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畏对广西较熟悉，加上他经验丰富，知识面宽，做好下层军官及士兵的工作，对广西兵运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他参加了张云逸指挥的消灭土匪头子熊镐为队长的南宁警备第三大队的战斗。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爆发后，建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形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何畏在红七军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参加了消灭地方豪强及地主武装，抗击国民党部队进攻等一系列战斗。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领会上级意图及判断敌情都很快，经常出克敌制胜的建议，是红七军有名的“拼命三郎”和“小诸葛”。何畏也因参加广州起义后参加百色起义，成为我军为数不多的参加两次著名起义的将领。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离开广西，开向中央苏区，于1931年7月抵达中央苏区，归入红三军团。为发展壮大地方武装，红七军拨出80余支枪，在江西上崇县组建了西河红色独立营，由何畏任营长，不久任上猷县红色独立营长。

1932年10月，何畏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斗争，西征转战，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师长，成为红四方面军一员猛将。

1933年7月， 红四方面军在入川后击败川军的三路围攻，力量迅速发展，遂对部队进行改编，编为四个军，即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红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和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1933年11月又将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共辖5个军，总兵力达8万人。

1935年6月28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下达了向松潘及西北地区前进的行动命令，将整个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及岷江、懋功两个支队和一个后方警备部队。懋功支队何畏为司令员兼政委。6月29日，中革军委在两河口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其中懋功支队由何畏率领二十七师共四个团，留驻夹金山南、巴朗山东之达维、懋功、丹巴河东岸及崇化地区，掩护我军北进作战及其后方。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这也反映何畏是红四方面军最重要的几位将领之一。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决定，把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任命倪志亮为校长（未到职），原红九军军长何畏为政委，刘少奇兼政治部主任，李特为教育长，莫文骅为总支书记。红军大学随右路军行动。

红一、红四方面军及红军大学分开后，1935年10月初，经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提议，红四方面军在卓木碉（今四川省马尔康县脚木足）又组建了新的红军大学，刘伯承兼任校长，何畏任政治委员，该校后并入在陕北成立的抗日红军大学（即后来的抗大）。

1937年4月19日深夜，何畏带着警卫员悄悄离开延安，也脱离了革命队伍。此后，何畏的名字在红色历史上消失了。

关于何畏的结局，有三种说法。

说法之一，何畏1937年到西安治病时叛变，加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任中统专员，1949年解放前夕被抓获处决。

经历过长征的成仿吾在《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中说：张国焘出走后，成为国民党中将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而其实际身份则是“军统”少将特务、“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及国民党中组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

相仿的还有“中共一大代表丛书”中的《张国焘》一书（作者张树军），称：“张国焘叛逃后，何畏步他的后尘，投奔国民党，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扣押。在被扣押期间，何畏致函张国焘求救。张国焘拿着何畏的求救函去找戴笠，乞求戴笠将何畏接到重庆来共商反共大计。戴笠虽表示同意，但仍拖了半年之久才将何畏释放。何畏见到张国焘后，也做起了国民党的特务。”这段描述更加详细了一些，不过，仍存有许多疑点。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收录有何畏的条目，称：何畏于1937年到西安治病时叛逃，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任中统专员，又于1949年解放前夕被抓获处决。

说法之二，何畏转入中统也未得志，于是每日携带白水一壶、馒头几个，在图书馆埋头苦读与中国农业有关的书籍，日后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投江自杀。

说法之三，何畏解放后回乡务农，死于1960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中。

近年来，海南《椰城》等杂志刊登了介绍何畏建国后在家务农的情况的文章。据这种说法，何畏长期离家参加革命工作，他在马来亚的原配夫人曾国彩没有生活依靠，只好带着长子何达梧回海南博鳌后塘村老家。1946年，曾国彩接到何畏从广州寄回家乡的信，说他现在广东省救济院安老所，并已娶罗明新为妻，生有一男一女。

1955年，何畏因与罗明新发生纠纷，离开了罗明新，回到阔别几十年的老家，同原配夫人曾国彩和儿子何达梧一起生活。在老家期间，何畏一直沉默寡言，从不透露在外几十年参加革命工作及其生活经历的丝毫情况。何畏在村里当义务教师，协助扫盲工作，曾教孙子及村民唱《东方红》、《国际歌》等歌曲。何畏从教拼音开始，教村里的青年们学讲普通话。何畏吃苦耐劳，曾经跟村里的人做过木工、泥水工，干活很踏实，从无怨言。何畏爱读书，甚至连上厕所都看书。他平时沉默寡言，从不谈论政治，不流露其身世和经历。何畏的儿媳钟家蓉说：粮食紧张时期，他曾经教村里人摘“革命菜”充饥。

1960年，整个中国都感到粮食紧张，到处都有饿死人的事情。由于饥饿，何畏食用了煮熟的蟾蜍，结果中毒而亡，享年60岁。何畏出殡那天，村里的人都来参加送葬，那些老人至今仍记忆犹新。

何畏由于受到张国焘的器重，颇为专横跋扈。何畏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不少人对他有意见，但是因为张国焘很赏识他，大家也拿他没有办法。

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中，何畏以性格暴躁而闻名。何畏是海南人，别人很难听懂他的方言，为此连换几任参谋。后来还是作战参谋周希汉（后来成为共和国中将，海军副司令员），他细心琢磨何畏发音规律，一星期即能听懂何畏的广东话。何畏大喜，逢人便夸 ：“这小子他妈的是天才！”红九军一次战斗失利，何畏迁怒于时任军部作战科长的周希汉。周希汉也是不服输的性格，他当场和何畏顶了起来。何畏勃然大怒，吼道 ：“老子毙了你！”他随即从腰间拔出手枪，连发五弹。周希汉侧身站立，并不躲闪，结果毫发无伤。周希汉说：“何畏枪法不行，老子命大。”何畏笑着说 ：“老子不过吓吓人，哪舍得真打。”

何畏虽然性情暴躁，但是也颇为细心。周希汉被何畏罚打了二十军棍，送进医院疗伤。刚过几天，何畏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头了，特意到医院看望并交代医院政委董贤映 ：“对周科长要特殊照顾好。给周科长炖一只母鸡，没有就到老百姓那里去搞。”刘伯承曾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由于身体不好，何畏派人给他送来50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刘伯承却一块都不收，并写信婉言谢绝。

1989年《文摘报》曾刊载过稿件《他曾向毛泽东、周恩来开枪》，说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8月4日，党中央在四川毛儿盖召开会议，张国焘向何畏使了个眼色，何畏竟掏出手枪向对面的毛泽东开枪，徐向前把何畏的手枪往上一推，子弹打在房顶上，留下一片密密麻麻的弹孔。但它是作者编造出的假故事。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记载，党中央毛儿盖会议是1935年8月20日召开的，而刚刚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周恩来此时却因患阿米巴肝脓肿未能参加中央召开的这次重要会议。

《他曾向毛泽东、周恩来开枪》发表一个月后，徐向前元帅看到这篇文章，立即以“徐向前同志办公室”的名义致函《文摘报》：“徐向前同志看了《他曾向毛泽东、周恩来开枪》一文，感到十分惊讶。文中所述何畏开枪一事完全是无中生有。何畏从没有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谈不上有开枪之事。徐向前同志说，对待历史要采取严肃的态度，决不能随意编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