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香港九龙开设东南纱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49年底回到大陆，出任大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安达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1951年，在黄炎培介绍下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其后曾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委员等职。

1956年出任江苏省副省长。

1959年任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同年又任民建江苏省主任委员。次年，出任民建中央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文革”后，于1977年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8年3月8日在南京逝世。

刘国钧父亲是乡间塾师，他自己幼时接受蒙学教育，但7岁时父亲因科举失意、名落孙山而患精神病，家境破败，刘国钧年少时就得为家庭的生计打拼。“问我平生少时苦，一生学费钱八百。”刘国钧本名金生，但是在成为奔牛镇首富之后，他有了更多的抱负，厌烦本名“刘金生”，他对父亲说：他再也不能为金而生，而是要为国而行，要改名。父亲反复推敲，取白居易诗“为问三丞相，如何秉国钧”，改其名为刘国钧。

他从15岁起就背井离乡、闯荡江南，仅用了13年就成为武进奔牛镇首富。后又弃商从工，艰苦创业，先后创办大纶织布厂、广丰布厂、广益布厂、广益染织厂等，收益颇丰。刘国钧于1930年集资创办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公司，这是蜚声海内外的大成企业帝国的开端，从此，他真正踏上了创造纺织工业“罕见奇迹”的征途。

刘国钧总能在工厂的运营中发现痛点，及时革新。比如1923年，刘国钧聘请上海锦昌铁工厂陈清鉴，把广益染织厂手拉织机改成脚踏织机，生产效率增长两成。1934年春，刘国钧重金聘请日本割绒工人来华传授割绒和磨刀技术。两三年间，他开创了中国民族纺织工业中最早生产丝绒、灯心绒成功的先例。

在1930年到1937年的8年时间，大成公司由1个厂发展到4个，1万枚纱锭发展到8万多枚，260台织机发展到2557台，印染能力从零发展到日产5000匹，注册资金从50万元发展到400万元，八年翻了8倍。

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在纺、织、印、染领域只经营其中的一个部分，至多是纺、织或印、染联营。染色与印花作为棉纺工业的一部分，比例很小。日本等垄断资本抓住中国民族纺织业这一弱点，压低棉纱、坯布价格，抬高色布价格，来达到扰乱市场，打击中国棉纺业的目的。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纱厂纷纷倒闭，中国民族纺织业处境艰难，风声鹤唳。然而刘国钧的大成却能独树一帜，逆势而上。

刘国钧竭力主张以外商作为竞争对象，尤其是日本。他认为单纯地抵制日货是治标之策，只有做大做强民族工业，才能真正抵制日货。然而，现实制约我们的技术远不如人，装备远不如人，管理还是远不如人，我们拿什么跟别人竞争呢？唯一的途径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从1924年到1935年，刘国钧曾四度赴日本考察，每次回国后均有革新之举。比如，1924年他第一次赴日，发现“日商之优，在于成本低。其要旨是管理注重实效，工序安排科学，节约费用物料。”于是回国后在广益全面推行“筒子纱”工艺，大力引进日本丰田新式自动电动织机，促使广益成为当时常州最先进的现代化布厂。第二次赴日是1931年秋天，创办大成纺织染公司翌年，正是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前后，他被许多工厂拒绝参观，吃了不少“闭门羹”。即使如此，刘国钧仍认识到“染而不织，织而不纺，一遇交通阻碍或市场波动，原料一旦中断，生产势必停顿，只有发展纺织、印染全能企业才能与外商竞争。”于是，他果断将广益染织厂并入大成纺织染公司，发展全能企业。

1953年9月，刘国钧作为常州民主建国会主委，被中央统战部邀请到中南海，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讨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南海的红墙让人倍感神秘与庄严，刘国钧到过北京很多次，却从没想到自己会走进中南海。

刘国钧对于政策与形势尚把握不准，会议一结束，立马就去拜访了他的老友、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黄炎培教了他四个字“与时俱进”，一语惊醒梦中人，刘国钧醍醐灌顶，公私合营定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他心想，我何不顺势而为做个表率呢？

返回常州后，刘国钧马上开始酝酿申请公私合营，为了成为最早一批实行公私合营的人，他穿梭奔波于上海、常州之间，与大成公司每位董事、监事进行磋商。12月15日，青果巷八桂堂，大成公司在此召开董事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申请公私合营的议案，随即向常州市人民政府递交了申请。

可是，落实公私合营的路上还有一只“拦路虎”。按政策规定，公私合营时公股的比例不能低于15%，那么政府就需要向大成公司投资250万元，这笔钱需由中央和华东局加拨，否则大成公司的公私合营计划就会推迟甚至落空。在此关键时刻，刘国钧挺身而出，表示不需要国家一分钱投资，用自己的私股与南通大生公司的公股调换，如此一来，公股比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954年6月1日，大成公司正式签订公私合营协议，成为江苏省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刘国钧心潮澎湃、兴奋不已。

“平生学费不盈贯，事业从来仗众扶。”刘国钧晚年写的自传总结诗中把自己事业的成功归结为大家的功劳，既体现了他为人谦逊的高尚品质，也反映出他知人善任的用人之道。

刘国钧最早的一位助手华笃安，资历不高，没有大学文凭，14岁在武进电气厂当学徒，21岁任发电厂主任，因与领导意见不合愤而辞职。刘国钧听闻此人，立即要以总稽查的名义下聘。有人建议要考察，刘国钧却对他青眼有加，评价他：“这人只有6年书底，竟能21岁做电厂主任，可见这人的天分；敢于据理与总经理抗争，可见这人的刚直与忠心；辞职后这么多人挽留，可见这人的德性与人缘。”

刘国钧接管大纶久记纱厂后，当时2000多人的工厂没有一位工程师，只有日本纱厂的一位老师傅。公司老厂设备陈旧，棉纱质量不过关，刘国钧满脸愁容、求贤若渴。他读到陆绍云著《纱厂标准工作方法》，拍案叫绝，立即派人寻找、重金聘请此书作者，答应给其年薪5000元，而当时刘国钧本人月薪才240元。

査济民于1933年到大成二厂任技师、染部主任，在厂屡有建树，因自身德才而见爱。他在大成二厂工作期间，深得刘国钧器重，还被送到日本京都染织厂实习深造，在染织方面卓有成就。他后来还成为刘国钧先生的东床快婿，与刘国钧爱女刘璧如结为秦晋之好。

刘国钧看人重在实质，不光看文凭、资历和身份，更看重本人的德识才学，所以才能在身边团结一批善经营、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帮助他实现事业的突飞猛进。

刘国钧接管大纶九记纱厂之初，厂内经营腐败、管理不善，实行“工头制”。工头大多为地头蛇，他们封锁技术，操纵工人聘用程序，对改善工厂管理制度、采纳新技术、发展生产都极为不利。刘国钧坚决革除积弊，创新管理制度，提出“必须废除工头把持之恶例，集中进退工人之权利于人事部直接管辖之下。”

刘国钧在生产经营中致力于制造质优价廉的名牌产品。为降低成本，他亲自下车间力抓“三个老虎”，即白老虎（棉花）、花老虎（花色）、黑老虎（煤炭）。为提高质量，他伪装成浆纱工进入英商怡和纺织厂，偷偷观摩学习浆纱技术，被外籍工头发觉，差点遭到毒打。此外，刘国钧致力于打造品牌，《大成公司档案史料文献》一书记录的大成纺织染公司使用过的商标多达32种之多，“蝶球”“六鹤纱”“大成蓝”“双兔”“英雄”等品牌在当时市场上颇受欢迎。

刘国钧在管理企业职工方面也颇有建树，提出了“工管工，工教工，工人自治”等崭新理念。他经常对工人说：“我们厂就是个社会，进了厂就要安心工作，要食于斯、居于斯、老于斯、葬于斯。”他在厂内兴办食堂、宿舍、保健站、幼儿园、子弟小学，也为青年工人举办集体婚礼，甚至还建造了一座功德堂，职工去世后可葬于大成出资兴建的大成公墓。虽然当时并不完全从工人角度出发，但这些举措的确大大提高了工人的福利水平。

2024年8月28日上午，江苏省靖江市刘国钧实业思想研究会成立。研究会致力于深入学习“中国纺织大王”刘国钧先生的人格思想与奋斗密码，引导广大企业家、知识分子以实干担当时代重任，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靖江新实践提供有益借鉴和生动启示。

刘国钧先生实业报国、敢为人先、忠信笃敬、情系乡梓的品格，已经成为靖江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靖江市委书记、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张长平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