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皇帝的决策总牵引着国家政策的执行。影响皇帝决策的因素有两个：皇帝个人的主观判断以及身边信臣的意见。北魏太武帝“虽重佛教，但自幼已讽诵老庄”；北周武帝虽然很“民主”地举行了七次辩论，最终选择灭佛、道两教，“企图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会融三教”，实则把儒道两教纳入儒家体系之中；唐武宗则迷恋“长生”偏术，对道术是情有独钟；五代的周世宗则是以崇尚儒教为主。由此可见，皇帝的个人偏好是影响皇帝主观判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便是“不知而作”，由于皇帝本人对佛教的不知，才导致自己的立场受他者左右，北魏太武帝便是不深悉教义，听信崔浩，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当然，身边信臣的煽动也是影响皇帝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北周武帝，起初并没有痛恨佛教，态度的转变，实则也受道教徒积极的活动影响，其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卫元嵩以及道士张宾的言论活动。还有一些社会上的道教徒或者其它人散布谣言，对皇帝的心理同样会产生影响。

其次，当时社会的现实环境对实施灭佛政策的推动作用。太武帝时，“会帝讨盖吴。至长安，偶入佛寺，从者见沙门室有兵器，出告于帝。帝怒，命有司诛之……四方悉如长安法，烧寺舍经像，悉杀僧尼”。由此可见，除了崔浩的言论以及佛教自身缺陷造成不良后果以外，北魏太武帝灭佛的社会现实环境还有：第一，北魏太武帝讨伐盖吴，需要稳定的兵源与财源。第二，偶然间发现藏有兵器，有造反的嫌疑。

北魏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入主中原后，为了统治多数的汉族人，大力推广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的佛教，太武帝即位之初也是如此。佛教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北魏政权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由于佛教组织膨胀，有些佛教徒甚至走出佛门，反对北魏的统治，使“王法废而不行”，特别是盖吴起义爆发后，太武帝认为佛教僧侣与叛军通谋，企图谋反，这成为其灭佛的最主要原因。另外，虽然当时寺庙和僧侣的数量还相对较少，但随着寺院经济的持续膨胀和出家人口的不断增加，国家的税源和兵源不断减少。因为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僧侣又不用纳税，且信佛出家者不断增多，限制了人口的增长。因此，志在统一全国的太武帝，在道士寇谦之、信奉道教的重臣崔浩的影响下，转变了崇佛的态度，下令灭佛。

太武帝的灭佛，前后共有三次大的举动。第一次是在太延五年（439年）。这一年，太武帝远征凉州，将三万余户凉州居民迁于京师。因凉州居民世信佛教，致使京师沙门大增。于是，太武帝下诏，将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沙门悉数罢黜。第二次是在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这一年，因沙门妖言惑众，太武帝下诏禁止王公和百姓私养沙门。第三次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因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起义，太武帝亲率军队前去镇压。当军队经过长安时，在一所寺院中发现了兵器，太武帝怀疑僧侣与叛军通谋，于是下令诛杀寺中僧人。随后，在查抄寺院财产时，又发现酿酒器具和大量财物及藏匿妇女的“淫室”。太武帝得知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诛杀僧人。

太武帝灭佛是四次灭佛事件中最为血腥残酷的，不仅坑杀所有僧人，毁坏佛像，而且对信仰佛教，制造泥、铜等各种佛像的人，也要屠杀，致使“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北周武帝宇文邕即位之初，北方僧尼人数逾300万，寺院4万余所，由于僧尼享有免税的特权，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另外，自北魏至北周，北方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已逐渐汉化，崇尚儒学的周武帝更是以汉族自居，取缔佛教，避免胡族信奉胡教之嫌，确保其华夏正统的形象，成为其灭佛的另一原因。于是，在道士张宾的进言下，周武帝下令禁断佛教。

周武帝的灭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抑佛。天和元年（566年）五月和三年八月，周武帝先后两次召集百官、僧侣、道士等于大殿，亲自为其讲解《礼记》，想利用儒学来改造佛、道二教。天和四年二月，周武帝再次召集众人讨论佛、道教义，此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佛教方面的，其抑佛意图更加明显。建德二年（573年），周武帝第三次大讨论儒、释、道问题，定三教次序，“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其抑佛意图公开化。然后便是灭佛，建德三年（574年），周武帝下令禁断佛教，毁坏、没收寺院，焚毁经像，勒令僧尼还俗。六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下令在北齐旧境内继续禁断佛教，致使许多僧人逃往南方。宣政二年（578年），周武帝死于北征路上，朝政由外戚杨坚（541—604年）把持，他下令允许佛教流行，灭佛运动结束。

周武帝的灭佛是四次灭佛运动中最为积极的一次，大大开拓了国家的税源和兵源，增强了国力，为不久后隋统一全国打下了雄厚的基础。但对佛教的打击也是极其沉重的，虽没杀人流血，但大量寺院及其财产被没收，经像被毁，大批僧侣被还俗，佛教失去了发展的经济因素。

唐代，君主们的提倡和玄奘天竺取经后的大力宣讲，佛教再次大为发展。唐武宗李炎即位之初，僧尼人数近30万，寺院近5万座。日渐壮大的僧侣队伍，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在朝廷内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显官贵爵，有的甚至被封为将军，参与国家军事机密。还有僧人与权贵交往密切，气焰极为嚣张，作奸犯科，“（出家人）殖货营生，仗亲树党，蓄妻养子”。另外，唐武宗对道教的痴迷，也成为其灭佛的一个原因。于是，在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人的进言及宰相李德裕的参与下，唐武宗下令灭佛。

唐武宗的灭佛运动，也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先是限佛。会昌二年（842年），武宗下令天下僧尼凡有特长技艺，或有犯罪前科、违戒者，全部勒令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如果僧尼心痛其财产，但情愿还俗者，可不没收其财产，但要成为编户齐民，纳税服役。接着，唐武宗又下令禁止朝廷向寺院布施，同时禁止佛寺接受社会捐献，在经济上开始限佛，限佛也开始转变为灭佛。会昌四年七月，唐武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拆毁那些房屋不到200间，没有敕令的全部寺院、兰若、佛堂等，勒令其僧尼全部还俗。同时，拆毁长安城内一些大的佛寺，灭佛运动全面展开。次年，灭佛运动达到高潮。三月，敕令天下寺院不许建置庄园，并勘检寺院、僧尼、奴婢及其财产，勒令僧尼40岁以下者悉数还俗。四月，灭佛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僧尼5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50岁以上、手续不全者，也要全部还俗。唐武宗逝世后，唐宣宗即位，下令恢复佛教，灭佛运动结束。

因为唐朝是全国性的统一王朝，所以唐武宗的灭佛运动，在四次灭佛运动中对佛教的打击是最沉重的。4个月时间内，共拆除大的寺院1600余所，小的寺院4万多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没收良田数十万顷。另外，还把15万寺院奴婢释收为两税户。佛教经典大量被毁，极盛一时的中华佛家八宗，除禅宗外，也都日薄西山了。

后周世宗时的佛教，虽经过唐武宗灭佛运动的沉重打击，但在社会中仍有一定的势力。社会上大量有用之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剃度出家，造成国家人才的流失。周世宗灭佛的原因之一，便是要将佛教徒中这部分有用之人发掘出来，为其所用。另外，一些佛教徒的奢侈生活，造成了国家财富的大量浪费，与世宗富国强兵的战略相违背，必然遭到他的反对。

后周世宗的灭佛运动，吸取了前期的经验教训，采取更加理性的措施。显德二年（955年），世宗正式下令灭佛，主要措施如下：第一，禁止私度僧尼，严禁奴婢、罪犯等出家，废除所有无敕寺院，不允许新建寺院。第二，僧尼中有怀才抱器、年少骁勇者，若想出仕任官、从军报国者，可以申请应试，朝廷量其才而用。第三，革除佛教中的一些旧弊端，对有些僧尼采取的烧臂炼指、钉截手足等毁坏身体的做法，一律禁止。而那些用于蛊惑人心的旁门左道、妖幻之术，也一并禁止。第四，没收民间铜器佛像，用以铸钱，克服国家钱荒困难。第五，每年造僧帐两册，将寺院僧尼数目报告中央，僧尼凡帐籍内无名者，均令还俗。显德六年，世宗死于北征途中，赵匡胤（927—976年）夺取政权，建立宋朝，下令恢复佛教，灭佛运动结束。

后周世宗的灭佛运动，在推动富国强兵政策实施的同时，也打击了佛教的发展。尽管采取了比较理性的灭佛手段，废寺汰僧的数量（据考证）也只有3000余所、7万余人，但早已元气大伤、经不起折腾的佛教，无可挽回地走上了衰败之路。

“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在加速了国家统一或振兴的同时，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沉重打击了中国佛教。在四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寺庙被拆，经像被毁，僧侣或被杀戮，或被还俗，中国佛教自此走上了衰败之路。其次，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佛教创于印度，其文化背景与民族特性与中国大为不同。佛教初传中国时，只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很难被国人所接受。四次灭佛之后，佛教开始主动与儒、道融合，逐渐承认儒家的纲常伦理，开始向世俗王权低头，并接纳了道教中的相关思想。

一、顺应国家政治体制，服从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从佛教的世界观而言，佛教徒生于斯长于此，就要顺应“依报环境”。从现实层面而言，就是遵循“爱国爱教”理念。如果偏离了这个轨迹，只会引发危机，使佛教及其僧团组织处于危险的境地。服从政府的管理，是佛教僧团组织在世间立足和延续的根本保证，佛教僧团不应以信仰的名义脱离制度约束，不应以修行的名义脱离社会规范，不应以清净的名义脱离世俗环境。

修行并不代表僧人可以充当“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自了汉”。佛教徒是国家的一分子，应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体系当中，而这也是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保证；而且佛教界可以通过政协等组织渠道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佛教僧人以隐忍修行、安分守己为主旨。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违逆现象，不怨天尤人，坦荡面对，即是一种心性的考验和境界的升华。因此，佛教僧人既要践行出家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六根清净、心无挂碍为导向，又要以般若智慧洞察世事，以大局为重，维护社会的安宁和稳定。

二、加强僧团的规范化建设，维护佛教道场的纯洁性。

相对于社会的其他公共设施，寺院属于清净之地。寺院是僧俗两众弟子礼佛拜忏、参禅悟道的修行道场，理应维护好，因此必须正本清源，保持佛教寺院固有的纯洁性。

加强僧团的自身建设，引导其规范化运行，是千百年来佛教界关切的重大课题。时至今日，更应该予以高度重视。当今时代，随着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佛教的运行状态也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着改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对僧人素质的特别关注。“僧团稳，佛教才能稳。”故而，明确和延续佛教的传统仪轨，规范执行佛教徒的基本行为准则等问题，是佛教健康发展的主攻方向。佛教界应该大力宣扬“六和敬”的精神，将其贯穿于日常生活当中，创造和谐有序的团队氛围。在安守本分、维护自身纯洁性的同时，以自己的模范言行，树立榜样，进而引领大众完善人格，共同趋向完美境界。具体到大众生活层面：一方面，要做到不干预、不贬斥世俗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要以自度度人的菩萨道精神，参与社会慈善公益，传递正能量，消除社会关于僧人自私、消极、无所作为的偏见。

三、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恪守佛教戒律。

作为僧人，首先要明确自己是国家公民，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此外，还要以佛子的“特殊身份”，严守戒律，自尊自爱，以谦逊姿态低调做人。历史上法难事件的诱发，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僧团组织自我膨胀而引起了朝野的不满和愤懑。唐武宗曾说，当时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如此偏离佛教初心之因，焉有不被取缔整治的果？

对僧人的管理不能仅仅依赖程序化的仪式或宣教。在僧人皈依、持戒、惩戒、迁单等环节上，一定要执行最严格的标准。对僧人的接纳与选拔，一定要坚持任人唯贤，宁缺毋滥。保持僧团的风清气正、一尘不染，纠正长期以来社会对佛教风气和僧侣素质的消极评价，任重而道远。

四、秉持兼容并蓄的人文理念，理性对待文化差异。

佛教源于古印度，又经与中华文明的交汇融合而具有中国特色。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洗礼，已在中华大地茁壮成长。佛教徒更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如法如律、崇尚传统的同时，把佛教的传统理念现代化，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潮，是这一代人的使命，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弘法利生是佛教僧人的职责所在，不为私利、不求回报，只为履行本分。然而，弘扬佛法的目的是慈悲大众、济世利人，因此要随顺民意，循循善诱，不能“强买强卖”“唯我独尊”。在当下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的新时代，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是没有主次优劣的平等并行，不但可以和谐共处，而且应该互相借鉴。