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0年，乔治二世去世，乔治三世登上王位，成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王。这时英法之间的七年战争尚未结束，英国内阁受控于威廉·皮特与纽卡斯尔公爵建立的辉格党，国内也正处于反对辉格党专权的保皇主义以及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时期。从小在英国长大的乔治三世又经常被其母亲教导——要做一个掌握权利的真正国王，所以他对辉格党的掌权感到不满。他将首相视作国王意志的传达者，想要改变内阁仅仅只是名义上的“国王的臣仆”之称。

登位之初，乔治三世以英国人的身份向议会发表了就职演说，淡化了自己与德国汉诺威的关系。即位之后，乔治三世秉持“恢复王权”的思想，开始组建“国王之友”派政治力量，以实现王权的集中做准备。当时由于辉格党的长期执政使得英国长期处于连年战争的状态，招致当时的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不满，进一步增加了支持国王的力量。18世纪上半叶的王政复兴思潮也为乔治三世复兴王权提供了话语基础，一些失势的保王党和托利党贵族发表言论或著书立说表达对辉格党的不满，希望借助君主的力量改变这种局面。

乔治三世于是在维护国内政局稳定的前提下，采取步步为营、逐个击破的方式来摧毁辉格党的优势局面。1761年，乔治三世任命自己的私人教师布特为内阁国务大臣。这时辉格党内部在战争政策上出现了分歧：财政大臣纽卡斯尔公爵主张进行和平外交，而国务大臣皮特则主张通过战争来开拓英国的海外市场。新晋的国务大臣布特入阁后便宣布来了自己反战的立场，与纽卡斯尔公爵形成联合。最后孤立无援的皮特于同年10月5日辞职。内阁长期被辉格党两大派（皮特派和纽卡斯尔派）联合控制的局面宣告终结。

虽然纽卡斯公爵与布特都赞成停止对外战争，但两人对何时停止战争产生了分歧。由于国王乔治三世支持布特，内阁多数成员为讨好国王也都站到了布特这边。1762年5月，纽卡斯尔公爵因受到排挤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位。之后布特被任命为内阁首相，布特内阁成立，标志着辉格党的优势开始终结，也是乔治三世确立个人统治的第一步。

之后乔治三世为了控制议会两院，将贵族册封权和官职任命权用到了极致。乔治三世开始不断册封自己的亲信为贵族，安排他们进入上议院，又在下议院培植忠君势力；还不断在内阁里任命自己看中的官员。乔治三世通过对政府及议会两院的控制，初步建立起了个人的统治，在议会中造成了一个“国王之友”派。内阁中少数存在的辉格党人士在思想上也开始向‘国王之友’派转化”。之后，内阁中多为忠君且无党派的贵族，以及一些主张强化王权的托利党贵族，在这一阶段，辉格党失去了对内阁的控制。

布特政府的上台与下台

1763年，乔治三世代表英国与汉诺威王朝、法国、西班牙签订了结束七年战争的《巴黎和约》，标志着英国不仅在欧洲、也开始在全球建立霸权。由于长期战争国内财政不堪重负，首相布特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不断开征新税，结果引发了英国各界不满。尤其是开征“苹果酒税”（Cider Tax）更是将全国性抗议浪潮推向了顶峰。各界人士纷纷抗议，辉格党也在议会中发起反击，抨击政府税收政策。这暴露了布特内阁缺乏内政问题上的处理经验。尽管《巴黎和约》的签订体现了他在外交上的能力，但迫于巨大的压力，布特还是在1763年4月辞去了首相一职，布特内阁就此垮台。这是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一次挫败，也让乔治三世认识到，内阁首相必须要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并能得到议会的支持。因此在内阁首相的人选问题上，乔治三世须得抛弃党派偏见，支持愿意遵循君主意愿的人出任首相，并在辉格党派中寻找盟友。在1763年-1766年间，乔治三世先后遴选辉格党贵族乔治·格伦维尔（George Grenville）和罗金汉（Rockingham）担任首相。

格伦维尔曾在布特政府中担任国务大臣，支持布特的税收政策，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最终，格伦维尔赢得了乔治的信任，成为内阁首相，组建内阁。新内阁上台后依然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内政方面，议员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借助《苏格兰人报》（North Briton）攻击王权及“国王之友”政府，辉格党人随后推波助澜，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这一事态的发展最终造成了威尔克斯事件以及“圣乔治广场屠杀”，使得人们开始反感王权的滥用，也开始关注制度层面的缺陷和漏洞。外交方面，为应对战争带来的财政亏空及国债增长，政府开始变相向北美殖民地征税来缓解英国内部的财政危机。1763年出台了《糖税法》（Sugar Act），准备对美洲的食糖贸易征税。殖民地人们认为糖税违反了“无代表权不纳税”的精神，是暴政的前奏。但英国政府不仅不妥协，反而通过了《驻军法》准备向北美派驻1.2万军队，以防法国以及印第安人的威胁。又以驻军费为由增加了《印花税法》（Stamp Act），结果引发了殖民地的抗议和联合抵制。最终由于议会中罗金汉等反对派的活动，促成格伦维尔政府垮台。

1765年，辉格党纽卡斯尔派的新领导人罗金汉奉命组阁。罗金为扩大政权基础，邀请在辉格党中影响较大的前首相皮特入阁，但皮特因不愿在内阁中处于从属地位而拒绝。罗金汉上台后对北美殖民地采取怀柔政策，废除了《印花税法》，但这一举措引起政府分裂。乔治三世也意识到了罗金汉派力量薄弱，无法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政府。为解决内阁的分裂局面，乔治三世被迫与皮特派举行了一次有关组建新政府的“谈判”。1766年7月，乔治三世与皮特达成组阁协议，罗金汉政府被迫解散。

由于皮特的党派观念较为淡薄，他期望组建一个只看个人能力以及是否忠于君王的“超党派”政府。基于这种理念，皮特的新内阁成了一个涵盖不同政治观点者的混合体。不过这种大杂烩式的内阁根本无法弥合分裂，加上身体健康的恶化，皮特从1767年3月起就回到巴斯的寓所休养，很少参加内阁会议，几乎退出了政治舞台。最后，政府为了对来自北美殖民地的商品征收进口税决定制定《进口税法》，这引发了内部的分歧直至内阁的公开分裂。1768年10月，皮特再度辞职，反对《进口税法》的格拉夫顿（Grafton）奉命上台组阁。格拉夫顿内阁实际上只是一个过渡政府：此前攻击王权的议员威尔克斯因为在1768年的大选中的反君主及反政府的言论，其多次被逐出下议院并被罚款和监禁。然而皮特却在上议院中大力支持威尔克斯，还斥责政府滥用权利侵害公民自由。因为不堪忍受指责，格拉夫顿于1770年1月宣布辞职。

在乔治三世继位后的十年里，他虽一直追求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忠君政府，但每届政府都是“短命”政府。直到18世纪70年代初，诺斯勋爵（Lord North）（腓特烈·诺斯，Frederick North）凭借其自身的亲和力、辩驳能力，温和的性格、处理经济事务的才能、对王权的尊重，获得了乔治三世的信任，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王之友”政府。诺斯内阁的主要成员是一些反对政党政治、拥护王权的托利党人、议会下院的一些独立成员、低级官员组成。还有相关记载写道：“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始于诺斯勋爵被任命为首相。”

诺斯政府成立后，乔治三世给予了最大的支持，甚至将君主的官职任命权交予其支配。诺斯也非常清楚：只有明白君主意图的首相才是真正的首相。诺斯与乔治三世之间结成了真正同盟：君主利用个人的影响力以及特权支持首相，首相及其领导的内阁也坚定贯彻君主的意志。也正因如此，诺斯领导的“国王之友”政府维持了12年之久。

在诺斯政府执政的12年中，前5年推行的是一种缓和政策。在政治方面，释放了监禁中的威尔克斯，并于1774年允许威尔克斯再次当选议员进入下院，平息了一些激进派的不满。在经济方面，政府推行财政平衡政策；土地税保持不变，对奢侈品开征新税，以逐步缩减高额的国债。在外交方面，政府执行对欧洲的不干涉政策；并为缓和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废除了《进口税法》，仅保留象征性的茶税，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北美局势。

但18世纪70年中后期，北美独立浪潮兴起，其引发的战争也导致了国内政治危机，最终使乔治三世的个人专政统治未能长久。1773年底，发生在波士顿的倾茶案（The Boston Tea Party），使得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迅即激化。乔治三世力促诺斯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进行镇压。诺斯政府不顾辉格党的反对，对北美地区采取高压政策，派出军队镇压“茶党”，引发了面对面的武装冲突。随着大陆会议的召开及《独立宣言》的发布，北美走向了与英国对抗并谋求独立的道路。面对北美时局英国议会内部产生了分歧，多数人与乔治三世一致，认为英国应当诉诸武力，但罗金汉、皮特等辉格党人则反对对北美的高压政策。然而辉格党政治家攻击政府、反对战争的言论开始侵蚀诺斯政府的根基。

随着1777年10月英军在萨拉托加战役中的惨败，使得内阁及议会中的反政府力量开始抬头，不少议员放弃了对政府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1778年诺斯勋爵提出了辞职，但由于乔治三世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继续推进对北美地区的战争政策被乔治三世拒绝了。最后在君主的支持下，诺斯政府摇摇欲坠地又坚持了几年。

为了解决北美战争中的兵员枯竭的问题，英国议会1778年通过了《罗马天主教解放法》，规定天主教徒只须简单向国王宣誓效忠即可参军。这引起新教徒的不满，各地成立了多个以废除该法为目标的“新教联合会”（Protestant Association），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成为伦敦地区联合会的领导人。1779年，英国约克郡乡绅、地主等各阶层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限制王权，反对王权的过度扩张，抵制王权对政府及议会的影响力。一年后这次的请愿活动波及到了全国，有24个郡举行了类似的请愿运动。这也意味着乡绅这支传统上支持王权的力量也加入到了反对派的行列中，大大动摇了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

北美战争一再扭转英国国内政局，1780年初，除了最保守的“国王之友”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站到了君主及其政府的对立面。1780年6月2日戈登在伦敦的圣乔治广场集结了6万名支持者，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他们向威斯敏斯特宫挺进。由于议会在是否接受请愿书的问题上一直拖延不决，导致请愿活动很快演变成一场社会下层参加的暴乱。为了平定暴乱，政府和议会暂时弥合了分歧，调动军队成功平定暴乱。但这场暴乱的发生反映出伦敦下层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民心的丧失加速了诺斯政府的垮台。

1780年的“戈登暴乱”，既是英国社会对议会1778年法案的公然反对，也是对乔治三世复辟专制的全面回击。英国君主立宪制的优势正在逐步显现，君主专制从此开始从英国政治舞台逐步淡出。1781年11月，英军主力在约克镇败降的消息传到国内，英国国内的各社会阶层都极为震惊。最终因乔治三世拒绝停止战争，导致英军在北美战争中遭到全面溃败。北美战争的失败给了诺斯政府最后一击，也使得乔治三世个人失去了统治的社会基础。1782年3月18日，诺斯政府最后垮台，乔治三世只好再次任命罗金汉上台组阁。

新内阁由罗汉金与谢尔本（Sherborne）联合组建，罗金汉在内阁中占主导地位。然而几个月后罗金汉去世，谢尔本成为内阁首相，这引起辉格党中其他派系的不满。1783年，谢尔本政府缔结了关于英美停战的《巴黎和约》，在下议院遭到广泛的质疑。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巴黎和约》的签署、北美殖民地的失去，也使乔治国王的威望被进一步动摇。面对强大的压力，谢尔本内阁最终垮台。随后乔治三世任命波兰特公爵组阁，但实权却在辉格党政治家福克斯和诺斯勋爵的手中。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由此开始走向结束。

1783年12月，波兰特内阁政府提出《印度法》（Indian Bill）草案，要宣传限制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将其对属地的管治权及殖民地官员的任命权转移到英国政府任命的委员会手中。但人们发现这个委员会中大多都是福克斯派和诺斯派的人，其中还有诺斯的儿子。于是在法案提交上议院表决时，乔治三世公开反对，最终《印度法》在君主的强硬表态下被上议院否决。1783年12月18日，在福克斯、诺斯还未做出反应时，乔治三世便宣布解散内阁，几天后便任命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组建内阁。以小威廉·皮特为首的托利党上台，标志着乔治三世后期统治的开始。对于乔治三世来说，他仍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任命政府大臣，议会仍然与王权合作，这些都使英国政治获得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小皮特上台后，乔治三世的政治压力减轻了许多，得以开展更多其他领域的活动：比如在农业上鼓励人们进行技术革新以提高粮食产量；频繁地参与各种公共活动与民众交流；利用闲暇时间陪伴自己的子女等。

1783年之后，乔治三世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但他却日益受到国内民众的爱戴。以王室为中心的仪式、庆典、节日等公众活动广泛流行，国王乔治成为不列颠民族的象征和民众爱国热情的焦点。《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在伦敦剧院上演多达90场以上，并且在19世纪初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视为国歌。1786年之后，乔治三世在媒体中的形象被更多地描绘成一位亲切而朴素的乡间农民。1789年以后，乔治三世则日益被报纸刻画为圣乔治、约翰牛，被看作国家的守护者和象征。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及此前的北美独立战争，都掀起了广泛的思潮激荡，让持有保守主义立场的英国政府感到危机。拿破仑上台后对欧洲的征服，又严重冲击了英国此前建立的欧洲均势体系，1793-1807年之间，乔治三世虽仍处于王位，但已不再实际掌控内阁。以小威廉·皮特为首的英国内阁，在此期间同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等欧洲国家组织了反法联盟，向法国发起挑战。在七次反法联盟后，英国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取得巨大胜利。1813年，英国的维多利亚战役、俄普奥联军的莱比锡战役都给法国造成重创。1815年，法兰西第一帝国瓦解，拿破仑被流放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6月18日，反法联军同法国在滑铁卢进行决战，随后，反法联军终于击败拿破仑。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主导重新构建了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格局——维也纳体系，以维护自己的海上霸权。

乔治三世统治后期逐渐淡出政治，日子比较清闲，开始研究植物学。然而在1788年的一场大病后，乔治三世的身体便每况愈下，精神状态也出现了异常，王后将他转移到伦敦郊区的小镇疗养。在小镇里，乔治三世虽然一度恢复了的神智，但却很难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后来的研究人员从乔治三世出现的脉搏过速、严重皮疹、两眼充血、两脚浮肿、尿呈红色等症状的分析，认为国王得的是一种罕见的卟啉病。1810年，乔治三世开始出现精神错乱，已经不适合统治国家了。于是从1811年开始，乔治三世的长子，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George IV）担任摄政王，处理相关事务。1820年，乔治三世病情加重，最终于1月29日离世，享年82岁。

乔治三世即位后，为实现王权的集中，打击辉格党的势力，组建了一个忠君爱国的“国王之友”政府，想要将权力从辉格党手中强行转移到“国王之友”政府的手上。18世纪60年代，乔治三世先后任命自己的亲信布特伯爵、罗金汉侯爵等人组阁，不断削弱辉格党的势力，强化王权。但他的措施后来招致了辉格党人的反击，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威尔克斯事件”。威尔克斯事件的发生使得人们反感王权的滥用，开始关注制度层面的缺陷和漏洞，被视作英国议会改革运动的开端。

自1764年起，乔治三世为了缓解英国国内的财政危机，先后向美征收糖税和印花税，遭到反抗。1766年，议会废除了对北美的征税法案，但1767年后英国又以《汤森德法》对北美玻璃、茶叶、颜料等征税，引起新一轮的抗议。乔治三世却主导以强硬的态度和政策，他认为北美都是反叛的臣民，应该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彻底摧毁。但因为政府和议会因此产生分歧，首相诺斯采取了怀柔政策，废除《汤森德法》、只保留茶叶税，北美抗议风暴暂时得以平息。

在1773年波士顿倾茶案后，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迅速激化。乔治三世依然让诺斯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他认为“事情已成定局，殖民地或者臣服于我们或者战胜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或者是征服他们，或者是完全放任他们，把他们当外国人看待”。最后，诺斯政府不顾辉格党的反对，派遣军队镇压，对北美采取了高压的政策，最后导致北美武装冲突发生。

乔治三世时期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的发展时期，在对外商业政策中已经融入了自由贸易的思想，但也没有放弃重商主义的宗旨，在东西方则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相对宽容，只要英国人的经济利益不受威胁，就允许当地人保持自己的习俗和文化。作为商业帝国的英国，此时更加看重商业成本和利润，因而不愿意在获得领地方面投入更多。同时乔治三世还认为，北美殖民地人民是的英国公民，所以他们向英国缴税是理所应当的。北美的独立后给英国统治者敲响了警钟，他们开始重申对外商业政策的目的。1792年英国派出使团访华后，坚定了开拓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决心。但在最初的自由贸易中，英国一直无法扭转贸易逆差，最后采用以军事手段为威慑，对中国采用贸易和殖民并行的商业政策，用不正当贸易获取巨额利润。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不仅是英国重要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还是英国通向中国贸易的桥头堡，所以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一直没有放松。

七年战争使得英国的财政负担加重，国债激增。1762年，国债已高达1.41亿英镑，每年利息负担为470万英镑。为解决财政负担，乔治三世同意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解决，这项举措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在北美殖民地增加了“印花税”等，在国内是对苹果酒和梨酒进行税收。之后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1784年英国国债达到2.43亿英镑，年利息达900万英镑，政府每年财政赤字高达200万英镑。乔治三世统治后期，大权旁落至”改革者“小皮特手中。为解决财政问题，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偿债基金，政府每年从收入中划出100万磅用于还债，1786年—1793年英国国债减少了1000万磅。为了增加政府收入，政府通过立法和减少商品进口税的方式打击走私。这些举措极大地改善了英国国内地财政负担。乔治三世统治后期政治影响力虽有所下降，但他本人为促进英国农业改良，不仅在温莎直接从事新型农业的经营，在克佑建立了英国皇家植物园，还为英国引进了美利奴羊，大大提高了英国的羊毛产量。

乔治三世继任国王后，希望能尽快结束皮特内阁参与的七年战争。布特继任首相后，打算抛开盟友与法国单独和谈，但是法方认为当时的形式对法国有利，因而予以拒绝。布特被迫向西班牙进行宣战，英国战舰很快战胜西班牙，不仅夺得了哈瓦那，还攻占了马尼拉。战场形势迫使法国接受和谈，在1763年签订了英法《巴黎和约》。七年战争是英法争夺海外殖民地的高潮，也改变了英法在全球殖民体系的地位。英国大获全胜，获利最多：在北美英国获得了绝对的主导权；在印度英国成为大部分土地的统治者；在西印度群岛英国新获得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多巴哥岛。在非洲英国获得塞内加尔据点。一个重商主义的、世界范围的殖民帝国已经初具雏形。

1773年在波士顿倾茶案后，乔治三世决意继续采用战争来解决问题。1775年4月，英国政府派遣盖奇将军镇压北美的“叛乱”，中部殖民地代表约翰·迪金森起草了《橄榄枝请愿书》，请求国王处理好殖民地的不满情绪以恢复英帝国的和平。但是乔治拒绝了北美殖民地的请愿，还宣布北美处于叛乱状态，随即派兵2.5万到北美镇压起义。1777年10月，殖民地军队在萨拉托加打败英军。此后法国决定与北美殖民地建立同盟关系，西班牙也趁机夺回直布罗陀。1779年，西班牙与法国签订《阿兰惠斯条约》后加入战争，荷兰随后也加入战争。

接下来，英国一方面要对北美殖民地作战，一方面还要派战舰到大西洋、北海、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抵御法、西、荷三国的进攻，作战能力被大大削弱。为了切断北美殖民地的军需供应同时打击法西荷同盟，英国在海上实行封锁。由于英国常常拦截、搜查中立国船只，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等中立国利益，促使丹麦、瑞典、荷兰等国组建了“武装中立同盟”，英国在外交上更处孤立，英国的海上垄断地位也被动摇。1781年10月，康沃利斯率领7000名英军在约克镇向美法联军投降。此后尽管乔治三世仍然坚持战争，但遭到英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国内舆论纷纷认为乔治三世的干预是英国在北美失利的主要原因，乔治三世扩张王权的努力也因此失败。1782年4月，英、美、法、西代表在巴黎召开会议。英国为离间分化美法同盟，力图与交战国单独议和，同时美国为挣脱法国的控制，也愿意与英国直接谈判。1783年9月，美英正式签订《英美凡尔赛和约》。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欧洲均势体系受到冲击。1793年2月1日，英法两国再次进入战争，反法同盟拉开帷幕。然而由于反法同盟内部的勾心斗角使得前六次反法联盟均以失败告终。英国统治阶层非常担心革命会在本国国内传播，于是将国王乔治三世奉为传统与自由的守护者，和凝聚人心抵抗法国入侵的象征。所以各国结成第七次反法联盟后，英国在特拉法尔加战役和维多利亚战役中、俄普奥联军在莱比锡战役中都先后重创法国。1815年，拿破仑被流放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法兰西第一帝国瓦解；6月18日，反法联军同法军在滑铁卢进行决战，反法联军彻底击败了拿破仑。

乔治三世是第一位生长在英格兰的汉诺威国王。这种英格兰的情感归属使得乔治三世在英国外交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他抱有反汉诺威的情绪。汉诺威王朝初期，英国的外部形势并不乐观，在这一时期的英国几乎没有盟友，昔日的朋友奥地利和荷兰也因之前托利党的背叛而心存不满；西班牙也由于英国的不交好行为而怀恨在心；法国也在支持詹姆士党。

长期以来，英法之间的冲突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七年战争后，英法之间的竞争并未就此结束。布特想要缓解双方的关系，但这一想法很难实现。此后，北美殖民地的局势吸引了英国把更多的注意力。1770年爆发的福克兰群岛危机，是七年战争以及独立战争之间，英法最为激烈的一次战争冲突。虽然这一危机在法国的调停下最终平息，但是英国面临的外交孤立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改变。1783年小威廉·皮特出任首相后，基于托利党的和平传统和工业革命的影响，英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改变：以服从于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为主要目标，缓和对外关系。但由于法国依然在威胁均势体系，小皮特对法放弃了缓和政策。直到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才得以重新构建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格局——维也纳体系。

乔治三世在1760年继位后，七年战争仍在继续，乔治三世认为应该尽快结束战争，并在布特担任首相后让其贯彻这一意图。在乔治·格伦维尔担任首相后，国王和首相都将争取更多盟友作为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但在执行层面却非常困难。此后几十年里，英国面临的外交孤立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改变。等到18世纪70年代后，俄、普、奥逐渐成为欧洲外交的主要势力。

英普同盟破裂

在七年战争后期，英国没有顾及普鲁士的感受而与法国单方面签订了和约，而且在签订和约时也未顾及普方利益，这让腓特烈二世对布特感到痛恨并长期指责乔治三世。到了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普鲁士的外交目的是避免战争，因此腓特烈二世竭力避免卷入英法之间的冲突。另外，直到1761年为止的七年战争前期，英国都向普鲁士提供补助金，在战争前4年中，英国每年向普鲁士提供67万英镑补助，这使英国国内债务不断扩大。所以当战争结束后，英国便不再向其他欧洲国家提供补助，以至于俾斯麦后来说：“英国的外交政策是在欧洲寻找肯用自己的身躯维护英国的傻瓜。”所以英普补助金问题也成了双方关系改善的阻碍。以上这些因素，导致英国最后一位盟友——普鲁士也因为利益问题离开英国。

英奥结盟未果

直到1766年，英国都未能在欧洲找到盟友。乔治三世也曾希望与奥地利重新进行合作。但在七年战争中，奥地利曾经是法国的同盟；乔治三世在此期间也反对奥地利皇帝在德意志地区权力的扩大，并为此联合德意志其他邦国进行抵制；另外，战争结束后英国对奥地利地缘价值并不大。历史和现实因素，决定了英奥难以建立联盟。

此外，英国在七年战争之后也曾争取和俄国的联盟，同样由于补助金问题使得联盟未能建立。

英西殖民冲突

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关于殖民地的冲突，在乔治三世时期主要是双方就福克兰群岛（Falkland Islands）主权问题产生的争执。长期以来，在福克兰西部的英国殖民者和东部的西班牙殖民者是不相往来的。但在1767年以后，西班牙要求拔除英国在埃格蒙特港的圆木堡垒和驱逐英国的殖民者，并得到法国的支持。1769年福克兰局势恶化，1770年西班牙两艘战舰登陆艾格蒙特港，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这一事件在欧洲经过发酵后，引发了英国与法、西之间的严重对抗。时任英国首相诺斯公爵最后他接受了法国的调停，开始私下谈判并在最后提出条件：”西班牙为驱逐英国人进行道歉，并恢复英国在福克兰西部地区的地位。作为回报，英国将在以后放弃埃格蒙特港。”法国对此表示认可。

乔治三世是一位艺术赞助者，计划成立国家艺术学院，委托托马斯·阿恩赫詹姆斯·汤姆森创作《统治吧，不列塔尼亚》。而1768年，在乔治三世的倡议和协助下皇家美术学院（英国皇家艺术协会）的成立，艺术家约书亚·雷诺兹担任皇家美术学院的第一位院长并被乔治三世封为爵士。艺术家们经过专业训练，提升了专业水准，让英国艺术能够与欧洲大陆艺术相抗衡。此外，乔治三世为自己塑造了一种形象，这种形象巧妙的将仪式的恢弘同家庭生活结合起来。1780年以前，乔治三世的品味是世界主义式的，他喜好新古典主义设计和法国以及意大利大师，在翻修白金汉宫时，他和宫廷画家本杰明·韦斯特说：“想办法使他们在自己看来是国际化的。”在迁居到温莎城堡后，他的审美发生转变，他让本杰明·韦斯特绘制一系列大幅壁画来彰显英国真实和神话的历史，这一时期的风格是哥特式复兴的体现。

1763年4月，乔治三世在议会开幕演说中称颂布特政府签署的结束七年战争的和平条约是“王室的荣耀，人民的福音”。但是议员威尔克斯却在《苏格兰人报》第45期上发表文章，批评乔治三世的演讲是以“神圣庄严的名誉，认可这最令人厌恶的政策以及最不合理的公共宣言，”是违心的“谎言”、“厚颜无耻的内阁最为寡廉鲜耻的实例”。

1770年威尔克斯事件后，伯克撰文指出，骚动的根本原因是国王权力过度扩张，议会主权遭到侵蚀：“这种影响力将十足的反对者变成了权力的工具，…它使国家的不幸和繁荣同时日益增长；”君主特权“不过是陈旧过时的偏见的产物，已经在它原有的耐力之中形成了不可抗拒的腐败和瓦解的因素。”伯克认为，王权扩张严重侵蚀到议会主权，损害了议会的独立性，破坏了英国的宪政平衡。这是极其危险的。“国王之友”是为私利而聚集起来的小群体或小集团，“目的只是以更高的价格兜售他们相互串通好的邪恶”，“与人民的情感和意愿毫无关系”，一个稳定的政府必须努力谋取“公共福利”，而政府之形成不能来自宗派，必须来源于“政党”，因为“政党是联合组织的团体，旨在根据每个成员都同意的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的利益”。

中国历史学家钱乘旦则认为，“国王之友”派无疑被后来的史学家夸大了。事实上，“国王之友”只是一批与“党人”相对的“忠君爱国者”或“非党派人士”，他们从来就未能组织成一股政治势力，更没有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公认领导人。因此，尽管在乔治三世统治前期的历届政府中都不乏“国王之友”的身影，但单纯的“国王之友”政府却一直到18世纪70年代才建立。

1775年，面对议会内外关于镇压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倾向，罗金汉批判道：“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正在极力促成自身的毁灭，在我看来，除了一定程度的不幸经历以外，恐怕没有什么能让公众普遍地做出正确判断了。”伯克进一步将危机与乔治三世扩张王权联系了起来，他批评说：“为什么国家陷入目前的危机之中？因为我们没有权力。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力？因为过于强大的行政当局已经腐化了宪政中自我调节的力量。”

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特鲁斯洛·亚当斯认为，乔治三世为了挣脱辉格党的束缚，采取了与辉格党人一样的方法，即通过贿赂的方法在下议院进而在内阁组织起了一个多数派。客观上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专制统治，而且使行政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议会的监督。即使乔治三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英国人，甚至是大部分政治家也认为乔治三世没有很好地遵守既定的规则，还试图突破甚至破坏这些规则，最明显的就是他不但下决心光复王权，而且认为自己是在拥护宪法。

钱乘旦就此评价说，乔治三世加强君权、控制政府和削弱议会的做法违背了“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的历史潮流，因此遭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反对，各种力量最终汇合起来，借美国独立的冲击，在18世纪80年代摧毁了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

关于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结束的原因，钱乘旦则从大历史的角度做了点评：“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君主和议会共享权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君主仍是权力的中心。不过此后一系列变故却使王权不断削弱，议会力量不断加强，终致议会主权逐步形成。这一变化体现出英国从君主政治向贵族政治即寡头政治的转变，这种权力重心的下移推动了英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乔治三世试图恢复君主的个人统治，逆转了权力重心下移的趋势，也就违背了“光荣革命”后英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辉格党反对派、激进主义势力、下层民众的联合打击下，以北美独立战争为契机，乔治三世强化个人统治的图谋终究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最终“光荣革命”的成果得到巩固，君主立宪制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又恰逢乾隆生日，乔治三世派乔治·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团队来华，为乾隆贺寿。马戛尔尼在1793年6月21日抵达中国，并在9月14日（农历八月初十）在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参加了万寿庆典。

在此次访华中，乔治三世让使者转交了两封信函，一封是提出希望两方友好往来，派遣常驻使者来庇护侨民。另一封则是写下了想要同清朝互通商贸的愿望，并写下了具体条款，例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一地或多地为贸易口岸；按照俄国的方式在北京设立英国仓库，在京驻设大使馆；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减免货税等等。针对这些要求，乾隆以从未开过先例，不和体制为由拒绝了乔治三世。并写下了两道为后人所熟知的“致英王敕书”，第一道中一段为：“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第二道中有一段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这两段内容曾被引用为乾隆与清廷对西方产物不感兴趣，进而表现得固步自封的证据，然而，近年来的学者们对此说法提出疑虑，珍娜·维雷-汉科在文章《18世纪晚期的中国和西方技术》中表明，不少西方人都记录了乾隆和当时许多中国人对西方产物感兴趣的史实。美国汉学家何伟亚也在《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团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也认为乾隆并非是拒绝西方产物、技术，而是因为使团对赠予的礼物进行了过分的夸耀，因此遭到了乾隆的回击。

1761年，乔治三世与德国公爵的女儿索菲·夏洛特在圣詹姆斯宫皇家礼拜堂结婚。乔治三世还为其妻子购买了白金汉宫作家庭住宅之用，在那里举行了许多宫廷活动。乔治三世与夏洛特公主之间生育了15个孩子（9子6女），其中有13个孩子活到了成年。

乔治三世自1760年继任英王以来，便利用王室恩惠与官员任免权，通过影响议会选举、建立“国王之友”内阁等不断加强王权，从而造成了延续近半个世纪的“辉格优势终结的开始”。因而在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即辉格派史学主宰英国历史学界的时代，乔治三世受到持续的贬低和批评，被指责破坏了英国宪政，企图建立个人专制统治；同样，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失去也归咎于乔治三世的灾难性政策和顽固的性格。对此最为经典的论断当为辉格派史学家乔治·特里维廉（G.M.Trevelyan）在其《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中所写：“乔治三世固执地恢复王权的做法，打破了自光荣革命以来英国宪政的平稳发展，使首相沦为国王的工具，内阁贬为‘国王的仆从’。”随着英国修正派史学的兴起，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人们开始对乔治三世的刻板评价开始质疑。以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为首的史学家们对乔治三世即位初期的政治状况进行重新考察。他们认为，1760年之前英国的王权并未真正失去，只是因为前两任国王较少亲自参与政事而已，所以乔治三世并未过分加强王权与破坏宪政。

在乔治三世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中，引起争议的事情是乔治三世对诺斯勋爵12年的议会支持。乔治三世对议会的支持和他自身倔强的性格，使得他为失去北美13洲殖民地背负骂名。但从当时的商业政策的角度来看，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是有其合理性和可预见性的。英国基于在北美殖民地的商业投资和回报的权衡，英国自始至终都没有积极地企图在政治上控制北美，这也是北美能够独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乔治三世晚年的病症，医生、历史学家中各有看法，争论不休，总体上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国王的病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另一派则认为是一种罕见的内科疾病。维多利亚时代一位史学家约翰·赫尼基·杰西在1867年出版的乔治三世传记中指出：国王是个疯子。这一结论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历史真相。1941年一名叫做古特马赫的医生撰写的《美国最后一位国王：他的精神病行为的解释》让这一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而20世纪60年代的两位英国精神病学家伊妲·麦卡尔平和理查德·亨特则在《乔治三世和一种卟啉症》提出新的医学依据。他们认为，从伴随疾病而出现的症状上，如脉搏过速、严重皮疹、两眼充血、两脚浮肿等等来看，为乔治三世得的应该是罕见的卟啉病，这是卟啉新陈代谢混乱而引起的疾病，在新陈代谢过程中，血液的红色素可以导致大脑的神经系统中毒，这些情况也符合乔治三世的病情。但是因为病痛的反复发作，国王在晚年时期近乎受尽了折磨。在1788年到1801年间再次患病后，1810年乔治变得永久精神错乱。在他统治的最后十年里，他因为不适合统治，他的长子，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从1811年开始担任摄政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