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

更新时间:2023-04-26 18:53

“两个凡是”指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又延续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阻挠拨乱反正的进行。它违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原理,违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1977年5月24日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历史背景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了中宣部的汇报时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要避开不说。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

两个凡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过了当时的政治局同意。“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

社会影响

这篇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提出后,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坚决反对,并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人民网)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码。)这封信经中央转发,对于在全党范围内削减“两个凡是”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39页)

评论分析

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历史和政治的原因:

1.刚刚解决“四人帮”等问题,全国上下仍有部分“左”的思想潮流,提出“两个凡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2.当时华国锋本人的思想理论体系仍然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这个理论路线的;

3.受个人资历限制,华国锋本人作为“一个过渡”(邓小平语),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只能“照过去方针办”(毛泽东临终前对华国锋的指示);

4.作为一种政治宣言,“两个凡是”表现了华国锋接班的“正统地位”;

5.当时存在一些党内人士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了迷信的地步,对毛泽东的一言一句都视为真理。

邓小平在讨论中占主动地位,并最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赢得了大多数在文革中被打倒,受迫害和牵连的老一辈政治家的支持,邓小平掌权后,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该方针被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务实观点所取代。

相关信息

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

“文革”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四人帮”的倒台,让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然而,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神学信条,也就是说必须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党中央的信中,他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谓“准确”、“完整”,就是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看待,强调着重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搞断章取义和“句句是真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为批判“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在全会闭幕时发言,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陈云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撰文纪念。他们在文章中响应邓小平的主张,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聂荣臻指出: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的检验。陈云也在文中写道: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全党都在思索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迷障,胡耀邦走在了最前沿

1977年3月,胡耀邦受命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底,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为研究“文革”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现实中和理论中的难题。胡耀邦听取汇报后,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他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由孙长江定稿,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立即向全国播发。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坐不住了,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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