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琉璃光寺五重塔立面

整座塔的建造模仿了比室町时代早6个世纪的平安时代 “和样建筑”(注1) 的古朴样式， 不施色彩， 装饰极少，充满了纤细优美的贵族气息。 可以说这是一座当时的仿古建筑， 史料上并没有关于塔的建造年代的记载， 仿古手法的使用无形中给推定塔的建造年代带来一定困难。 但是任何建筑都不会不受时代的影响。 在塔身内部， 底层有一圆形的榉木须弥座， 为中国传来的 ”唐样（禅宗样）风格”。 同时， 二层勾栏望柱柱头为唐样的逆莲柱， 雕刻细腻， 模仿了中国宋元江南地区的柱头样式。 这在日本的塔中为绝无仅有的例子。 可以看出， 尽管设计手法上使用了平安时代日本化的和样建筑风格， 但在某些细节上仍不能不反映出室町时代受中国禅宗强烈影响的特征。 其建造年代的时代感在这些细节中体现出来， 客观上提供了推定建造时间的证据。 大正5年(1917年)塔解体大修时， 在构件内发现了嘉吉2年（1442年）留下的墨迹。 从手法与时代背景上推断， 嘉吉2年正是建造年代。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塔的建造代表了什么？翻阅史书是一项繁琐又苦中有乐的工作。 开始， 我的半生不熟的日语也给阅读带来麻烦。正是这样， 无形中拖长了苦乐参半的时间。而 在这中间， 夹杂的思考的时间也加长了。各种信息与知识渐渐归拢到一起， 形成了写写那段历史的愿望。

琉璃光寺五重塔是为了保存在“应永之乱”中战死的大内义弘的菩提而修建的。 现址的琉璃光寺原为香积寺。 江户时代移筑至秋市。 当时五重塔亦准备解体移建， 在山口市民的强烈反对下， 才得以在原址保留。 后在香积寺的旧址上， 修建了这座琉璃光寺，成为现在的样子。图2：奈良法隆寺五重塔立面，平面，剖面

嘉吉2年是“应永之乱”后第40个年头， 大内义弘已战死多年， 而至16世纪才渐渐衰退的大内文化作为室町文化的组成部分，此时正是鼎盛时期。

日本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始于平安时代， 室町时代是封建社会的中期。 室町时代初期约60年， 幕府与以天皇为中心的南朝互相对立， 称为“南北朝时代”( 1336-1392年)。 室町时代的后期， 约一个世纪的时间， 社会大动乱， 被形象的称为“战国时代”。 在整个室町幕府时代， 政局相对安定的， 仅有1392年足利义满稳定室町幕府后的约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 政局稳定之时， 必有文化的繁荣发展。 文化史上， 区别其他时期的文化， 称这一时期的文化为“室町文化”。 这是一个将日本传统的宫廷文化与以禅宗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兼收并蓄， 产生了新文化的时期。日本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日本民族文化的诞生时期”。

自9世纪末， 日本停止 ”遣唐使” 的派遣后，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往日趋减少。 至宋王朝统一， 日宋交通贸易日渐兴盛， 僧侣往来日益频繁， 宋文化再度传入日本。 禅宗于南宋时达烂熟时期， 日本蒙受南宋禅宗的影响势在必然。此时为镰仓幕府时代。

佛教传来后， 相对于文学与美术从来都保持着优越的地位。 但到了室町时代， 它的优越性较镰仓时有所下降。 由禅的影响产生的茶道， 插花， 水墨画， 禅宗样庭园艺术等， 此时已从贵族的宫廷中走出， 成为渐渐贴近生活的艺术了。 书院造建筑(注2)， 茶道， 插花， 枯山水庭园， 能乐等现代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并流传至今的。 除此之外， 与现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各种习俗也多源于这个时期。 例如， 由一日两餐改为一日三餐； 例如， 木棉的栽种推广后， 和服的用料从麻改为木棉纤维； 例如， 原来只在寺庙, 尤其是禅寺中食用的豆腐等中国食品， 在此时进入寻常百姓家。 在建筑上， “禅宗样建筑” 成为时代的特征。它源于中国宋元江浙一带的建筑样式。 宋元禅宗文化对日本建筑影响的反映。 特点是使用精致的木材， 不加色彩装饰， 雕刻细腻线条柔和；屋顶坡度陡， 檐口向上翘起， 外形细腻优美， 给人洒脱感。图3：京都醍醐寺五重塔立面，剖面

1378年，足利义满移居京都室町的新将军府， 开始了以“室町幕府”为名的统治时代。 此时, 在协助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中战功卓著的大内义弘，已是统领周防， 长门等6国（包括现在的山口县， 北九州的福冈等地）的守护官。 无论是政治， 军事， 经济实力上， 还是文化上， 都是当时日本境内相当发达的地区。 日本同当时中国明朝的海上贸易， 就是由博多（今福冈国际机场所在地）和下关（今山口县下关市）为基地的， 这里是当时日本对外贸易的窗口。 而大内氏则全权管理日明贸易， 其权力和经济实力可想而知。 室町中期政局相对稳定时代， 行武出身的各地守护官开始了对文化的关注。 他们一方面仰慕京都中央文化， 另一方面为了增加自身的素质和威信， 也为了提高地区文化水平， 纷纷修建寺院， 从京都招募人才。 在这中间， 大内义弘统领下的周防山口市，因最早引进中央文化， 此时已成为高僧云集， 文人墨客往来不绝的文化都市， 以高水准的大内文化著称， 有“小京都”之誉。

大内氏占尽得天独厚的优势， 野心渐渐膨胀， 终于于1399年（应永6年）举旗叛乱， 史称“应永之乱”。 此时， 足利义满虽已隐退出家， 但仍然垂帘听政。 在平息“应永之乱”的战斗中，大内义弘战死疆场。 为了纪念大内义弘并供奉他的菩提， 其弟大内盛见在香积寺建了一座五重塔。 五重塔就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尽管建造者希望它显得端庄古扑， 尽管它极力模仿以京都奈良为中心的中央文化的形象， 它的身上毫无疑问的刻上了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征。

古建筑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均衡优美的外表， 对现代建筑的启示尤为珍贵。 在这期间偶然看到一个关于现代高层建筑抗震设计的电视节目。 这种设计的启示正是来自木塔的结构。

日本是风景优美的国家， 同时这块美丽的国土也是暴虐的土地。 作为多地震国家， 在古代建造高塔又要做到防震抗风极为不易。 为此， 在学习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式样的同时， 日本人又结合本国的地理条件改进了结构方式和维护方式， 使木塔完好保留至今。 充足的木材资源及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隼卯结构本身起到的抗震抗风的作用，是日本古代建筑在结构和装修上始终使用木结构的原因之一。 在此基础上， 日本木塔的平面采用了增加一根通心柱的形式（这种形式多见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塔楼）。 支持塔体的结构柱中， 只有通心柱直接插入地下， 其余柱子都是放在“浮于”地面的石头上。 整个塔好比一把插在地上的伞。 地面下的震动传来， 破坏力通过通心柱传到塔顶， 在塔顶通过结点被分解成了无数个分力传开， 震动就这样化整为零 ---- 很久以前的人们就已经知道使用微积分的原理了。 浮于地面的柱子则由于共震, 也将力对塔身的破坏降到最低。 受到古代木构建筑结构的启发， 在日本的现代建筑中， 也大量使用了“浮动地基”和通心柱的结构方式来起到抗震的作用。

“日本的文明， 与其说是创造， 不如说是选择了模仿的道路。”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 但同时应当看到的是， 日本建筑是在与中国很不相同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历史上， 日本在隋唐和宋元两次大规模输入中国文化后， 都有自我消化吸收的所谓“锁国时期”。 尽管日本建筑文化的主流源于中国建筑体系， 也尽管日本建筑的发展与演变不断的受到中国建筑的影响。 但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 必有其民族的特色。 不同的自然条件与文化环境造就了日本建筑独特的气质与风格。 明治维新后吸收欧洲近代文明， 创造了现代经济奇迹的日本人， 也正是曾经吸收了唐宋文化的日本人。 在接受大陆文明后， 文明起步远晚于中国的日本， 建筑的发展却在相对而言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中国用了漫长岁月所取得的发展和进步， 并走在中国的前面， 跨入了现代建筑的行列， 探索出独特的日本现代建筑之路。 这其中不无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东西。

故事未必惊心动魄， 亦或感天动地。 所有的故事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平凡的浪花。大浪淘沙， 个人功过早已无从评判。 书写历史的人们不留姓名， 只给我们留下那些艺术珍宝作为历史演进的证据永留人间。 历史跟随着人类的脚步， 艺术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历史与艺术， 艺术与生活总是这样交织在一起， 永远有神秘的魅力， 永远有揭不完的迷。 关于建筑艺术， 国人总有“道”“器”之争。 我总以为， 从形而下的建筑开始， 去解读其背后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环境， 当我们贴近艺术， 贴近历史的同时， 也就渐渐贴近了那不可道之道。

2001年3月于日本

注1. 和样建筑── 其本质是唐代建筑样式的日本化。 公元894年， 日本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 此后300年为日本的 ”国风时代”。 在建筑上， 这是个奈良时代所产生的唐风建筑日本化的时代。建筑风格从浑厚雄大的唐风， 趋向纤细优美的贵族化风格。（图4为央视纪录片《法门寺》里的唐朝宝塔复原图，现存的法门寺复原塔为明代塔的造型。）

注2. 书院造建筑── 室町中期发展出的住宅建筑样式。 基本形式是， 住宅有了入口（玄关）和内室（书院）的区分， 由地板的高差划分。各室之间由纸拉门和纸窗等划分。屋顶有天花， 室内的地板铺设榻榻米。 纸拉门上绘有装饰画, 屋子的一面设有“床的间”(用来挂装饰用的水墨画或书法作品)和“棚”(类似博古架，放置珍贵的瓷器等工艺品)。 书院的面前建有庭院， 可坐在室内拉开推拉门欣赏， 也可以从这里进入庭院。 日本现代住宅中的“和室”基本就是保留这种样式。

佛教传入日本约在公元7世纪中叶，这时日本的社会还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在以后的两百年间，主要在大唐时期，日本为求国家统一和巩固大豪族的封建等级制，便大量吸收中国的封建典章制度，包括文化和艺术。所以法隆寺及其五重塔已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早的物证。（大唐建筑样式及风格参见史诗纪录片《大明宫》与央视纪录片《法门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