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年（1918年），丰子恺首度发表诗词。

民国八年（1919年），丰子恺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身前往上海，与同学数人发起组织“中华美育会”，编辑出版《美育》杂志，并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图画、音乐、手工艺各科的艺术师范学校——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同年，丰子恺与画会同仁举办第一次作品展。

民国十年（1921年），丰子恺卖祖产，并向姐夫借了四百元钱，到东京展开他的留学生涯。他在东京做短期进修。4个月后，他拉完了三册提琴练习本和几个轻歌剧曲子。美术方面，丰子恺专攻炭笔画。 某日，他在旧书摊上看到《梦二画集·春之卷》，其作者竹久梦二是日本一位自学成功的画家，专攻简笔漫画，自成一家。丰子恺认为，这些画作简直就是“无声的诗”。从竹久梦二的作品中，丰子恺找到了日后美术的途径。丰子恺在日本游学10个月，盘缠用尽后不得已返国。

民国十一年（1922年），丰子恺开始漫画创作。丰子恺平日在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教学之余，从事英、日文的翻译工作。丰子恺创作漫画的动机，先是因校务会议过于无趣之余，他便观察同事不同的姿态，回宿舍后画成图稿，颇觉有趣，便开始尝试其他内容。朱自清与俞平伯合办一份刊物《我们的七月》，他便向丰子恺要了张画，刊登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期刊上。那一幅图画题目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引起在上海办《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的注意。

民国十四年（1925年），《文学周报》开始连续刊载丰子恺的画作，郑振铎给这些画定了“子恺漫画”的标题。画作发表后，一举成名，俞平伯、朱自清、郑振铎、朱光潜等学者都对他推崇不已。其后，丰子恺在《文学周报》上陆续发表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翠拂行人首》等抒情意味浓厚的画作，并冠以“漫画”的题头，自此中国才开始有“漫画”这一名称。丰子恺也成了中国漫画创作的鼻祖。

民国十五年（1926年），创办开明书店。

民国十六年（1927年），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于上海参加创办立达中学（后为立达学园，现为上海市松江区立达中学）。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十一月，丰子恺率全家逃难，从故乡出发，经江西，到达湖南长沙，后迁广西桂林。抗战期间，丰子恺画了很多描写苦难的战争主题的漫画，期盼着胜利的这一天。

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39年到1942年），丰子恺追随西迁中的浙江大学辗转迁移，先后执教于广西宜山和贵州遵义，为浙大师生讲授艺术教育和艺术欣赏等课程。

民国三十年（1941年），在遵义绘成《子恺漫画全集》。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秋，丰子恺到达四川重庆，任教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一年后辞职，在家著述为生。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丰子恺激动不已，特意做了漫画《胜利之夜》，描绘了一家人欢乐的情景，并喝下了久藏的两瓶茅台。抗战胜利以后，丰子恺回到杭州定居。

1949年，丰子恺到香港举行画展，后一直住在上海。

建国以后，丰子恺主要从事翻译俄文与日文的文学作品，并历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

1953年，丰子恺与钱君匋、章锡琛、叶圣陶、黄鸣祥等集资在虎跑后山为弘一大师建造了一座舍利石塔，每年都来祭扫。

1960年，上海市中国画院成立，他担任首任院长。

1961年到1965年，他翻译日本古典名著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幼女丰一吟协助。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漫画天生具有幽默、讽刺、针砭现实的特征，因此，担任美协上海分会主席和上海画院院长的丰子恺，首当其冲地成了上海美术界的讨伐重点。丰子恺蒙受屈辱，背着莫须有的罪名，遭批斗、迫害，摧折他的身心。

1967年，出版《打丰战报》，出版方为“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美术界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专案小组”，八开四版小报。在“批判毒画毒文合辑”一书，批判了《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代画》《元旦小感》《我作了四首诗——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的讲话》《阿咪》等。

“批判毒画毒文合辑”中发表了《丰子恺反革命狰狞面目的大暴露——评〈阿咪〉及其插图》一文，认为丰子恺写两只猫——小白猫“阿咪”和黄猫“猫伯伯”——“是在影射和攻击，是在借题发挥”，“竟至于疯狂到影射、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因为丰子恺写到，他给黄猫起了个名字“猫伯伯”，并且加注道：“伯伯不一定是尊称。我们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称皇帝为‘皇帝伯伯’。”

1973年早秋时节，丰子恺在弟子胡治均的陪伴下，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同年，在秘密的情况下，丰子恺将《护生画集》第六集100幅画稿提早画完，在1979年由广洽法师出版。

1974年1月，丰子恺在家重译日本夏目漱石的短篇小说《旅宿》，这时候，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2月15日，江青等指示中国美术馆举办所谓“黑画展”，批判周恩来组织创作的二百一十五幅出口画，上百名画家受株连（包括丰子恺）。丰子恺不顾“四人帮”的迫害，仍坚持作画，并从事翻译。

1975年8月，丰子恺癌症病发，9月诊断为右叶尖肺癌。后得知胞姐逝世噩耗令病情恶化，同年9月15日12时8分在上海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逝世，享年77岁。

直到1978年6月5日，丰子恺才被平反，书面通知送交长子丰华瞻。1979年6月28日，在上海龙华公墓大厅举行了丰子恺骨灰安放仪式。中共上海市委宣读了为丰子恺彻底平反的决定。

丰子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散文家。民国十四年（1925年），丰子恺与匡互生、朱光潜等在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这期间，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高举“五四”文学革命旗帜，提倡为人生而艺术，主张反映人生、关心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文学原则。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丰子恺写下了大量的随笔，出版过《缘缘堂随笔》《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缘缘堂再笔》《甘美的回忆》《率真集》《缘缘堂续笔》等多本散文集，在现代文学史上自成一格。这些作品大多叙述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和日常接触的人事，行笔朴素自然，风格隽永疏朗，表达了对现实人生的思索，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情趣。丰子恺的散文以一种特有的情调打动了无数读者。

丰子恺的漫画取法民初曾衍东（七道人），兼受日本画家竹久梦二影响，单线平涂，用笔流畅，线条简练，民间色彩浓。特别的是，丰子恺的作品大都不画出脸上五官的表情，而是让看画的人自己推想，引人思索，这成为了丰子恺人物画的一大特色。丰早期漫画多暴露旧社会黑暗，针砭时弊，入木三分。后期常作古诗新画，既幽默，又富哲理。

丰子恺主张艺术要大众化，要现实化，呼吁中国画的画家们走出古代社会。《宇宙风》创刊之际，林语堂先生向丰子恺约稿时说：“你的画可名为人生漫画。”于是，《宇宙风》从第一期开始连载丰子恺的“人生漫画”，每期一题，由四幅构成，从新夫妇、旅客，到商人、医生，画笔触及到了人生的方方面面，既幽默又发人深思。丰子恺把艺术注意力转向周围的日常事务和寻常百姓，这使他的漫画真正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丰子恺以真诚平易的热情将“艺术”融入到寻常生活中，情趣丰盈，内蕴精粹。他在遵循传统诗画观以水墨线条为本质的前提下，融会西方的速写与中国的诗意化，涉笔成趣，形成了既有写实性又有抒情性的绘画风格。他早年多取材现实生活见闻，带有“温情的讽刺”，后期常作古诗新画，尤其喜爱取材儿童题材，勾画出人情世态，意境隽永含蓄而耐人寻味。丰子恺的作品温馨敦厚之中和精神与宁静致远之诗意境界，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独特人格力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丰子恺开始涉足书籍装帧艺术，为大量书籍、期刊设计封面、插图或扉页等，风格独树一帜，成为中国现代装帧史上最为重要的设计家。在他看来，优秀的书籍装帧，必须具备完美的艺术形式与深刻的思想内容相结合。“书籍的装帧，不仅求形式美感，又要能够表达书籍的内容意义，以致内容意义的象征”“这仿佛是书的序言，不过序文是用语言文字表达的，装帧是用形状色彩来表达的。”丰子恺一生装帧设计数百种，往往与绘画相结合，讲究笔情墨趣，有幽默感，充满着诗情，也具有浓郁的装饰趣味。尤其是所作儿童读物封面设计，童趣盎然，画面自然活泼，意境清新优雅，堪称经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丰子恺既承认文艺的“二为”方针，同时也重视人的审美的独立性。1950年，上海美术界召开大会，解放区的同志介绍完解放区的美术情况后，主席米谷请丰子恺讲话，丰子恺说道：“刚才各位同志对绘画的方向道路，为工农兵服务都谈到了，赞颂工农兵，这是必须的。但我认为，过去中国的梅兰竹菊，还是要搞的。因为一天工作很累，晚上回家要休息，梅兰竹菊也不可以抛弃，还有必要。为工农兵（服务）是大拳头，‘四君子’有利于恢复疲劳。”丰子恺先生提倡真正的、高尚的、健全的美，反对虚伪的、卑俗的、病态的美。

1960年，丰子恺被任命为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以高尚的艺品人格和巨大影响力对画院的创建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海派名家云涌的上海画坛，丰子恺像一面旗帜，把众多中国画名家团结到画院周围，并带领画院画师们贯彻“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文艺方针，投入到火热的文化建设中。

丰子恺早年致力音乐教育，长期执教于中小学、师范学校和大学，足遍上海、浙江、桂林、遵义、重庆等地。他注重技艺与育人的结合，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也为当时的音乐教育培养了师资。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丰子恺出版了第一本音乐读物《音乐常识》，音乐教育中心逐渐转向更宽广的社会音乐教育。他笔耕于音乐启蒙与普及教育园地，编译《音乐入门》《生活与音乐》《音乐十课》等三十余种音乐理论书籍，对普及和提高新音乐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以散文笔法讲解诸如乐理、和声、体裁、曲式、乐器、乐队、历史、美学等各方面的音乐知识，语言浅显形象，文字生动流畅，深受社会的普遍欢迎。

作为翻译家的丰子恺一生翻译的著作有三十多部，涉及文学、美术、音乐等领域，译自俄、英、日等语种，包括英国史蒂文生《自杀俱乐部》、俄国屠格涅夫《初恋》《猎人笔记》、日本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紫式部《源氏物语》等文学作品十四部，日本黑田鹏信《艺术概论》、森口多里《美术概论》、门马直卫《音乐概论》和苏联科茹霍夫《学校图画教学》等艺术理论二十三部，促进了艺术教育的普及，也推动了日本文学的译介。1958年，丰子恺撰写《漫谈翻译》，明确表达了翻译的要求。在他看来，翻译既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力求“信、达、雅”，语言自然流畅，为译语读者所接受。尤其是《源氏物语》是国内第一部全译本，填补了日本古代文学名著翻译的空白，译文文体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绝缘说

丰子恺的艺术思想，其最终的精神指向，就是要在艺术的领域，构筑一个对抗现代科技文明的精神世界。这就是他提出的“绝缘说”，以及建立在“绝缘说”思想基础上的关于“艺术生活”的诸多论述。丰子恺说：“所谓绝缘，就是对一种事物的时候，解除事物在世间的一切关系、因果，而孤零地观看。”在丰子恺，“艺术生活”是和“现实生活”相对的一个概念。关于现实世界，丰子恺认为这是一个“充满了顺从、屈服、消沉、悲哀，和诈伪、险恶、卑怯的状态”的世界，一个处处都在“原因结果”之网笼罩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如欲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放，则惟有动用“绝缘”的方法，过一种“艺术的生活”，即“把创作艺术、鉴赏艺术的态度来应用在人生中”，从而使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出艺术的情味来”。

三层楼喻

丰子恺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成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关于丰子恺的哲学基础，丰子恺曾谈道：“《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养成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说‘护生’就是‘护心’。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

现代性反思

在 “文革”时期，丰子恺认为，“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嚣、哭泣等力量，随时可以应用”，“ 他们非但不觉得吃不消，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不，做机器应当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如果不想成为“一架机器”，而恢复到“人”的本来面貌，那么，“暂时脱离尘世”正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与途径，它内蕴的，其实就是要求人们能以一种艺术的眼光来重新看待自己的日常生活，从而消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包括由各种原因造成的“人”的异化。

丰子恺书法把六朝人的经体书法及北魏墓志书法写活了，在运笔中，渗入行书、小草，尤其是章草笔法的自然流露，使原本明显有楷化倾向的笔画少了生硬，多了映带，一如其漫画和行文，风格独特，富有创造性。丰子恺的书风初学欧阳询，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受老师李叔同的影响转学北魏，于《张猛龙碑》《张黑女碑》等用力甚勤。而后又参章草《月仪帖》之风，形成自家风貌。

《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行书七言联》《清波盒》等。

《音乐的常识》、《艺术教育ABC》、《构图法ABC》、《西洋画派十二讲》、《艺术趣味》、《漫画的描法》、《绘画与文学》等。

丰子恺刚到东京时，他随众入了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读了几个星期，嫌进度太慢而辍学，到一所初级英语学校报了名。丰子恺并不想在那儿学英语，而是想听日本老师是怎样用日语讲解英语的。丰子恺英语有基础，知道课文的内容，通过听老师的讲解，窥破了日语会话的门道，日语水平因此而大进，不久就能阅读日本现代文学名著了。

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丰子恺又报了一所英语学校，学了一段，又嫌进度太慢，后来在书店里找到一本英文版的《写生讲义》，里头有详细的注解和日译文，于是便辍了学。丰子恺每晚伏在东京的旅店中自修，限定于几个礼拜之内把书中所有一切生字抄在一张图画纸上，把每个字剪成一块块的纸牌，放在一个匣中。每天晚上，像算命一般向匣子中摸纸牌，温习生字。不久，生字都记熟了。

丰子恺还学习音乐，拉提琴。由于不停地拉琴，丰子恺左手四指练得起了白泡并破裂露出淌水的肉来，但是他还是坚持练。这些手指尖按到细而紧的钢丝弦上，钻心地疼。然而，丰子恺熬过来了，在短短的4个月拉完了三册提琴教本和几个轻歌曲子，学习进度是同学的3倍。

丰子恺进了一所教西洋绘画的私立美术学校，天天画人体素描，接受学院式的训练。1921年春，丰子恺到了东京窥见了些西洋美术的面影，回顾自己的贫乏的才力与境遇，渐渐感到画家的难做，不觉心灰意懒起来。每天上午在某洋画学校里当model休息的时候，总是无聊地燃起一支香烟，反复思量生活的前程，有时窃疑model 与canvas究竟是否达到画家的唯一的途径。于是，调整了留学计划，不再一味守着洋画，而是把更多的时光泡在浅草的歌剧馆、上野的图书馆、东京的博物馆、神田的旧书店等，以及游赏东瀛名胜古迹上。拓宽视野的同时，偶遇了竹久梦二的作品。丰子恺买回竹久梦二的作品后，反复看、仔细琢磨，再从多方面去了解，去寻觅，去研究：梦二的画，构图是西洋的，画趣却是东洋的；形体是西洋的写实，笔法是东洋的，富有诗趣，有丰富的人生滋味，立意新奇；笔法雅秀的题字，简直就是“无声的诗”。这令丰子恺大喜过望，参透绘画三昧，由喜爱转而摹仿。这就是日后独步天下的“子恺漫画”的源头。

丰子恺的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当时有人指出，画中的月亮方向画反了，大家认为画家并非科学家，并未苛责。后来，天文台的专家看了之后，指出画中描绘的是后半夜的新月，并没有错，朋友小聚，尽兴聊到深夜两三点钟，应正是此景。

丰子恺就业于弘一法师，学习美术音乐，他敬仰法师的道德、学问、品质和爱国精神，在思想上、艺术上和信仰上受其影响颇深。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农历），丰子恺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于上海立达学园正式皈依佛教，取法名婴行。丰子恺信仰佛教后，融绘画、诗文与佛教思想于一炉，创作了许多有关佛教的绘画、诗文等文艺作品，受到佛教界的重视。丰子恺信仰佛教后，积极宣扬佛家“戒杀”、“护生”的思想。他为了祝贺弘一法师五十寿辰，绘制护生画五十幅，此即《护生画集》第一集（一九二八年开明书店发行，佛学书局重印分送）。之后，六十岁画六十幅，七十岁画七十幅，预定在百岁冥寿时画一百幅。他先后一共画了四百五十幅护生画（共六集），一九七九年全书在香港印就赠送。这套护生画是根据佛教思想创作的，成为近代佛家的一部艺术作品。丰子恺绘制众多的护生画，绘制佛像，为庙宇撰书对联，1966年他还翻译了日本汤次了荣所著《大乘起信论新释》，自署为“中国一佛教徒无名氏译”，从这些方面看，他虔诚信仰佛教并为之作出了贡献；但观其平时生活，又不为教规所约束。

丰子恺喜欢从日常生活中取材，抗战前在故乡时，他曾画过一个人牵着几只羊，每只羊的颈上都系着一根绳子，画好了挂在墙上，正好被家里挑水的农民看到了，他笑着说：“牵羊的时候，不论几只，只要用一根绳系着带头的那一只，其余的就都跟上来了。”丰子恺听了恍然大悟，感慨：“看来要画好画，不能光凭想象，必须仔细观察事物，还应多向各种各样的人请教。”丰子恺说到做到，有一次为了画一幅背纤图，他事先特地到河边去观察，发现来往货船走在最前面的纤夫大多是倒着走的，经过了解才知道，倒走能掌握航船动向，可以随时通知其他的纤夫改变纤法，丰子恺便根据观察画出了这幅背纤图。

自从画羊得到启发后，丰子恺十分重视对周围事物的观察，为了记下观察所得，他随身带一本自制的速写本，简陋而实用，旁边可以插一枝铅笔，藏一小块橡皮。利用这个速写本，他把捕捉到的可以入画的每一个镜头都画下来。如果画的是人，还不能让他们知道，否则他们的神态态度马上就变得不自然了。这种“偷画”常常给丰子恺带来麻烦，使他遭到怀疑和白眼，所以有时他只好把印象记在心里，回家之后再凭借记忆画出来。

丰子恺的作品在民国时期就有不少“粉丝”，解放前，他曾应邀分别参加了由浙江美协和省民众教育馆举办的画展，结果送去的两幅，被盗一幅。不可思议的是：两次画展唯独丰子恺的画被人偷，据说主办方十分难堪。而当丰子恺得知此事后，感叹万千，欣然提笔给《杭州日报》写了一则启事：

“近来吾参加了两次画展，不断有观者发宠爱之心，将吾画各偷走一幅。偷画与偷书偷花同，非寻常扒手或贪污等可比，既然有人不惜辛苦，不怕冒险，那定是知己！今此特借报纸一角，公开召请窃画人来舍下和谈，并愿为补题上款。”从中可看出人们对丰子恺作品情有独钟。

1938年，丰子恺亲自设计的故乡居所“缘缘堂”毁于日军的炮火，一家人也踏上了逃难的道路。

当时日本军在广西南宁登陆，浙江大学学生、教师扶老携幼，向贵州逃去。丰子恺一家人也加入了逃难的大军，可是丰子恺居然连路上的盘缠钱都没有，艺术家不善理财，家中竟无积蓄，最后是孩子们拿出自己每年一元的压岁钱，凑在一起勉强上路。不过，丰子恺也有自己的办法，每当钱花完了，他就地开一个画展，可以筹集到一些路费接着走。

逃难路上，丰子恺为了一家人也不得不做一些违背自己艺术原则的事情，比如，用画换取搭车，令他痛苦不已。

丰子恺一家人逃到广西河池时，车子不来，被困在当地，大家十分着急，却无计可施，只能呆在旅馆里。正巧有一位赵先生偶然看到丰子恺为旅馆老板题写的一副祝寿对联，知道这里住着大名鼎鼎的画家，便主动上楼攀谈。

赵先生握住丰子恺的手，连称“久仰”，“难得”。原来，他是此地加油站的站长，适才路过旅馆，看见门口晒着红对子，认出是丰子恺笔迹，而墨迹未干，料想一定住在旅馆里，便来访问。听到丰子恺的难处，赵先生慷慨地说：“先生运道太好，明天正好有一辆运油的车子开都匀，如今我让先生先走，途中只说是我眷属是了。”

这天晚上，赵先生拿出一卷纸来，要丰子恺作画。丰子恺事后感叹：“为了交换一辆汽车，我不得不在昏昏灯火之下，用恶劣的纸笔作画，这在艺术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当晚勉力执行了。”

用画作换来珍贵的搭车机会，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幼五人及行李十二件，安全到达目的地都匀，老姐及年长的儿女都已先到了。全家十一人，离散十六天后，在安全地带团聚。当晚丰子恺饮茅台大醉。

次日一早，丰子恺见到比他早到的浙大同事张其昀先生，他幽默地说：“听说你这次逃难很是‘艺术的’ ？”从此，丰子恺“艺术的逃难”就成了亲友口中的一个典故。

1939年，因躲避日寇，丰子恺携家带口，跟随浙江大学西迁，来到贵州遵义，一大家人挤在新城狮子桥南坛巷的一个公寓里。当时，为了教导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于是每周六晚上8点，丰子恺都要召集6个孩子（幼子丰新枚当时不到一岁，所以不参加）开一次“家庭学习会”。不过有趣的是，名为开会，但借用其长女丰陈宝的话说就是：“这个家庭会议不但不严肃紧张，反而温馨又令人向往。”

当时，每到开会的前一天，丰子恺都会提前买上一盒糕点，供孩子们一边开会一边享用。起初，那盒糕点售价五元，于是，丰子恺便将当时的会议定名为“和谐会”。因为用当地的话来说，“和谐”二字的发音与“五元”近似。过了一年多后，物价上涨，要花十元才能买到那盒糕点，于是，丰子恺便风趣地把“和谐会”改名为“慈贤会”，因为“慈贤”二字的读音又与当地的“十元”相近。令人感叹的是，虽然当时身处战乱时期，但丰子恺并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他给家庭学习会取的那些有趣的名字便可见一斑。

在家庭学习会上，除了每次必讲的素质教育外，丰子恺最喜欢给孩子们讲解一些诗词古文，他当时讲的都是诸如李白、苏轼、陶渊明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诗人的作品。有时候，他也会买一些这方面的书籍，让孩子自行阅读，同时还要求他们每周至少能背上一到两篇古诗文。除此之外，在每周的家庭学习会结束后，丰子恺还会让孩子们每人写上一篇会议心得，写好后交由他来点评。

一次，丰子恺的好友、口琴家黄涵秋先生来探望他，谈起有个官商在一次宴会上这样当众评论：“丰子恺专门画那些下等人，什么车夫、苦工、佣人、乡下人，甚至叫花子也上了画，乌七八糟的，简直是亵渎艺术！看来此人很俗气，根本不懂得‘风雅’二字。”

丰子恺听了一笑置之，依然作画如故。他曾经对人说：“我不会又不喜作纯粹的风景画或花卉，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人情味儿或社会问题。”“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痛苦相、悲惨相、残酷相，而为它们写照。”

《最后的吻》用人和狗之间的强烈对比，控诉了旧社会的痛苦生活。当时，有一位女读者在看了以后，写了一封信给丰子恺，说看了此画，悲伤至极，并为此流了许多眼泪。她要求画家赔偿她的眼泪。

后来，丰子恺又画了《人如狗，狗如人》、《鱼游沸水中》等讽刺漫画，一位至亲看了劝他：“这样的画还是少画为妙，免惹是非。”丰子恺苦笑说：“满腹的苦闷与不平，不画出来憋得住吗？也顾不得什么了。”他把这些画集成两本集子《人间相》与《都市相》，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很多读者纷纷给他寄信。一名青年来信诉说他毕业两年以来一直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代人写信，抄佛经，他说：“看了你画的《毕业后》，我深有感触，个人前途渺茫，社会一片黑暗，到哪里去寻求光明呢？”

其实丰子恺对人世间这些伤心的景象也是不愿多画的，他曾说：“对社会上残酷、悲惨、丑恶、黑暗的一面，我的笔不忍描写……”所以他为这些画专门刻了一个章，叫做“速朽之作”，他希望这些画速朽，这些景象快点消灭。

每当丰子恺画这些“速朽之作”的时候，家人总能看到他脸上流露出严峻、悲愤的神色，完成一幅“速朽之作”后，又总是那么忧心忡忡，闷闷不乐。丰子恺的挚友章锡琛先生常说：“子恺是蘸着泪水画出来的呀！”丰子恺常引用苏东坡“恶岁诗人无好语”来比喻，愤愤地声称：“我现在正是恶岁画家。”

1949年4月间，丰子恺正在香港办画展，忽然传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好消息，他兴奋地通宵未眠，谢绝了好友们劝他定居香港的美意，搭上了回上海的末班飞机回到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丰子恺欣喜若狂，他说：“触目惊心的景象一去不返了，我那些速朽之作，也可以宣告‘朽’了，这些景象都变成了过去的噩梦，我真高兴啊！”

家中的大人小孩都知道，丰子恺对自己的速写本视若珍宝，从不离身，有一次家中李妈不当心，把他的衣服带本子都浸到洗衣盆里，正要去洗，他发现速写本不见了，十分着急，立刻发动全家去找。李妈寻到了，忙喊：“小书在这里！”从此“小书”成了速写本的代名词，大家对它也就更当心了。丰子恺的这个习惯一直保存到晚年，一抽屉都是他的速写本。但经过十年动乱，大多荡然无存，唯一留下的一本珍贵的“小书”珍藏在宋菲君（丰子恺外孙）手中。

丰子恺是个童心很重的人，他善于和儿童交流，常醉心在儿童的游戏和生活中，那些看起来司空见惯的儿童生活场景，经过他的细腻观察和独到的手法，一一融于他的画作中。这在他的漫画创作中，占了一定的比重。看见儿童搭积木，他画《建筑的起源》；看到孩子们产生好奇心，他画《研究》《尝试》；孩子们有了喜怒哀乐，他画《花生米不满足》。还有诸如《爸爸不在家的时候》《瞻瞻的脚踏车》……，一幅幅漫画，只撷取生活中极平常的场景，题上画家精心提炼的具有文学素养的句子，便使画面表达出儿童天真、可爱的品质，耐人寻味，画尽纯朴童真。

有一天，丰子恺的孩子阿宝看到凳子光秃秃的四条腿杵在地上，于是就把自己的一双鞋和妹妹的一双新鞋给凳子穿上。正得意时，妈妈一边跑过来一边喊道：“软软的新鞋给你弄脏了！呀！你怎么没穿鞋子站在地上？龌龊了袜子！”这时，丰子恺忙给妈妈使了个眼色，叫她别过去。丰子恺拿起画笔，迅速记录下了这一可爱的瞬间。这就是丰子恺的代表作之一《阿宝两只脚 凳子四只脚》。

丰子恺喜欢听取批评的意见，甚至有时候还会“偷听”。在嘉兴，丰子恺带着女儿去烟雨楼玩，邻座几位游客忽然提到丰子恺的名字，丰子恺示意女儿不要作声，自己却急忙坐到茶客的背后去，偷听他们的议论。其中有人说：“丰子恺画的人真怪，有的没有五官，有的只有两条横线，这难道算是时髦吗？”丰子恺受日本画家梦久竹二的影响，这种画法叫做“有意无笔”，或者“意到笔不到”，以求更加含蓄耐人寻味，留给人遐想的余地。但丰子恺还是吸收了那位茶客的意见，从此在人物的刻画上下了更多的功夫，注意通过生动的姿态来表达没有五官的面部的神情。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小大人》，缘起是他曾看见：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一样。在丰子恺眼中，这样的“小大人”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

丰子恺异常珍视儿童的“天真无邪”，他认真而兴奋地描摹儿童日常生活中那些耐人寻味的平凡琐事，称他们为“全部身心公开的人”。丰子恺对年幼的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他曾作漫画《兼母的父》就是自己的写照，他还经常与孩子们一起搭积木，“乘火车”，教他们唱儿歌。孩子看到书桌上放着苹果想取食，可是手够不着，大人又不在旁边，情急之下，孩子就把书桌的抽斗逐个拉开来，组成了一部小楼梯，爬上去取到了苹果。此情此景，正好被推门进去的丰子恺看到，他惊喜地拿起笔来，把这个可爱的镜头捕捉到他的速写本里去了。

丰子恺曾经写道：“有时候他们要把一杯茶横过来放进抽斗里去，要皮球停在墙壁上，要天停止下雨，要月亮下来……”一般家长会笑孩子们傻，但是在漫画家心中这些都是最动人的题材，他夸赞孩子们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造力”、“惟有孩子才是不受大自然支配，不受社会约束的创造者”，他热烈地赞叹：“孩子们的世界何等广大！”

丰子恺对家里孩子们的种种提问十分重视，总是耐心巧妙地回答他们，直到他们的小心灵满足为止。一次，孩子问：“挂钟为什么会敲响的？时针为什么会走动的？”丰子恺告诉孩子们：“钟里面有机件。”孩子还不满足，他就把挂钟的后盖打开来，指着零件一一讲给孩子们听。

后来学校文理分班，外孙宋菲君既喜欢中文、美术，又热爱数学、物理，拿不定主意，就去征求外公的意见。丰子恺说，我们家学文学外语艺术的多，你的数理成绩这样好，又喜欢天文，不如去考北大学物理。物理不好学，但有志者事竟成。”听了外公的话，宋菲君上了理科班，又如愿以偿地考上北大物理系，最终成为一名物理学家。

1934年的一天，丰子恺带着阿宝在上海南京路散步，在一家公司的家具部看到一件木雕的站立黑人，双手向前平举，手中托着一个小盘，供人放置茶杯或香烟用。丰子恺反感道：“林肯早已宣布了《解放黑奴宣言》，为什么还要造这么个木制黑人来伺候人？”后来，有朋友要送这种家具，丰子恺断然拒绝。

丰子恺笃信佛教，是一位虔诚的居士，一生都苦口婆心地劝人们护生戒杀。他既是受了弘一法师的影响，而更主要的是受了父亲的熏陶。在作为佛教居士之后，更加爱好放生。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相传是释迦牟尼诞生日，佛教徒习惯在这一天放生。丰子恺在每年这一天，买来螺蛳蚬蚌鱼虾，带领子女一同去放生，就是平日，也不时亲自放生。

有一次，为了放生一只鸡，丰子恺专程从自己的家乡浙江桐乡石门湾跑到杭州去，路途遥远，但丰子恺又不忍心把鸡捆绑好之后提着，因为那样会让鸡饱受倒悬之苦。没办法，丰子恺只好撩起自己的长袍，把鸡放在里面包着，轻轻按着以免鸡飞出去。在车站候车的时候，有一名便衣侦探看到丰子恺的衣服鼓鼓囊囊的，举止也十分怪异，竟然疑心丰子恺是小偷。为了最后“侦破”此案，那名便衣侦探竟然一路跟踪到了杭州。等车到达杭州之后，便衣侦探看到车站上迎接丰子恺的一大群人，又看到丰子恺从自己的长袍里拿出来的鸡，这才知道自己判断错误，便上前道歉。听他这么一说，丰子恺等人也哈哈大笑起来。

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五十岁生日，在上海与法师合作《护生画初集》，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作诗，一诗一画，共50幅，马一浮先生作序，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1939年，弘一法师六十岁时，丰子恺作成《护生画续集》60幅，弘一法师题词，由夏丏尊和李圆净作序，1940年出版。此时弘一法师来信，提出他70岁时丰子恺作护生画第三集，80岁时作第四集，90岁时作第五集，100岁时作第六集，此为圆满。丰子恺复信恩师：“世寿所许，定当遵嘱。”弘一法师63岁时圆寂，而丰子恺却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1949年创作了70幅，由香港大法轮书局出版第三集。第四集80幅，1960年由新加坡广洽法师出版。第五集90幅，提前在1965年由新加坡出版。在“文化大革命”中，丰子恺预感到自己的世寿无多，1973年，在秘密的情况下，将护生画集第六集100幅画稿提早画完，在1979年由广洽法师出版。《护生画集》也成为了历史上为人守信的一段佳话。

丰子恺与谢冰莹的第一次结交源于一幅《从军日记》的封面画。1928年秋天，谢冰莹冒昧地写了封信给丰子恺，请他为《从军日记》画一个封面，丰子恺回信一口答应。谢冰莹把这消息告诉春潮书店的夏康农和方抚华两位，他们也高兴得了不得。

两天之后，谢冰莹收到封面了，画的是一群孩子们，手里拿着枪，中间有一个比较高大的骑在马上，很像一个指挥官，帅气十足，而那匹马活像一条狗。夏、方和谢冰莹看了，都笑得合不拢嘴来。“开玩笑，这哪里是子恺先生画的呀？”方抚华说，“不是，是丰子恺先生的爱女软软画的，她才6岁呢，你看丰先生的信。”谢冰莹连忙将信给他们看，原来书名和画，连子恺的签名，全都是软软的杰作。“你喜不喜欢这封面？”夏康农问谢冰莹。“当然喜欢，只要有子恺两字在上面，不论画什么都是好的；何况我最爱小孩儿，幼年时，我真的当过‘司令’，这封面太有趣了，明天我要去江湾，亲自向子恺先生道谢！”谢冰莹回答他。

第二天谢冰莹果真登门拜访，丰子恺给谢冰莹的第一印象丝毫没有大画家的架子，真有些一见如故。谢冰莹谈北伐时的生活，也没考虑丰子恺是否有时间听，反正两人一谈就近两小时。

丰子恺在上海、汉口、成都、台湾，每次举行画展的时候，谢冰莹都会在场，并得以大饱眼福。

1930年至1943年，谢冰莹在西安主编《黄河》月刊，常请丰子恺赐画稿，每次丰子恺都是如期寄来。

1945年，谢冰莹在成都时，正好丰子恺暂住成都，他们见面的机会就较多，有时谢冰莹全家请丰子恺去少城公园喝茶，有时做几样素菜，请丰到家里喝两杯。

1949年春天，丰子恺应邀去台湾展画，谢冰莹与丰子恺又意外重逢。

丰子恺与朱光潜很早就认识。当时，两人都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丰子恺在湖边盖了一座极简单而亦极整洁的平屋。夏丏尊、朱佩弦、刘薰宇、朱光潜都和子恺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聚会。后来丰子恺和朱光潜都离开白马湖，在上海同办立达学园。两人挤住在一条僻窄而又不大干净的小巷里。学校初办，他们奔走筹备，都显得很忙碌。虽然由山林搬到城市，生活比较紧张而窘迫，朱丰二人还保持着嚼豆腐干花生米吃酒的习惯。两人大半都爱好文艺，可是很少拿它来在嘴上谈。酒后有时丰子恺高兴起来了，就拈一张纸作几笔漫画，画后自己木刻，画和刻都在片时中完成，两人传看，心中各自欢喜，也不多加评语，在文艺中领取乐趣。

丰子恺喜欢喝酒，但却不喜欢一大桌子人闹哄哄地围着喝，而喜欢浅斟低酌。这是因为喝酒对丰子恺来说，乃是放松自己情绪的一种方式，“晚酌是每日的一件乐事，是白天笔耕的一种慰劳”。在这里，“酒”超越了它具体的“物的形象”，而拥有相当的精神慰藉的意味。这种精神上的象征意味在晚年的“文革”生活中发挥到了极点。在整个社会“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的政治氛围中，名列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的丰子恺，其个人的活动空间其实已经非常狭小，而灾难则是不断地袭来。这时的他，过的就真的是“禁锢”式的“闲居”生活了。丰子恺是洒脱的，他的精神情绪相对较好。这并非因为他所受到的冲击不够巨大，而是因为他的“闲居”本领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借助于吸烟喝酒这样一些极其普通的生活形式，他部分地消解了现实生活带给他的苦难与紧张。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面对子女们要他戒酒的建议，他也只说“少饮清欢可也”，而拒绝戒酒。有时候，真病到不能喝酒的境地时，他也会在想象中重温酒的滋味，从而在“文化上”保持一种喝酒的生活方式。

丰子恺一生中遭受了两次大劫难。第一次日寇侵略，1937年他离乡背井，过着流浪生活。第二次就是1966年开始的那场“文革”，丰子恺被抄家隔离，关入“牛棚”，挂牌游斗。但豁达乐观的丰子恺很快适应了环境。他自寻慰乐，自我解脱把“牛棚”看作参禅之地，把批斗看成演戏。有次晚上被拉过黄浦江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胡须被造反派剪了，他满不在乎地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丰子恺的斋号叫做“缘缘堂”，给他定名的人是他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由来也很有趣。有一次，弘一法师云游四方的时候住到了丰子恺的家中。丰子恺借机请老师给自己的住所题个斋号。弘一法师没有急着动笔，而是先让丰子恺把自己喜欢的字写到一张一张的小纸片上，丰子恺虽然感到十分惊讶，但还是依老师之言写了不少的字。字写完之后，弘一法师又让丰子恺把小纸片团成一个一个的小球，而后让丰子恺自己去随意挑选――原来是抓阄。丰子恺颇觉新奇，随手选择了两个小球，展开一看，上面的两个字都是“缘”。弘一法师微微一笑，十分高兴地提笔濡墨，写下了“缘缘堂”三个字，丰子恺的斋号由此确定。

在《浙江乡试同年齿录》有载，丰氏其九世祖丰仲颜于明朝末年迁居石门，到丰子恺已是第十代。

上高祖：丰元勳

高祖：丰启嵩

曾祖：丰峻

祖父：丰肇庆

丰𨱑，有记载为丰璜，字斛泉，长于诗文，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乡试时中“举人”。

徐芮荪，崇德县望族，曾任督学。

徐力民，徐芮荪之女。

丰陈宝（1920年-2010年），即是“子恺漫画”中的阿宝。她1945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后来从事中学英语教学。1949年后主要做翻译和编辑工作，先后担任上海音乐出版社、文艺出版社、译文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在音乐和文学翻译出版了18部文学，音乐著作。退休后专事整理、编辑父亲的艺术著作，为研究、传播丰子恺的艺术思想做出了很大贡献。1993年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丰宛音（1921年-2007年），原名麟先，后改林先，1949年以后改为宛音。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退休于上海市行知艺术师范学校。著有《父亲丰子恺轶事》。

丰宁欣（1922年-2010年），为丰子恺三姐丰满之女，因自幼随舅父母长大，视同己出。原名宁馨，小名软软。1945年结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后，一直任数学教师。1958年调入杭州大学任教，任几何教研室主任，主编出版《初等几何》《空间解析几何》等教材。1978年评为副教授，1987年退休。

丰华瞻（1924年-2005年），即“子恺漫画”中的瞻瞻。1945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后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研究院英国文学部留学。回国后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专长英文和比较文学，译著有《格林姆童话全集》《中西诗歌比较》《象征主义》等。

丰元草（1927年-2011年），原名元超。曾就读于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1949年在上海参加人民解放军，1951年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宣传队，后在沈阳部队文工团工作。1955年调音乐出版社，从事音乐编辑工作。合著有《丰子恺传》。

丰一吟（1929年-2021年），原名一宁。1948年毕业于国立艺专（中国美院前身）应用美术系。后跟父亲自学俄语，曾任职上海编译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调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外国文学研究室。译有《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帮父亲助译《源氏物语》。退休后专事整理研究父亲生平及著作。著有《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我与爸爸丰子恺》《天于我相当厚》等。与大姐丰陈宝编辑出版了《丰子恺文集》《丰子恺漫画全集》等。同时还继承父亲画风，创作了大量丰派书画作品。1995年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丰新枚（1938年-2005年），出生于逃难途中的桂林，故取名新枚。1960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又到上海科技大学外语部攻读英语。获中科院情报研究所高级理学硕士学位，通晓多国语言。也喜爱文学，尤好诗词。曾任香港永新专利代理有限公司高级经理。

丰羽，丰子恺幼子丰新枚之子。

现任上海丰子恺研究会 理事、 执行会长；丰子恺国际文化交流协会（香港注册）理事；丰子恺基金会（香港注册）理事长。致力于弘扬丰子恺先生文化艺术，分享、传播丰子恺先生作品及匠心精神，丰子恺海内外文化交流活动主要负责人。

宋雪君，原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师，校信息办主任。童年与青年时代，他一直生活在外公丰子恺的身边，深受其影响。丰子恺离世后，他长期从事丰子恺艺术研究，学习丰子恺字画。

张宗祥。张宗祥比丰子恺年长16岁，比丰子恺的父亲丰鐄小16岁。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时，20岁的张宗祥与36岁的丰鐄成了同科“举人”，榜发以后，丰氏族人雇快艇将两人一同接回，在石门湾设宴庆贺。其后两年，张宗祥与丰鐄时有往来。1914年，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张宗祥则在这所学校任过教。丰子恺称张宗祥为“年伯”，张宗祥称丰子恺为“年世兄”则是“世交”的谦称。

朱光潜、朱自清。

钱君匋、胡治均。

丰子恺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走出来，经历了战火和硝烟，并以满腔热情自觉投身到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中，同时，他从那个年代开始，用美术担负美术家的责任；1949年建国后，他又走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事业的开拓、建设、发展和革新的道路，并为此奋斗和奉献了一生，创作了许多精品力作，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面貌，并与思想、情怀、技艺融为一体，不忘初心、永远前行，是现代中国美术事业的开辟者和奠基人，并深深的影响了至今的几代人。（新华网报道）

“虽然是疏朗的几道笔痕，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郑振铎 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他的画里有诗意，有谐趣，有悲天悯人的意味；它有时使你置身市尘，也有时使你啼笑皆非，肃然起敬……他的画极家常，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却于平实中寓深永之致。”（朱光潜 评）

“丰先生的画，以古诗词为题材，人物打扮是现代人，这是他的创造。”（叶圣陶 评）

“你（丰子恺）的画可名为人生漫画。”（林语堂 评）

“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朱自清 序评）

“丰子恺漫画的影响广泛源于他深厚的绘画功底和一颗细腻而慈爱的心，所以他的画虽简单但十分传神，直指人心底最柔软的那一部分，让人产生发自内心的认同和共鸣，说他为近现代佛教漫画的奠基人一点也不为过。”（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奉祯）

“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郁达夫 评）

“为了崇拜他，爱好他的画，不揣冒昧地写了封信给他，请他为拙作《从军日记》画一个封面，他回答一口答应了……丰子恺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仁慈、和蔼、谦恭有礼，丝毫没有大画家的架子，我们真是一见如故。”（谢冰莹 评）

“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巴金 评）

“丰子恺的书法一如他的漫画和行文，风格独特，富有创造性。读者无需细察姓名，即能辨认出丰先生的‘庐山真面目’来。”（沈定庵 评）

“近代中国慢慢也有一些描写儿童好的作品了。如丰子恺、老舍、张天翼、叶圣陶诸先生都曾在这上面努力过，努力最大而成绩也多的算是丰子恺先生。他为儿童写了不少有用的书，如《少年美术故事》之类，他的写法非常圆润自然。”（凌叔华 评）

“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作品，给人以无比的亲切感，以及感动的精神力量，它可观、可读、可品，不仅有画的隽美、诗的情韵，而且有文的节奏，像是在讲故事，不紧不慢、娓娓道来，令人沉醉、着迷。所以他的漫画作品，观之使人明目，读之使人畅怀，品之使人醒脑、舒心。我始终认为，先生的作品是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最为精彩、最为生动的一部美育教材，而且这部教材既对孩子的成长有益，也对成年人有着启发智慧、滋润心灵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王进玉 评）

中国现代文艺史上，有许多名家，丰子恺是其中十分特别的一位，如果少了他，中国现代文化的生态，将因此而大大失衡。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通才，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翻译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为中国现代的美育事业立下汗马功劳，更因为，他是一个禀赋奇异、风骨高迈的传奇性人物，用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的话说，他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李兆忠 评）

“丰子恺先生是浙大西迁教师群体的一个代表。”（浙江大学副校长 罗卫东 评）

丰子恺纪念馆位于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丰子恺故居“缘缘堂”和丰子恺漫画馆。故居“缘缘堂”始建于1933年春，由丰子恺先生亲自设计，采用黑瓦彩墙的江南民居风格。1938年曾毁于日军炮火，1985年恢复原貌。丰子恺漫画馆在1998年建于“缘缘堂”东侧，总面积820平方米，院子中间立有丰子恺石雕像。丰子恺纪念馆是全国唯一的一家专职漫画馆，2012年被评为省级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2020年，国家天文台提出将小行星1998VV35命名为“丰子恺星”的申请，获得了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该星于1998年11月9日由国家天文台发现，这天恰逢丰子恺先生诞辰100周年，而该星国际编号后四位9811，也正与丰子恺先生的出生年月（1898年11月）完全相符。

2022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筹备的《丰子恺译文手稿：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推出，本书由中国现代著名书画家丰子恺所翻译的《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落洼物语》三部日本物语手稿汇编而成，也是这三卷译文手稿的首度面世。

2023年5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其作品一律不准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