称……诸臣皆称卒。”

刘恕的这些意见，司马光基本上都接受了。

上述可见，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以前，司马光虽然独立写成了秦以前八卷，但是关于全书的书法义例还未做过细致的考虑，只是与刘恕反复讨论，才明确定下来。

2.修魏晋南北朝和五代“长编”

刘恕在《通鉴》书局十三年，主要是做“长编”工作。现在多数学者认为，《通鉴》设局编修19年之久，中间人事屡有变动，因而在不同时期的分工是有变化的。刘恕是个通史之才，不仅专长魏晋南北朝史，他还著《十国纪年》，说明他对五代十国的历史也有专长，因而完全有能力负责五代“长编”属草工作。司马光说：“梁以后者与道原。”说明刘恕确实承担了五代“长编”。

3.考证史实

司马光在《刘道原十国纪年序》中特别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刘恕考证功夫之深：“在和州时，以公事适野，见刘聪太宰刘雄碑，嘉平五年始改建元，证旧史之误。”“在洛阳与光偕如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乃五代列将，人所不能道者，道原即能出其行事始终，于归验旧史，信然。”可见刘恕对史事谙熟是超乎同时代其它人的。

再从《通鉴考异》中看，直接标明刘恕的考证成果地方也甚多。如：《晋纪》“汉改元建元”条，标有“同编修刘恕言”，用刘恕以刘雄碑考证的成果云：“《十六国春秋》建元元年在晋建兴二年。同编修刘恕言：今晋州临汾县嘉泉村有汉太宰刘雄碑云‘嘉平五年岁在乙亥二月六日立’，然则改建元在乙亥二月后也。”

唐末五代时期，标明用《十国纪年》的材料达四十五处，另外尚有六、七处是以“刘恕曰”“刘恕案”“刘恕以为”“刘恕广本”等标出。这样，唐末五代总计就有五十多处是采用刘恕的考证成果。而直接用了刘恕研究成果，未做任何标明的地方更多。

刘恕对传统之说三皇、五帝、三玉的存在与否有质疑，他以为“《诗》《书》，仲尼刊定，皆不称三皇、五帝、三王”。《管子》又称五帝三王，但“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而其他记载三皇五帝三王之书也“皆寓言，诞妄不可为据”刘恕还以为“秦汉学者宗其文词富美，论议辨博，故竞称三皇五帝而不究古无其人。”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考证基础上还做了独具新见的分析。比如：关于均田制问题，他分析说：“魏、齐、周、隋，享国日浅，兵革不息，农民常少，而旷土常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生，官无闲田，不复给受，故田制为空文。《新唐书·食货志》言：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其意似指以为井田之比，失之远矣。”把均田现象的产生，放在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与战争和平、人口多少紧密联系起来，而不看成是可以由人的主观意志左右的简单的政治现象，这比欧阳修把均田比作井田的见解更胜一筹。

《通鉴外纪》是刘恕在编修《资治通鉴》之外的一部重要著作，关于此书的写作缘起，刘恕在《后序》中有详细的说明，他认为司马迁《史记》始于黄帝，而包牺、神农阙漏不录；司马光编修的《资治通鉴》为历代史，而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刘恕曾询问他为何不写在此之前的历史，司马光解释说：“前面有孔子写的《春秋》，我不敢续写圣人的史书。”而刘恕却没有那么多的畏忌。他认为不写此前的历史，将会使历史发展出现“缺环”。于是他就大胆而慎重地写了《通鉴外纪》，从而为后人保留了许多有价值、成系统的上古史材料。

《通鉴外纪》为编年体史书，总计十卷，记述了上古包牺以来至周戚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年）的历史包括包牺以来纪一卷，夏纪、商纪共一卷，周纪八卷，具体来说，卷一为包牺以来纪，记叙包牺氏、神农氏、黄帝、帝尧、帝舜即上古传说时代的历史，卷二为“夏商纪”，夏纪记载了从禹以来十七君、十四世，至架亡四百三十二年的史事，商纪则载自成汤灭夏以来三十君、十七世，吃商纣玉六百九十二年的历史，卷三至卷十为“周纪”，记载了武王伐纣至东周、战国前期的历史。西周共和以前，载其世次，自共和元年至周戚烈王二十二年则编年纪事，凡四百三十八年。同时又附有《外纪目录》五卷，年经事纬，简要地标出历史事件，上列朔闰天象，下列《外纪》的卷数，与《通鉴曰录》体例相同，“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纪之，共和以后，则用岁阳岁名而著于上，示相别也。”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有机的整体。

在编纂体例上，该书一遵《通鉴》书局所定，采取的是长编的编修方法，即将分散在《尚书》、《左传》、《国语》、诸子等书的史料，整汇排比，编年纪事，构成一有系统的记述。其主要的特点，取材的范围很广，对古籍所记基本可信的史料，以大字书写，作为正文；对于众说各异、外误杂出及荒远茫昧者，则或者采取分注，或者以小字附录于后，以供研究者参考，在古史年代学上，中国在周代共和行政以前，没有确凿的纪年，刘恕在记述“包牺氏”时即指出：“上古至周厉王无年可纪，而皇甫谧诸儒所纪皆有年，众说差互不同及疑事异端，备列于注，以示传闻异辞，在卷一“包牺以来纪”中，即将“天地开辟”“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越人氏”“女娟氏”“朱襄氏”“无怀氏”“共工氏”等古史传说之事均以小字附录于后，用以表示“传闻异辞”的事迹。

刘恕作为北宋一名“才高和寡”的史学家，由于廉介刚直的性格而不容于世；对读书和做学问的嗜好，又加重了身体的不适，最终导致了刘恕的英年早逝。从其编修《资治通鉴》长编的表现和《资治通鉴外纪》等著作中分析，刘恕的史学特点主要有：

一、学识广博、史学功底深厚、尤长于乱世时代的编纂整理工作，此为当世学者所公认。刘恕为学“自书契以来以至于今，国家治乱，君臣世系：广至于郡国山川之名物，详至于岁月日时之后先，问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泪泪，如道其里间族党之事也”，正因为如此，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选择了他作为主要助手。对于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刘恕经过了三个阶段的了解和熟悉，一是校订《魏书》，二是作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长编工作，三是著《十国纪年》。从其平日的许多言行看，刘恕拟对这些时期有更多的论述，但惜其过早逝世，未能完成此遗愿。

二、史学考证能力突出。刘恕的史学偏重考证查实，纠谬正误，其著书都是皆有事实而不空言，司马光说刘恕著书“皆有稽据可验，令人不觉心服”。刘恕不专守和迷信古人著说，敢于以自己所见所证去推翻古人成说，如晃说之言自己“十余年来始不惑于孟子，为之辨正大端自谓悉矣。及见刘道原说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是尧崩逾年事，不待三年丧毕。其斥孟子甚明，且罪孔安国仍柯之谬。乃大声叹，恨不得道原而在背面师事焉。”刘恕“有疑必决”的精神在《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外纪》、《十国纪年》中都体现得非常明显，其不厌其烦的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料作对比研究，对很多问题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以期最大程度的体现其准确性。正是刘恕这种精于考证旧误，不守成说的精神，对宋代考证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和推动作用。

三、秉笔直书的风格。刘恕所言“史书非若《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对于史学的目的做了明确的说明，然后以此为原则去著书立说。刘恕非常强调恢复古代的纲常伦理，强调正统论，如在写春秋战国时，以已经无所作为的周为主，其余诸侯国皆为辅，并以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来为统治者服务。但他并不因此而故意褒贬历史，如对于尧舜等上古圣人，刘恕不绝对遵从而是从个人考证理解出发，作出评论，有的甚至稍有微辞。

刘恕受父亲影响，深知图书的重要作用，因而亦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他不仅用百金购买散侠之书，而且还亲自抄录人家之藏书，以丰富家藏。他在协助司马光集修《资治通鉴》时，闻亳州宋敏求家藏书极富，堪称第一，连不惜跋涉数百里至其家借抄书籍，宋次道做亳州知府，家里有很多书，刘恕绕道去他家里借阅，宋次道每天为他准备饭食，以主人的礼节待他，刘恕说：“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很耽误我读书啊。”刘恕拒绝了宋次道的招待，把自己关在书阁里，白天晚上诵读抄写，留了十日，看完了宋次道的书然后才离开，眼睛因此而生病。

司马光：①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宋史》引）②当今史学无能出其右者。（《三刘家集》引）③刘恕专精史学，为众所推。（《三刘家集》引）④恕博闻强记，尤精史学，举世少及。（《三刘家集》引）⑤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之末，简策极博，而于科举非所急，故近岁学者多不读，鲜有能道之者，独道原笃好之。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坐听其谈，滚滚无穷，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诸掌，皆有稽据可验，令人不觉心服。（《三刘家集》引）

王安石：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引）

苏辙：博学强记，通三坟、五典、春秋、战国史记，下至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乱得失，纪其歳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异。上下数千载，如指诸左右。其为人刚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尝以语假人，人病之。（《三刘家集》引）

范祖禹：①道原为人重意义，急然诺。（《范太史集》）②道原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小说，下至稗官杂说，无所不览。其谈数千载间事，如指诸掌。道原终身不治他事，故独以史学高一时。（《范太史集》）③道原为人刚毅，一毫不挫于人。（《范太史集》）④呜呼道原，博学强识。海涵地负，富有万物。人所难能，不降色辞。中道而殒，鲜克知之。精明在上，体魄在下。刻诗墓前，以诏观者。（《范太史集》）

黄庭坚：①道原，高安刘氏，讳恕，博极群书，以史学擅名一代。（《山谷集》）② 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籍，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材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覆而不谬。初仕年十八，名重诸公间，负其才不肯折节下人，面数人短长，不避豪贵，诸公皆籍其名，亦不好也。为吏发强老奸宿负，必痛绳治之，一时号为能吏者，多自以为不及也。（《山谷集》）

陈师道：其父道原面数人短长，不避权贵，群居聚语，是是非非，公无所隐。闻者至心掉手失，掩耳疾走，而略不以为意，卒穷以死，而天下归重焉。（《三刘家集》引）

晁补之：①刘凝之与其子道原之词，所谓廉洁不挠，冰清而玉刚者也。（《三刘家集》引）②盖君父子博极群书，道原尤精史学，而皆耿介守义，不偶俗以没，世慕而伤焉。（《三刘家集》引）

张耒：①余既慕公之义，而望其眉宇，听其论议，其是非予夺之际，凛然可畏而服也。（《三刘家集》引）②刘君之贤，非独其信道笃，立心刚，博学洽闻之所致，是得父之风烈焉。（《三刘家集》引）③道原廉介刚直，其仕必欲达其道，不以一毫挫于人者也。方其激于义而作，虽足蹈坎井，手揽兕虎，视之若无见，虽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负经济，大约视其为吏，则严簿书，束吏胥，抚鳏寡，绳豪猾，纎悉曲当，皆可为后世法。其学自书契以来，以至于今，国家治乱，君臣世系，广至于郡国山川之名物，详至于歳月日时之后先，问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决，其言滔滔汨汨，如道其里闾族党之事也。其着书有疑年谱、年谱略、通鉴外纪、十国纪年，惟十国纪年先成，世传之，世以比迁、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自范晔以降不论也。当时司马君实、欧阳文忠号通史学，贯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三刘家集》引）

晁说之：博极群书，兼该百家，得六经之体要，而不为章句。特以春秋之旨，正褒贬，辨邪正，笃名教，厉风节，贱功利，尊王道。其文玉雪崭崭然，不可溷浊者，史官之学也，刘道原是已。（《景迂生集》）②惟庐山刘道原之为人，贤饥寒而不得衣之食之者。（《景迂生集》）

朱弁：刘道原日记万言，终身不忘，壮舆亦能记五六千字。（《曲洧旧闻》）

马永卿：范淳甫学问修身固好，若造理与立事则未至，盖气质弱于刘道原。（《元城语录》）

胡宏：刘道原博极群书，以为古无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之数，其辨甚悉。（《皇王大纪》）

朱熹：凝之之为父，道原之为子，其高怀劲节，有若欧、马、苏、黄诸公之所道，是可谓一世之人豪矣。（《三刘家集》引）

罗泌：刘恕之通鉴外纪，其学浅狭，不足取信。（《路史》）

薛季宣：孟子、檀弓、孟子、刘向、班固、赵岐、司马公、刘道原，皆非无稽而妄作者，记事参错，虽道原亦不能无疑。诸生论古人于数千百载之间，皆有以祛其妄而辨其惑，传道之次，所当尤谨焉者。（《浪语集》）

幸元龙：高安三刘先生，风节文学，炫烂古今，死而不磨。（《三刘家集》引）

陈韔：惟公博学足以通天人，精识足以达今古，穷经防史，贯穿该洽。方将大包宇宙，细入毛发，作为一家之书，以统天人之纪，合今古之变。虽十未成一二，蓋可谓儒者之高选，当世之独步矣。而其耿介劲特，不谐流俗，竟以此不取美官，而中道天命，岂天亦忌其名耶？以名父为父，以名子为子，高节一门，流馨千祀。韔防恩分符，实守公之里，乃新祠宇，以与是邦之士共景仰焉，庶来者或企慕其万一乎！妥灵有祭，不敢不恪。尚飨！（《三刘家集》引）

章定：恕为人彊记博闻，于书无所不览，有史学。（《名贤氏族言行类稿》）

王称：恕为人强记博闻，于书无所不览，有史学。（《东都事略》）

黄震：刘道原博极群书，始跻斯列，若兹清品，宁及凡流。（《黄氏日抄》）

祝穆：刘恕为人强记，于书无所不览，有史学。（《古今事文类聚》）

陈著：况文章如黄鲁直，犹屑坐曹；而学问如刘道原，甘且典务。（《本堂集》）

王应麟：贵而能贫，张文节、司马公有焉。能贱而有耻，刘道原、陈无己有焉。（《困学纪闻》）

胡次焱：宋初以明经进士，则崔颐正。以九经及第，则孔维。辨析经疑，讲明易卦，有若冯元。先列注疏，断以已意，有若刘恕。至若经义名斋，有若胡安定。经术传授，有若蔡端明。此明经中尤表表者。（《梅岩文集》）

黄仲元：作通鉴，刘道原之力居多，而是非予夺一出光手。（《四如集》）

周密：道原以史学自名。（《齐东野语》）

谢维新：为人强记，博闻于书，无所不览。（《古今合璧事类备要》）

金履祥：司马文正公光作《资治通鉴》，秘书丞刘恕为《外纪》，以记前事，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不足以传信。（《元史》引）

蔡正孙：刘恕有学问，性正直。（《诗林广记》）

程端礼：如刘道原者，冐原讲证结，乃宋末剽窃敷演，所谓经贼之，不能尽革。（《畏斋集》）

脱脱、阿鲁图等：①恕为人重意义，急然诺。（《宋史》）②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宋史》）③恕为学，自历数、地里、官职、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牍，皆取以审证。（《宋史》）④家素贫，无以给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宋史》）

张光祖：刘道原为人刚毅，时王介甫权震天下，人不敢忤，愤愤不少屈。（《言行龟鉴》）

李贤等：①潜心书史，发奸摘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明一统志》）②博学能文。（《明一统志》）

张鸣凤：善说经义，尤精史学。（《桂胜》）

陆深：宋儒中有史学者，尝著自讼文，以为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其悔过之勇，自知之明，实前贤之高尚。（《燕闲录》）

孙承恩：若宋之陈巽、刘恕，国朝之余鼎，皆星子产也，而又乌知今则无耶？（《文简集》）

何良俊：刘道原恕日记万言，终身不忘。（《何氏语林》）

归有光：宋世号称文盛，当时能读史者，独刘道原。（《震川先生集》）

凌迪知：博学强记，笃好史学。（《万姓统谱》）

胡应麟：诸史之文，汪洋浩瀚，材质所诣，咸自名家。有博于正史者，有博于杂史者，有博于古史者，有博于今史者。左氏、马迁、班固、范晔诸人，博于正史者也。刘向、崔鸿、髙峻、乐史诸人，博于杂史者也。谯周、苏辙、刘恕、罗泌诸人，博于古史者也。蒋乂、苏冕、王珪、李焘诸人，博于今史者也。（《华阳博议》）

彭大翼：日记万言，终身不忘。（《山堂肆考》）

张自勋：温公修通鉴，史事纷错者，皆刘道原名恕任之。（《纲目续麟》）

钱谦益：史氏之难也，庐陵、涑水五百年不易遘，刘道原、徐无党之流，天亦靳而生之耶？（《牧斋有学集》）

朝鲜王朝大臣宋时烈：一毫不妄取于人。（《宋子大全随劄》）

黄宗羲：先生强记博闻，于书无所不览，精史学。（《宋元学案》）

潘永因：刘恕字道原，以史学自名。（《宋稗类钞》）

叶方蔼等：发强擿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恕为人重意气，急然诺。（《御定孝经衍义》）

徐乾学：和川令刘恕，博闻强记，于书无所不窥，而史学尤精。（《资治通鉴后编》）

朝鲜王朝儒学家林泳：刘道原之雅操，不坠西涧之家风。（《沧溪先生集》）

陈梦雷：刘恕少颖异，书过目成诵。（《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汪森：善说经义，尤精史学。（《粤西文载》）

朝鲜王朝大臣金楺：刘恕，字道原，刚直士也。当王安石用事，呼吸成祸福，而恕独奋厉不顾，直指其事。（《俭斋集》）

朝鲜王朝大臣李万敷：刘道原家极贫，然一文不妄取人。（《息山先生别集》）

金鉷等：性喜读书。（《广西通志》）

李卫等：英宗时为巨鹿主簿，发奸摘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畿辅通志》）

朝鲜王朝大臣柳道源：古所谓冰清而玉刚者，不独刘道原父子也。（《芦厓集》）

纪昀等：三世并刚直有史才，而恕最优，司马光称其博闻强记，细大之事皆有依据，诚公论也。（《钦定四库全书》）

毕沅：和川令刘恕，博闻强记，于史学尤精。（《续资治通鉴》）

朝鲜王朝大臣徐滢修：刘恕枉道借人，而不失为汉宋名家，苟有志者，岂系书籍之有无乎？（《明皋全集》）

和珅等：①为和川令，发强摘伏，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大清一统志》）②出知翁源县，居官卓然有声。（《大清一统志》）

朝鲜王朝大臣黄德吉：有如刘恕，酷信荒古，著通鉴外纪，始有盘古天皇、地皇、人皇之说。（《下庐先生文集》）

朝鲜正祖李祘：刘恕枉道借人，而不失为有宋名家。才学之成就，在其人之立志如何，岂系书籍之有无乎？（《弘斋全书》）

朝鲜王朝大臣卢相稷：刘道原名恕，家贫一毫不妄取于人。（《小讷先生文集》）

刘恕做学问，从历法、地理、官职、族姓到前代的官府公文，都拿来考证。为求一本书不惜远走几百里，亲自到那里去读并且手抄，几乎废寝忘食。刘恕曾和司马光一起游万安山，道旁有个石碑，读那碑文，原来是记载五代许多人们不知道的将领，而刘恕能说出他们的生平，回去查验古时的史料，刘恕所说的都是真的。

熙宁年间，王安石独秉大政，推行新法，司马光等反法态度逐渐坚决，成为反法派的领袖人物，而刘恕对新法的态度也与司马光如出一辙。王安石因与刘恕有旧，起初深爱其才，欲引刘恕修《三司条例》，刘恕以“不司金谷”为由力辞，王安石也未因此责怪他。等到吕诲引罪知邓州，刘恕往见王安石，当面用激烈言辞指责新法不合众心，由于刘恕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坚决，两人至此绝交，刘恕面折王安石的刚毅为时人所称道。

刘恕家境清贫，但一毫也不妄取于人，熙宁九年（1076年），刘恕从洛南回来，当时正是冬天，家里没有防寒的物品。司马光把衣服鞋袜以及旧的被褥送给他，他没有得到推辞的机会，勉强接受而告别，等到走到颍州，把物品包裹起来都还给了司马光。

刘恕好揭人之短，他自己也知道。每每自讼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并曾做文以自警，但就是始终改不掉这个习惯。

刘恕生前单独完成了魏纪、隋纪和五代各纪共135卷，占《资治通鉴》的45%。另著有《十国纪年》42卷，《疑年谱》、《年略谱》各1卷，《资治通鉴外纪》10卷。

脱脱、阿鲁图等《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列传第二百三》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十八·秘书丞刘君墓碣》

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三·刘道原墓志铭》

王称《东都事略·卷八十六下·刘恕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